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有两套语言，一套是专供官员在公开场合使用，如会议发言、新闻媒体使用的通稿。另一套则是官员的心里话--这种话，或者只对近亲密友讲，或者只闷在心里。前一种讲了60多年（如果包括中共建政以前的宣传用语，那就更长），流风所及，连小学生作文也充满了这种官话套话；后一种话随着官员们的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近年来也偶尔露峥嵘，「心里话」偶而也会脱口而出，通过网路传播不胫而走。
先分析最近的两则官话。一则来自于博讯网上一篇报道，谈的是北京10月15日召开的一个宣传内部会议，其中一位做主题发言的宣传部官员的话实在「经典」，录之如下：「这个国家还是共产党的，舆论导向还是要牢牢控制在我们手里，腐败不会弄垮我们，失去舆论导向则会亡党亡国。」
--这句话的意思是：官员腐败并不要紧，党与政府也没打算将反腐败当作第一要务，只要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自我保护意识就行。关键是要管住媒体与舆论，不能让人们对腐败的批评与制度联系起来。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要紧，关键是把握住舆论导向，封锁住各种负面消息，让国人透过（在舆论导向指导下）打造的「舆论视窗」，窥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以及西方国家的没落腐朽，让国人继续认为自己生活于千年一遇的太平盛世中就行了。
不过，这话不会上《人民日报》，也不会上新华网，那上面讲的还是共产党高层，面对氾滥成灾的官场腐败的痛心疾首之言「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之类。官员们深知党对腐败官员宽大为怀，这些年来贪污上亿者都只判个死缓。
另外一则来自于国内，即那篇引起不少议论的「薄熙来披露『打黑』初衷：『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众多线民对薄熙来这几句话的解读大致可归为三种：
一是认为此话本无它意，只是想描述黑恶势力的倡狂。
二是薄熙来的重庆「打黑」遭受到很大压力，主动放话「示弱」，强调自己只是不得已而为。
三是批评薄熙来「失言」说错了话。但根据笔者对中国黑社会及其错综复杂的政治保护关系的研究，我认为第一种解读最符合实情。不少媒体都谈到，重庆黑社会势力由于袍哥文化等传统与地缘关系特别兴盛。薄熙来重庆为官，其目的本是为升迁获得更雄厚资本，但重庆先后发生了计程车罢运、「7字头」公车事故，以及「3‧19」枪案，这些事件不仅无法为薄的政绩增光，反而显其无能。
在此情况下，薄熙来劳心劳力「打黑」，确实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不过，如今中国各地黑社会势力是警界政界的腐败势力共同喂大的，不少地方早就形成了黑社会与政府共同治理社会的局面。在有些地方，黑社会势力这个「二政府」比名正言顺的政府还管用。薄的话可看成「实话实说」，如果这次不是重庆的黑恶势力逼得强势市长「没办法」，让他太没「面子」，它还可以逍遥自在地与政府共管重庆。
党文化那套意识形态语言常常被政府官员在不经意之间解构。如2009年6月记者调查河南郑州经济适用房时，遭到该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句话等于承认了党与人民利益的完全对立，经网路传播，舆论哗然，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对中国人反覆灌输一个观念：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
即使在党与人民利益早已分道扬镳的90年代后期，江泽民在其「三个代表」理论里，还煞有介事地坚持这一自欺欺人的说法。当年北京流传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1999年春节期间，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在中宣部部长丁关根陪同下视察《人民日报》社，朱鎔基慰勉报社员工时说：「你们一定要当好人民的喉舌。」丁关根听了顿觉不妥，连忙补充说：「在党与人民利益一致的时候，你们要当好人民的喉舌。更重要的是要当好党的喉舌。」
这个故事讥讽的就是党的利益实际上与人民利益早就不一致了。而中国人提高人权的努力到底有多困难，只要看看2009年8月湖南省衡山县店门镇镇长周建国在指挥拆迁时那句「我们只讲党性不讲人性，拆！」就可略知一二，这句话很直观地表明了在这个「人民共和国」里，党性与人性居于对立地位，党权至高至大（山西一法院院长曾肆言自己的权力大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而民众的人权则微末如芥子（深圳海事局局长林嘉祥的名言「你们算个屁！」）。党宣扬了几十年的「为人民服务」口号，同样也被几位级别不同的官员说过的那句「做干部就是为了钱」解构得很彻底。
这类官员的经典语录并非一时戏言，而是他们对中国状况的真实认知，人们从中可看出中国的「国运」。这「国运」就是：在执政者眼里，贪腐并非政治之癌，新闻自由才会导致政治危机；黑社会势力托庇政府官员共同治理社会并不需要打击，只有危及政府利益时才会偶尔打击；党是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只是句自欺欺人的口号，政府早就堕落成一个自我服务型的政治自利型集团。
要想改变这种极为恶劣的社会状况已经无望，所以「党与政府」只剩下管制舆论一招：不仅要管住本国的舆论，还要「不择手段」地管住海外的中文舆论--这就是10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宣传内部研讨会上那份「网路管理三年计划」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