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它们具有代表性，是因为近年来此类事件日益增多，多如牛毛，大家只要网上点击，既可尽见，不必赘述。目前中国已成为殴打，拘押，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在全国各地，不论城乡，不论国内记者，还是海外记者，都成了无保障高风险的职业人士。因此用清末诗人龚自珍的诗句"万马齐喑究可哀"来形容他们的处境，最为恰当。相反的是，这次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觉醒，历来噤若寒蝉的新闻界同仁，大有集体发声不服管的气势，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义举，与其说是事件经历者本身的自然反应，不如说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悄然变化的预警信号。
古人诗曰：春江水暖鸭先知。新闻记者是中国知识精英中最敏感的一个群体，当他们遭受一党执政制度的无情打压时，通常情况下是退避三舍，明哲保身，六四以来情况尤为明显。然而，胡舒立和姚海鹰不同，前者消极抵抗，后者奋力拼搏，这似乎也是其人应有的本能的自卫反应，但引人注目的东西不在这里，在于他们周围的其它同事的态度，心情与行动，现在这些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不妨看看姚海鹰事件曝光后的几个细节：
检察院在传唤记者的"询问通知书"中写道：兹因《一起"侵犯商业秘密"事件调查》的报道。而文件编号上，竟赫然写着 "纪、贪"字样，这足以表明，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是将一篇新闻报道作为立案调查记者的依据，并将记者视为"纪检、贪污"犯罪嫌疑人员进行有罪推定，而后传唤的。当《长江商报》出面与检察院进行沟通时，该院检察长责问报社领导："我们在所有部门都是畅通无阻的，为什么在你们《长江商报》就行不通？"
显然，执法部们十分强硬，这一点与去年12月8日发生的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院抓捕央视女记者李敏的情况颇为相似，但记者所在单位的态度与央视截然不同。
据报道，姚海鹰的文章是9月4日刊发的，自9月7日始，他陆续接到要求到检察院接受调查的电话。9月15日下午，张玮和潘春生两人再次来到报社，将一份标明 "武岸检（纪贪）询（2009）100号"的询问通知书，要求报社总编室转交给记者。但总编室不以为然，并向检察院诚恳表达了"记者是职务行为"，而检察官认为报社是在袒护记者，于是通过上级主管部门继续向报社施加压力。
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一情节，依本人18年记者生涯亲身经历，在共产党掌控的报社工作，只要记者出了问题，不论大小，即使是在请示领导之后做的，上司也不会为记者真正做主，原因很简单：领导永远站在党的一边。
接下去的周旋更为微妙：9月21日，检察院找到报社主管部门湖北长江传媒出版集团，集团领导责令报社法人赵亚平与检察院正面交涉。但赵并未亲自出面，只是在 9月22日上午，委托总编室主任雷理国和检察院检察长通电话，张在电话中显得恼羞成怒，拒绝详谈。9月22日下午，报社委派章潮副社长、值班编委王震华和总编室主任雷理国三人，亲赴检察院面见检察长，张仍未谈出任何具体传讯原因，只是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把记者交出来，我们将采取下一步措施。"9月22日下午至晚间，记者向报社详细讲述了事件经过和受威胁过程。9月23日上午，记者再次书面向报社呈交了遭遇非法传唤的"情况说明"。
这一细节说明，报社对记者平时所作所为，还有点不太放心。大概谈过之后，又写了文字材料，确认他清白干净，没有其它涉案把柄，才在9月24日，报社高层确定总编室主任雷理国为联系人，专职联络检察院检务督查室潘春生主任。报社同时确定总编辑杨问富，专职对接江岸区检察院检察长。这正好符合官场级别对等的规则。
姚海鹰在一封公开信中说，9月25日，检察院再次提出，允许报社派人陪同记者到该院办案区接受调查，报社却加以拒绝。9月27日，《长江商报》社向检察院发出正式公函，并派专人送达，主要表明两点意见，一是记者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报社不能违背记者的意愿，强迫记者到检察院接受调查；二是请对方出示传唤记者接受调查的确凿证据和理由。面对报社送达的公函，该院检务督察室主任潘春生当面看完后，遂上楼向检察长请示。随后，潘主任口头向报社转述了其两点意见：一是要报社继续配合安排记者接受调查；二是目前暂时没有证据，要找到记者调查后才能清楚。这里已埋下了主观假定，刑讯逼供的伏笔。所以，报社不可能上当。 10月12日，国庆长假后的第四天，检察院潘春生主任再次致电报社总编室领导，向报社继续施压，并在发给报社领导的短信中，连用三个感叹号。
由此我们看到了权力的傲慢，也看到了《长江商报》高层领导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与检察院进行斗争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他不仅体现了一个媒体应有的操守，而且还显示了运用法律武器与检察官较量的智慧。这一切正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希望所在。
俗话说：无私才能无畏。现在他们的顶牛还没有完结，鹿死谁手，尚不清楚。我想下一步事件的走向要看两点，一是今年8月4日李敏被判三缓四，已成前车之鉴，姚记者自己身上是否清廉？是不是会象央视女记者李敏那样留有尾巴？二是讯息传出之后，海内外的舆论压力有多大？媒体渴望的中共核心领导层有没有更大的权势者，敢于为记者讲话，并推动尽快出台一部保护记者的法律？在没有《新闻法》的一党独大的中国，转机只能在这里。这是国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看点。
我认为，不论是胡舒立的无奈出走，还是姚海鹰的积极抗争，都提示了我们一个共认的事实：专制政权之所以变本加厉，肆意枉为，就是因为记者们没有真正的团结起来，没有从恐惧的阴影中勇敢地走出，假如我们面对打压记者的行为，每一次，每个人都集结力量联合抗争，那么中国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大踏步地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