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11-09 10:25:54作者：
撰写了震动英文世界的[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一书的郑念(Nien Cheng)女士，日前(2009年11月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因病去世，享年94岁。美国之音中文部就郑念女士的生平和著作，采访了同是出生在中国、由于同现政府持不同政见而定居美国的几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包括郑念生前的好友。
中国著名作家、1989年民主运动之后被迫流亡海外、目前旅居美国的苏晓康先生星期六从他在美国东部德拉瓦州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高度评价了[上海生与死]这本书；他说，这本书让中国以外的人了解到了文革时代的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念的成就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鲜有的成就
美国之音11月08日报导，苏晓康说：“这两天听到郑念女士去世的消息之后，我想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人、我不敢说整个西方人，至今对中国文革的认识，仅仅达到郑念书中所提供的这些谘询的程度。大概可以算上的另外一本书是[一滴泪]，巫宁昆先生写的，他是讲他整个右派的经历，但是其中也包括文革。可以说西方读者、西方民众对于文革的了解，就是这两本书而已，没有更多的，因为中国人没有写出来让西方读者感兴趣的、或者说是能够听懂的、看得懂的(著作)。”
[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郑念女士用英文撰写的，1986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清楚地记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文革时代所发生的事件。该书问世之后，立即在西方政界、文坛、以及社会上引起轰动。
故事令人落泪
著名历史学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余英时教授回忆说，他那个时候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附近，有一个读书俱乐部，郑念的书发表以后，大家都想请她来演讲。余英时先生的夫人找到郑念以后，郑念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从华盛顿到普林斯顿，给俱乐部里普通的美国人讲她的书，讲中国的文革。余英时教授星期天从他在新泽西州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余英时先生说：“她讲得非常动人，全场的听众都哭了。”
郑念原本不姓郑，她1915年生于北京，原名姚念谖，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以后，就读燕京大学，之后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深造，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姓郑的留学生，两人相爱结婚，婚后她跟随先生改姓郑。两人学成后一同返回当时的中华民国，她的先生先是在当时民国政府外交部任职，1949年以后又在上海壳牌国际石油公司(Shell)驻中国办事处担任主管，不幸1957年死于癌症。
郑念夫妇唯一的一个孩子、女儿梅平1942年生于澳大利亚，后来随父母回到中国。
郑念生前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文革期间，她因为和壳牌石油公司的关系被抄家，一开始，因为女儿梅平是共青团员，她的房间没有被抄，但是，母女两个人之间不允许说话；后来运动越来越厉害，女儿梅平的房间也被抄了，并且还被关到牛棚里。郑念说，一开始，她还可以让佣人给梅平送被子、换洗的衣服等等，但是1966年 9月，她本人被关押以后，母女之间就失去了联系。
1973年3月，郑念出狱了，但是她被告知，她的女儿梅平已经不在人世了。
多少年来，梅平的死因一直不是特别清楚，郑念相信梅平是被逮捕和监禁她的那些人迫害致死的。
情系冤死的女儿、有如天安门母亲
余英时教授说，女儿的死，以及她对女儿的怀念，是郑念著书的主要动力。“她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尤其她女儿的死，这是最重要的，她女儿死，等于她自己也死了一样。她自己在监牢里遭受了无数的打击、迫害、刑罚，但是她都不为所动，但是一听说女儿死了，她整个人就崩溃了。”
余英时教授进而分析说：“她后来的生命就是为她女儿，她写这本书也是为她女儿，让她女儿可以永生；个人伤痛是最大的，她并没有唱高调，并没有谈国家民族这些大问题。她就是从她一家子被共产党毁灭，她先生也因此而早死；一家人的伤痛，在[上海生与死]当中，一一表露出来了；就像我说的天安门母亲，都是个人有这样的伤痛，不容易忘记的，不可能忘记的。”
不做健忘的民族、 不让历史重演
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如果中国目前整个制度没有一个相当根本的改变，就很难有正常化的记忆。
他说，中国目前的执政党想要人们忘记文革那一段对执政党不利的历史，但是，郑念的书把那一段记忆变为永恒。
余英时和苏晓康都认为，郑念所秉持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是最让人钦佩的。
苏晓康提供中国流亡作家苏晓康
苏晓康说：“她用她个人微弱的一点力量，来跟中国人这种遗忘做斗争，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她知道如果一个民族什么都遗忘的话，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她所经历的悲剧还会发生，她女儿所经历的悲剧还会发生。”
独立的人格、坚忍不拔
余英时先生和夫人最后一次见到郑念，是2007年，在郑念在华盛顿市区里的家中。余英时先生说，一直到晚年，郑念都一直非常独立，90多岁了，还照样开车。
余英时先生说：“她通常都是自己去买菜，自己开车，她90多岁，我们(2005年那次)去的时候，她还开车带我们到旁边的中国馆子吃饭。偶尔有一两个亲戚或者朋友来照顾她，但是很少，基本上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她人品极高，绝对不会向共产党妥协；不会说现在共产党现在有钱了，对你也很好，然后就放弃过去的追求，郑念绝不肯的。如果中国人都能像郑念，第一，共产党不会产生，第二，产生了也不会长久；但是在中国，妥协的人远远多于坚持自己立场的人，这是很大的悲剧。”
抵抗文学的里程碑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海姆(Charles Krauthammer)在郑念去世的当天撰文说，[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抵抗文学中的一座里程碑。
他说，郑念有时候讲到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需要有“任务感”，而她这一生的“任务”就是在心理上、精神上，让那些抓她、整她的人永远占不了上风，而且要为历史做证人，同时还要在常人难以想像的苦难和悲哀中，勇敢地、自尊地生活下去。
郑念花絮
出生在北京、从80年代开始一直旅居美国的郑念因病过世了。她撰写的[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在美国一版再版。
美国著名书评作家、长期为纽约时报撰写书评、以及包括约翰·厄普戴克(John Updike)等名人生平的克里斯托夫·雷曼-豪波特(Christopher Lehmann-Haupt)于1987年5月、郑念的书刚刚出版不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该书的书评。至今，包括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在内等很多媒体悼念郑念的文章，还都引用雷曼-豪波特当年的这篇书评。
在美国新闻界和文坛上多年来颇具影响力的雷曼-豪波特住在纽约。星期天，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所有等待书评的书都受到长条板凳处理
雷曼·豪波特说，那个时候，每个星期，他都会收到大约一百本书籍，希望他能够为之撰写书评。他说，书籍寄到家中的时候，都是把它们放到车库里一个特制的长条板凳上。这么多的书，不可避免地，只有极少数能够被专业人士“选拔”出来，加以评论。
雷曼-豪波特说，记不得为什么[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最后“入选”，好像是听别人讲过，而且他说，一本书的封面在“入选”过程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说，“我往往是看封面来做出判断的。”(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他们的损失、世界的收获
雷曼-豪波特说，郑念的书，让他感到震撼。他在书评中写到，郑念的书一开头，就是两句高度简练、毫无雕饰的话语：“过去事情我永远无法释怀，一切我都记得。时间和空间的倒流，又把我带回了1966年7月仲夏的一个夜晚，我在上海旧宅的写字间。”
雷曼-豪波特写到，郑念这位不平凡的作者，藉着这两句话，把读者带到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中去。
在书评的结尾，雷曼-豪波特说，郑念终于走出了上海的拘留所，走出了中国，这“对他们是一个损失，但是对整个世界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曾经考虑由本人译成中文版
[沧海一滴泪]一书的作者、郑念的友人、住在华盛顿郊外维吉尼亚州的巫宁昆先生日前对美国之音说，几年前有出版商打算请郑念本人将[上海生与死]一书正式翻译成中文，当时已经90岁高龄的郑念对这个提议也很感兴趣，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学习在计算机键盘上用拼音来打出汉字，不过，这件事恐怕没有能够完成。
中国著名作家、1989年民主运动之后被迫流亡海外、目前旅居美国的苏晓康先生星期六从他在美国东部德拉瓦州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高度评价了[上海生与死]这本书；他说，这本书让中国以外的人了解到了文革时代的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念的成就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鲜有的成就
美国之音11月08日报导，苏晓康说：“这两天听到郑念女士去世的消息之后，我想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人、我不敢说整个西方人，至今对中国文革的认识，仅仅达到郑念书中所提供的这些谘询的程度。大概可以算上的另外一本书是[一滴泪]，巫宁昆先生写的，他是讲他整个右派的经历，但是其中也包括文革。可以说西方读者、西方民众对于文革的了解，就是这两本书而已，没有更多的，因为中国人没有写出来让西方读者感兴趣的、或者说是能够听懂的、看得懂的(著作)。”
[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郑念女士用英文撰写的，1986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清楚地记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文革时代所发生的事件。该书问世之后，立即在西方政界、文坛、以及社会上引起轰动。
故事令人落泪
著名历史学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余英时教授回忆说，他那个时候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附近，有一个读书俱乐部，郑念的书发表以后，大家都想请她来演讲。余英时先生的夫人找到郑念以后，郑念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从华盛顿到普林斯顿，给俱乐部里普通的美国人讲她的书，讲中国的文革。余英时教授星期天从他在新泽西州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余英时先生说：“她讲得非常动人，全场的听众都哭了。”
郑念原本不姓郑，她1915年生于北京，原名姚念谖，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以后，就读燕京大学，之后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深造，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姓郑的留学生，两人相爱结婚，婚后她跟随先生改姓郑。两人学成后一同返回当时的中华民国，她的先生先是在当时民国政府外交部任职，1949年以后又在上海壳牌国际石油公司(Shell)驻中国办事处担任主管，不幸1957年死于癌症。
郑念夫妇唯一的一个孩子、女儿梅平1942年生于澳大利亚，后来随父母回到中国。
郑念生前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文革期间，她因为和壳牌石油公司的关系被抄家，一开始，因为女儿梅平是共青团员，她的房间没有被抄，但是，母女两个人之间不允许说话；后来运动越来越厉害，女儿梅平的房间也被抄了，并且还被关到牛棚里。郑念说，一开始，她还可以让佣人给梅平送被子、换洗的衣服等等，但是1966年 9月，她本人被关押以后，母女之间就失去了联系。
1973年3月，郑念出狱了，但是她被告知，她的女儿梅平已经不在人世了。
多少年来，梅平的死因一直不是特别清楚，郑念相信梅平是被逮捕和监禁她的那些人迫害致死的。
情系冤死的女儿、有如天安门母亲
余英时教授说，女儿的死，以及她对女儿的怀念，是郑念著书的主要动力。“她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尤其她女儿的死，这是最重要的，她女儿死，等于她自己也死了一样。她自己在监牢里遭受了无数的打击、迫害、刑罚，但是她都不为所动，但是一听说女儿死了，她整个人就崩溃了。”
余英时教授进而分析说：“她后来的生命就是为她女儿，她写这本书也是为她女儿，让她女儿可以永生；个人伤痛是最大的，她并没有唱高调，并没有谈国家民族这些大问题。她就是从她一家子被共产党毁灭，她先生也因此而早死；一家人的伤痛，在[上海生与死]当中，一一表露出来了；就像我说的天安门母亲，都是个人有这样的伤痛，不容易忘记的，不可能忘记的。”
不做健忘的民族、 不让历史重演
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如果中国目前整个制度没有一个相当根本的改变，就很难有正常化的记忆。
他说，中国目前的执政党想要人们忘记文革那一段对执政党不利的历史，但是，郑念的书把那一段记忆变为永恒。
余英时和苏晓康都认为，郑念所秉持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是最让人钦佩的。
苏晓康提供中国流亡作家苏晓康
苏晓康说：“她用她个人微弱的一点力量，来跟中国人这种遗忘做斗争，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她知道如果一个民族什么都遗忘的话，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她所经历的悲剧还会发生，她女儿所经历的悲剧还会发生。”
独立的人格、坚忍不拔
余英时先生和夫人最后一次见到郑念，是2007年，在郑念在华盛顿市区里的家中。余英时先生说，一直到晚年，郑念都一直非常独立，90多岁了，还照样开车。
余英时先生说：“她通常都是自己去买菜，自己开车，她90多岁，我们(2005年那次)去的时候，她还开车带我们到旁边的中国馆子吃饭。偶尔有一两个亲戚或者朋友来照顾她，但是很少，基本上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她人品极高，绝对不会向共产党妥协；不会说现在共产党现在有钱了，对你也很好，然后就放弃过去的追求，郑念绝不肯的。如果中国人都能像郑念，第一，共产党不会产生，第二，产生了也不会长久；但是在中国，妥协的人远远多于坚持自己立场的人，这是很大的悲剧。”
抵抗文学的里程碑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海姆(Charles Krauthammer)在郑念去世的当天撰文说，[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抵抗文学中的一座里程碑。
他说，郑念有时候讲到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需要有“任务感”，而她这一生的“任务”就是在心理上、精神上，让那些抓她、整她的人永远占不了上风，而且要为历史做证人，同时还要在常人难以想像的苦难和悲哀中，勇敢地、自尊地生活下去。
郑念花絮
出生在北京、从80年代开始一直旅居美国的郑念因病过世了。她撰写的[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在美国一版再版。
美国著名书评作家、长期为纽约时报撰写书评、以及包括约翰·厄普戴克(John Updike)等名人生平的克里斯托夫·雷曼-豪波特(Christopher Lehmann-Haupt)于1987年5月、郑念的书刚刚出版不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该书的书评。至今，包括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在内等很多媒体悼念郑念的文章，还都引用雷曼-豪波特当年的这篇书评。
在美国新闻界和文坛上多年来颇具影响力的雷曼-豪波特住在纽约。星期天，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所有等待书评的书都受到长条板凳处理
雷曼·豪波特说，那个时候，每个星期，他都会收到大约一百本书籍，希望他能够为之撰写书评。他说，书籍寄到家中的时候，都是把它们放到车库里一个特制的长条板凳上。这么多的书，不可避免地，只有极少数能够被专业人士“选拔”出来，加以评论。
雷曼-豪波特说，记不得为什么[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最后“入选”，好像是听别人讲过，而且他说，一本书的封面在“入选”过程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他说，“我往往是看封面来做出判断的。”(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他们的损失、世界的收获
雷曼-豪波特说，郑念的书，让他感到震撼。他在书评中写到，郑念的书一开头，就是两句高度简练、毫无雕饰的话语：“过去事情我永远无法释怀，一切我都记得。时间和空间的倒流，又把我带回了1966年7月仲夏的一个夜晚，我在上海旧宅的写字间。”
雷曼-豪波特写到，郑念这位不平凡的作者，藉着这两句话，把读者带到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中去。
在书评的结尾，雷曼-豪波特说，郑念终于走出了上海的拘留所，走出了中国，这“对他们是一个损失，但是对整个世界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曾经考虑由本人译成中文版
[沧海一滴泪]一书的作者、郑念的友人、住在华盛顿郊外维吉尼亚州的巫宁昆先生日前对美国之音说，几年前有出版商打算请郑念本人将[上海生与死]一书正式翻译成中文，当时已经90岁高龄的郑念对这个提议也很感兴趣，并且已经开始着手学习在计算机键盘上用拼音来打出汉字，不过，这件事恐怕没有能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