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父亲毛顺生
2003年底，笔者阅读毛泽东家事资料时，无意中读到了毛泽东给自己两位舅父的两封信。第一封是1918年8月，他赴北京前写的。随信还附有一张为母亲求来的中医处方。信云：
"七、八舅父夫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 叩"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母亲当时正在患病。但不知什么原因，她没有住在自己的家中，而是回到了娘家，被托付给母亲的弟弟们（毛泽东的舅舅们）照管。那时候，人们都相信大城市有名医，大概是受舅舅所托，这位外甥果真找回了一副方子。并且，我们还能看出，毛泽东也不好意思地向舅父作出承诺，如果医治仍然无效，秋后可以接母亲到省城医治。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嫁出去的女儿犹如泼出去的水，除了礼节的需要，回娘家居住是极个别的事情。在此，我们不便猜测，毛泽东的父亲是否脾气粗暴，对生病的妻子不好？或者一贯吝啬的他，不肯给得病的妻子增加医疗和营养？或另外已经娶妾，使得生病的妻子在自己的家中不被善待？毛泽东等几个孩子觉得，母亲还是回娘家能够得到较好的照管，所以把母亲送回了她自己的娘家？也可能是因为此时的毛顺生正在翻盖新房，把他父亲（毛泽东的祖父）在1878年盖的泥墙草顶住宅，改建成青砖瓦房，家中不适于病人居住？但无论如何，在乡村，只有儿女不能侍奉的母亲，才会遭到这种待遇。在风俗习惯中，这是一种极不体面的事情。通常也会被当作儿女"不孝"的证据。
更重要的是，信中透露，正在母亲患病之时，毛泽东决定作一次远距离的"游历"。这也不符合孔夫子提倡的"孝道"。因为，作为一条原则--父母在，不远游--说的就是一个孝顺的儿女，在父母还在世时，是不作远方游历的。
当然，在这封信中，毛泽东的确隐瞒了此行的目的--求学和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这种隐瞒，也许是怕老人家着急。这也可以算作儿子不孝中的大孝吧！
那么，毛泽东到底是准备去作一番怎样的游历呢？
毛泽东的同行人中，有人记下了此行的一些情况：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同罗学瓒、张昆弟、张绍休、萧子升等25名准备赴法的学员动身去北京。由长沙登船去汉口后，转乘火车往北京。行到河南郾城，正遇沙河涨水，冲断了铁路。向本地人详细打听，知道沙河的水来得快，去得也快，水退了就可以走。利用候车时间，到附近农村访问当地生活情况。8月19 日抵北京。
大概是母亲的病仍不见好，1919年春，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依照兄长的嘱咐，将母亲送到省城长沙治病。不久，毛泽民又给在北大已经找到工作的毛泽东去信，报告了母亲病重的消息。毛泽东闻知母病危重，从北京赶回长沙，服侍母亲治病。其间，毛泽东和弟弟泽民、泽覃搀扶著老母到照像馆，留下了他们母子四人唯一的一张合影。
毛泽东在长沙服侍母亲治病期间，又一次写信给七舅、八舅和舅母。除了一番感谢的言辞，还交代了自己的行程和母亲的病况，信云：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己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肃颂
福安！
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夫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 毛泽东禀
四月二十八日"
文氏夫人在长沙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仍不见好转，自己不愿在长沙继续治疗，急切要求回乡下。毛泽东根据母亲的愿望，嘱咐弟弟泽民把母亲送回乡下，仍是送回唐家坨外婆家，由舅父舅母照料。1919年农历八月十二日（即公历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终因痼疾缠身，病逝于家中，终年53岁。
二十六岁的毛泽东回家料理了母亲的后事，据说并写下了那篇一直感动着人们的《祭母文》。读罢此文，我们每每不得不叹息：
毛泽东真是一个孝子！
但是，当我开始整理这一部分笔记时，疑问便发生了：毛泽东1919年3月12日就从北京动身，为何走了二十多天，才回到省城长沙？他到底因什么事，在上海"勾留"了这么长的时间，以至连重病母亲的呼唤也耽搁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