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对台湾政治战略的确定
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台湾是插在中共官僚集团政治心脏上的一根刺。对于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共官僚而言，解决台湾问题意味着最终解决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半个世纪以上的爱恨情仇；以中共最终的完全胜利结束这一段历史，构成老一代中共官僚生命最后的政治激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就曾在中共内部的秘密会议上和中共公开发布的文件上宣示，要在十年之内解决台湾问题。只是由于八九年六．四惨案，使中共和邓小平个人受到政治的重创，十年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计划才被搁置。
对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新中共官僚，台湾仍然是插在他们政治心脏上的一根刺，而且插得很深。
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转瞬间便在人民大起义中冰消雪化，中共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础也在六．四事件中彻底崩溃--新的中共官僚集团是在这样极端危险的政治状况下走上权力之巅。恰在几乎同一个历史时期，台湾挣脱威权政治的阴影，走上自由民主进程。台湾实现自由民主的意义远远超过台湾本身。中共新官僚集团意识到，台湾民主化在十五亿大陆民众中的政治示范和政治召唤效应，已经构成对中共极权专制的致命而急迫的政治威胁。于是，通过国家政权统一的方式，用中共的极权政治控制并进而消灭台湾新生的自由民主政治--这成为中共新官僚集团为保持自己的生存而制定的明确的政治战略。
另外，六．四之后，中共暴政企图通过经济发展重建其统治合理性。但是，权力贵族市场体制运行的结果，在产生巨大经济能量的同时，也造成极端的财富两极分化。从两极分化中涌现出对中共极权的不满和愤怒，已经超过经济能量对社会的安抚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官僚集团也急需挥舞民族主义旗帜，解决台湾问题，从而以"民族英雄"的资格，为其用铁血暴力镇压中国大陆民众对极权暴政的反抗，作合理性辩护。
邓小平死前作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遗嘱的录音，现在依然处于严格的保密状态；当时也只传达到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一级和军队的大军区正职一级。现将邓小平遗嘱的最关键的内容引述如下：
"...... 几年来，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都蠢蠢欲动，想要效法所谓台湾经验。还有人劝我们学习蒋经国，开放党禁。这个政治动态应当引起我们百倍警惕。要教育全党明确认识，台湾问题现在超出了我们同国民党的历史恩怨。......台湾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早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和香港不同。香港有租借条约，所以百年后还可以解决。台湾没有条约，拖下去，对我不利，越拖下去越难解决。......台湾问题要在胡锦涛同志的两届任期内解决。不要超过二○一二年。希望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庆功会。......江泽民同志不要争功，不要冒进，要踏踏实实为胡锦涛同志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毛主席，还有我和许多老同志，几十年都在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只是由胡锦涛同志代我们党去收获。"
邓小平的遗嘱用典型的中共党文化语言表明，这个中共精明的老政客已经意识到，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对大陆的政治示范作用，构成对中共政权的致命威胁，因此，他也把所谓"解决台湾问题"当作消除致命政治威胁的基本方法，并为解决台湾问题制定出最后时间期限。
江泽民最终交出党军大权之前，爱将陈良宇曾极力劝其发动台海战争，然后以战争状态为名，中止向胡锦涛交权的程序，从而继续掌握党军最高权力。王守业也在二 ○○一年升任海军副司令员后，用写血书的方式，劝江泽民果断解决台湾问题。江泽民没有接受劝告，并非由于担心美国介入台海作战，而是因为邓小平遗嘱中已经直接告诫他不要争功，他怕用对台作战的方式阻止胡锦涛按正常程序接掌权力，引发党内针对他的反对浪潮。他自知在权力斗争中积怨甚多，因此不敢涉险。陈良宇和王守业则由此为自己种下祸根。二○○五年胡锦涛接掌军委主席之后，立即拿王守业开刀，对其实施"双规"，即变相逮捕，终至军法起诉，判死缓。陈良宇以中共政治局委员之高位，也不免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这两位官员的罪名都是贪腐。在中共无官不贪无吏不腐的状况下，贪腐乃是整肃权力斗争对手的风流罪名。对于中共官员而言，政治罪名尚有平反之望，以贪腐被治罪将万劫不复。胡锦涛不可谓不毒。
二○○二年，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表面上竭力宣扬"和平崛起"，不过是疑兵之计，暗中却全力推动于二○一二年十八大前以武力为主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二○○八年初，中共注意到国民党有在选举中获胜，重新执政的重大可能。国民党失去政权的八年间，中共有计划地对国民党权贵阶层进行收买利诱，众多国民党上层家族已经在大陆开设企业或商号，使自己的经济利益与中共政权血肉相连，密不可分；众多国民党高级知识分子也通过同大陆的学术交流，把自己的学术命运与中共严密控制下的大陆学院和研究机构连接在一起；更有国民党众多高层，除其家族在大陆经商之外，其本人更通过"联共制台"的方针，亲共、媚共、投共，使自己的政治利益与中共极权暴政的政治利益形成唇亡齿寒，休戚与共的关系。鉴于上述情况，胡锦涛判断，国民党一旦重新执政，中共就有用"和平方式"为主，即用统战方式为主，迅速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在二○○八年台湾大选还没有结束之前，胡锦涛就已指令其首席幕僚令狐计划统筹，王沪宁副之，组建一个写作组，以国民党重新执政为前提，起草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政治战略。
马英九如中共的判断当选总统之后，中共于二○○八年六月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部门部署对台战略。为了保密，会场设在北京西山洞穴深处的中央军委第一战略指挥中心。参加会议的除中共政治局成员外，包括书记处成员、军队大军区和军兵种副职以上领导；国务院办公厅正副秘书长；统战部、外交部、公安部、国安部副职以上领导等，共计二百余人。
胡锦涛在会议的发言中讲到："......毛泽东同志早就英明指出，统一战线是我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经过多年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积累，我们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这次国民党重新执政，为我们用和平方式迅速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重大现实可能性。这是我们重新修订对台政治战略的事实根据。"
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胡锦涛还特别表扬了中共国安部和外交部。他说，"国安部通过高效、缜密的工作，从两年前起就发现掌握了陈水扁家族贪污罪行的确凿证据，一些爱国台商也向我们有关部门揭发了陈水扁家族向他们勒索的情况；外交部的工作也很有成绩，经过努力，使美国政府同意给我们提供帮助，一起说服瑞士银行和新加坡政府，用充分策略的方法，把陈水扁家族贪污的罪证透露、转交给台湾司法当局。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陈水扁很快就会被捕。他的被捕将给台独势力造成重大打击，也会进一步加强国民党政府控制台湾局势的能力。这次美国在陈水扁问题上同我们的配合也说明，国际关系形势对我们迅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十分有利；美国确实把『台独』视为麻烦制造者。现在，日本对移送陈水扁家族贪污罪证的问题态度还比较暧昧。外交部要就此进一步加强对日本的外交工作。日本当局一旦同意移送罪证，其影响就会超越案件本身，对分化日本同台独势力的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三个文件：《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关于对台军事斗争准备预案》、《统一台湾的政治法律处置预案》。重点是第一个文件。
在《解决台湾的问题政治战略》中，中共关于新情况下对台湾的总体政治战略任务是这样表述的："全党要紧紧抓住国民党重新执政的时机，通过加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统战工作，务必于二○一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战而胜，政治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彻底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台湾的所谓『民主经验』，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这个文件中还对政治统战方案、经济统战方案、社会文化统战方案、相关的外交战略方案作出了指导性和原则性规定。对上述各个方案，本书将用专章介绍。
《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最后提出："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全党、全军的工作重心要转到实现二○一二不战而胜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战略上来。外交、内政、军事、公安、国安、宣传工作，都要主动为对台湾的统一战线工作服务......要把解决台湾问题提高到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高度来认识。...... 在努力争取用统一战线的方式，即用和平方式为主解决台湾的同时，全党全军也要继续毫不松懈地作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二○一二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邓小平同志的遗嘱确定的，也是我们这一届党中央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灵所作的政治承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一些台湾朋友听到关于中共对台政治战略的介绍后，第一反应是震惊，而且不相信中共会实施这个政治战略。这些台湾朋友断言这个政治战略"是不理性的"。
是的，在这一点上台湾朋友们说得没错--中共的这个政治战略确实是非理性的。但这些台湾朋友们没有认识到，所有极权政治体制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战略决策上的非理性，和战术执行上的高度理性"。
关于极权政治体制的这个共同特征，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不断被历史史实证实的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预见到德国会主动发起两线作战，但德国就那样作了，这显然是战略决策上的非理性。与之同时，德军的"闪电战"等战术，却又显出精确的理性安排，甚至理性得像一架机器。仍然是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很少有人相信，在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情况下，日本会发起对美国的战争，因为，那是不理性的。然而，日本政治与军事家群体恰好选择了战略上的非理性。不过，日本海军对珍珠港的偷袭又具备极其高度理性策划的素质，即战术执行上的充分理性。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果根据理性判断，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既无空军掩护，又缺乏后勤保障能力的中共军队会投入韩战，与刚刚用原子弹轰击过日本的美军抗衡。但是，理性又一次在战略决策的意义上被极权政治忽视，而中共军队的战术则达到了以弱搏强所能达到的理性的极限。
上述这类史实还可以引证许多。为什么极权体制会具备"战略决策"的非理性的共同特征呢？对于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数千年前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论述，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的治理优于人的治理。因为，人都是理性与感情的结合体，所以，人的统治会由于个人感情的作用而偏私。不过，尽管每个人都既有理性又有感情，然而，人却又有能力创造超越个体，因而超越情感的纯粹理性形式，这个纯粹的理性形式，就是法律。所以，法的治理就是理性的治理。
亚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对于理解极权体制战略决策的非理性特征有直接的意义。极权体制与人治是同一回事。极权体制之下，独裁者或者寡头集团的个人情感是其战略决策的根据，而以个人情感为根据的战略决策，不可能理性，只能是非理性。以中共对台湾的政治战略为例，在决策过程中，起作用的只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寡头集团的爱恨情仇和寡头们对极权利益的认知，台湾民众的意志、愿望、情感、利益则完全被忽略。这种完全忽略台湾民众存在的对台政治战略决策怎么可能是理性的？
长期以来，国际上多如过江之鲫的"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共的判断少有准确的时候，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懂极权战略决策的非理性特征；用理性的标准判断极权战略决策，必定得出错误的结论。"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误导世界，也在误导台湾。台湾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如果不能深刻理解中共对台战略决策的非理性，就不可能真正看清台湾面临的危险，更不可能找到战胜命运大劫难的方法。胡锦涛等中共寡头的个人心理状态，在此次中共制定的"二○一二不战而胜台湾"的政治战略中起到关键的实质性作用。从中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共对台战略决策不仅是非理性的，而且是疯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