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编辑部的变动并不仅胡舒立一人，《财经》杂志编辑部的执行主编，多名副主编等也与随后辞职。王烁在TWITTER上透露，截至到11日，整个采编团队174人有147人已递交辞职信。
独立学者莫之许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提出："《财经》内容团队与联办管理方之间的矛盾其实不在于新闻专业主义之争，也不在于揭露性报道之风险管理，而在于现行内容团队所坚持的价值理念已然沦为了主流的边缘甚至是对立面。"
本期《上海视窗》将以此观点为线索，谈《财经》杂志的动荡中呈现的中国主流价值的变迁与悖论。
莫之许认为，10年前，各种条件--诸如对民营经济的歧视的削弱、积极准备加入WTO，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种法制的完备--正在当时聚集，而与此同时，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条件--诸如缺乏约束的权力对经济的干预、资源配置过度向国有部门的倾斜、以及分配的日益悬殊--也依然故我。 于是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出现了截然对立的判断，在乐观者看来，当所有有利条件渐次出现后，巨大的发展也将随之来临，中国之崛起不再是梦；而在悲观者看来，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将给所谓的巨大发展打上问号，甚至所谓的崩溃也未必一定能够避免。
作为一份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刊物而言，创办于1998年的《财经》很难回避这样的争论，而其所选择的立场，不仅是学术界内的激烈争论，也必然影响到一个新创刊物的存活和发展。
以莫之许的观察，在《财经》杂志的10年中，除了广为传诵的调查性报道之外，《财经》也一直弘扬着一种我称之为"中国梦"的图景。
从新浪的创办人王志东到前首富黄光裕，细数《财经》的封面故事，这类近乎弘扬的主题，甚至要超过调查性报道。这10多年来，《财经》既站在乐观者的角度，提供期望，同时又站在悲观者的角度，提出批评。前者使得《财经》贴近主流商业人群尤其是新兴企业家，后者又使得《财经》不乏反思的力度。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财经》的话语逻辑保持着一致性，一种以市场化和全球化（或者如某些人贬称的自由化）为基本立场的逻辑，这样一种总体认同而又不乏反思的立场，既获得了权力的支持，又获得这个社会最成功的新兴企业家群体的拥戴，《财经》也因此成为了最有价值的商业刊物，甚至成为了某种图腾。
然而，时代的指针总是会出现回摆，如果说在10年前，全球化、市场化还是时代主流的话，随着中国经济的节节进取，这一主流已然悄然易手。中国经济的成功也催生出了一种荒诞的逻辑--有人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归功于权力的主导和资源配置的倾斜，并命名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逻辑似乎还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并获得了权力的青睐，于是，《财经》一贯的全球化、市场化的自由化主张逐渐变得跟不上鼓点，并有沦为主流对立面的危险。在莫之许看来，这种荒诞逻辑的背后不过是权力对资源控制的强烈冲动，并隐含着对新兴社会阶层的限制之意，但不幸的是，凭借权力为后盾，这一逻辑的推展很难反制。
据本台记者的了解，财经采编团队此次集体出走，当然其背景有其大股东"联办"，不愿答应采编团队提出的股权激励方面的要求，但更直接的导火索，是新疆"七五"事件。当时，《财经》杂志一名特派记者被当局直接从乌鲁木齐遣返，当期新疆的报道也被封杀，而以此为导火线，中宣部对联办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联办因此枪毙或者拖延了多个《财经》编辑部的重头报道，破坏了双方在采编独立权方面的长期默契。
但是，在莫之许看来，就算不出现乌鲁木齐事件这样的触发点，只要《财经》内容团队坚持其10余年来一贯的逻辑，就一定会与重视当下权力逻辑（这也是中国媒体生存的不二法则）的管理方之间产生矛盾。莫之许甚至断言，"只要胡舒立及其团队坚持其10余年来一贯的逻辑和价值，那么无论其新创办的刊物叫什么名字，也不会有什么好前景。"
对如此悲观的预言，《财经》杂志一名资深记者说，"我在楼上看新闻，看新闻的人在看我。"不愿过多评价。 著名媒体人石扉客则说，"虽然是一家之言，但也不失为一个逻辑能自洽的悲观预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