十一前的北京（看中国配图)
在现有权力结构的导演下，一个规模巨大的仪式即将在北京上演。官方媒体是这样来描绘的："千万的北京市民和祥瑞的千年古都，正以前所未有的新面貌新气象，喜迎即将到来的六十年大庆。"根据有关报导，这次官方采取的安保措施之严密甚至超过了北京奥运会，北京已经与周边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山西、山东六省区共同签署一份加强十一安保的"护城河"工程，同时北京市政府将发动80万市民参加安保。
再浏览近期的主要网站，"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大红横幅挂在网站醒目的位置，各种宣传60年来成就，展现国力强盛的专题已呈泛滥之势。于此同时，网络封锁更加变本加厉：许多持有独立立场的网站被关闭，主要门户网站的新闻评论功能被取消，一些知名评论家的博客被取缔。新闻办更是直接通知各大新闻网站，封杀那些专业倾向明显的平面媒体，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等的文章一律不能刊登，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新闻。
在网上《公民》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为了营造中共建政60周年喜庆氛围，党主导下的权力机器已经近乎无所不用之极。
文章说，从正常的角度，很难理解一个本应是民众积极参与庆祝的仪式，当局却要采取这种视民如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极端防范措施。这种严防死守状态下的庆祝仪式，还会给人们什么荣誉感吗？说实在的，普通民众真的觉得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吗？！当然在中共的政治情境中，重大仪式背后，往往包含了权力斗争、利益分配等特别的政治意图，而这种黑箱操作最怕的就是公众的关注和参与，因此采取措施压制公众的声音和参与或许也并不奇怪。
而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刻意制造出来的紧张到骨子里的"喜庆氛围"恰恰表明了由于政治合法性的缺失，权力阶层内心的恐惧，他们必须要通过特定的仪式和话语体系，以不断重复的方式来迷惑公众，塑造公众心理，掩盖缺乏合法性带来的恐惧感。在那些信息完全被封闭的地方，比如朝鲜或者古巴，这种经常举行的极权主义仪式就是对公众常态化的集体催眠。不过，由于多年以来观念的演进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催眠仪式，已经很难再对中国公众心理形成操控。50周年大庆的时候，李慎之先生以其"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名篇引发了广泛共鸣，表达了社会独立意识的增长。即将到来的中共60周年大庆，耗资更大，动员规模更广泛，阅兵仪式更加雄伟，数十万群众照样欢呼。但是在面对一个崛起中的公民社会的时候，这种盛大仪式已经很难制造公共认同，一个日益衰败的后权威政体的尴尬已经无法掩饰。一句广为流传的嘲讽："与其这么费事，不如把60周年大庆外包给朝鲜" 就道尽了公民社会对这种仪式的厌恶。
不过，有句俗话是，当局者迷。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在长期特定观念的灌输下，当局者自己被权力导演出来的假象所迷惑，万民敬仰的图景掩盖了真实世界中深刻的矛盾。威权体制晚期的这种结构性失灵让人惊诧，却又是非常普遍。通过这次十一仪式安排本身，也表明了威权体制在一个政治僵局中越陷越深。在历史事实上，当局颠倒黑白，掩盖了60年以来极权统治带来的灾难；在政治价值上，当局继续坚持自相矛盾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拒绝普世价值；在政治运作上，当局继续垄断权力，堵塞公民参与渠道；在政治前景上，当局继续鸵鸟主义，并打压民间对政治民主化的探寻。而作为这些矛盾的表现，中国社会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那就是政治结构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而政治结构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强，对公民社会的打压也越来越严厉。
如何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重新塑造公民社会和权力结构的关系，建立现代社会的政治秩序，没有给定的路径，僵局的打破依赖于参与演变进程的各种力量的博弈。在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的各种力量责任重大，大有可为。
而另一篇文章，木然的"如何看待公信力降低"？则是认为，《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公信力的概念源于英文词 Accountability，意指为某一件事进行报告、解释和辩护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并接受质询。公信力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系统信任，同时也是公共权威的真实表达，属政治伦理范畴。
盲目信任要付出成本，要冒风险，要付出代价。想当年，一首《东方红》红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歌词唱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正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极端信任，才使毛泽东的权力漫无边际，才使毛泽东发动了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如果人们对毛泽东不太信任，对毛泽东有些怀疑，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可能还会搞，但时间不会那么长，死人不会那么多，经济不会那么崩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反右搞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因为人们的怀疑和不信任而半途而废,继后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不会发生。盲目信任助长了权力的滥用，盲目信任坏了别人也毁了自已，甚至会失去自己的生命。盲目信任是建立专制政治的心理基础和政治伦理。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民主政治就是不信任政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是自私的，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政治家也具有一般的人性，自私的人性进入政治领域也好不到哪里去，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会最大限度地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是不可信任的，必须设计一种制度规则来限制他们的权力，使他们在制度规则下行使权力。公共选择理论由对人的不信任转求制度，由对政治家的不信任转化为对制度的信任，从而为民主制度的设计提供了较好的路径。
最近一段时间，人们通过社会调查，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都会感觉到群众对政府不信任，政府的公信力在降低，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忧心如焚，有人忧心忡忡。乐之忧之各有各的道理，但却不是全部的道理，只是部分的道理，还有部分的道理在于，公信力降低是民主意识提高的表现，是权利意识的表现。其不信任的背后，还是有民主的诉求的。
人们对中共官员的不信任是由以下几个方面造成的：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政府与民众总也想不到一起，政府追求强国梦，追求GDP，民众追求生活质量。政府讲长远利益，民众讲的是眼前利益。甚至是不是有长远利益只有鬼才知道；政府不兑现承诺；政府不断侵权，民众要求维权；政府与民争利。民众要求民主，政府讲假民主，明明人民当不了家作不了主，即使在民主社会里人民也当不了家作不了主。政府偏说人民当家作主，试想普选都没有，人民手中无选票能当家作主吗？把人民抬到神圣地位的目的就是制止实行一人一票的真民主。民主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因为简单，才能普及。
不可否认，公信力降低是一种危机，危机就是有危险有机会。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的实质是对政府某些官员的不信任，而不是对所有官员的不信任，更不是对制度的不信任。否则就可能会有革命、有暴力、有流血、有牺牲、有暗杀。就不会有上访，就不会有游行、示威等行为。他们不相信某些官员，他们还是相信这个制度的，如果对政府官员的不信任转化为对民主制度的探求，通过制度改进化解对政府官员的不信任从而达到对制度的信任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如前所述，民主制度里的民众对政府官员更不信任，但因为民众的表达渠道是畅通的，使得这种不信任得以消解。他们可以通过宪法和法律、宪政、质询、弹劾等手段使官员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通过媒体把尼克松轰下台，可以使克林顿的拉链门关上，并向全美国人民道歉，可以使奥巴马一杯啤酒释前嫌。还可以通过选举选出新一轮政府，让原来的政府靠边站。最近日本的自民党政府下台民主党上台又给日本的官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民主理论和实践课，中国政府官员通过媒体也当了一次旁听生。
通过经济绩效让民众重新确立信任，通过民族主义重新确立信任，通过宣传历史的丰功伟绩来确立自己的信任，这只不过是转移矛盾的藉口，是把矛盾累积起来的美妙说辞，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社会庸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