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
"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这两句诗的作者，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于昨日去世，享年95岁。（关于他的生平，此贴最为扼要，且不避讳：『见附一』）
"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人到中年纔入党，事非经过不知难"......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杨宪益的诗和聂绀弩有一拼。
杨先生夫妇都在秦城监狱里住过（自费坐牢，出狱后当局还猥琐地找其索要了狱中4年的生活费），今日悼念新闻却少有提及（官方新闻更是不置一词）。杨先生出身巨富之家，前半生率性而为，挥金如土，今日悼念新闻也少有提及。这些新闻写作者啊，你们都是怎样做案头，又是怎样恪守"避讳式新闻道德"的呀？
不过我想杨宪益先生也不会在乎，他是如此达观如此勇敢，早就窥破了生死胜负、庙堂江湖。
杨宪益夫妇最喜爱的一个儿子，出生在英国，当其父母坐牢时，流离失所，得了神经病。后来儿子回到英国，在那儿自焚身亡。死前，他把某位伟人的像戳满了洞，而他的墓碑上刻的是他的英国名字 David Green。用我的老友娇酷儿的话说则是："peopleofnowhere，strangerinbothcountries"。
杨宪益所深爱的妻子戴乃迭，是个英国人，大半生定居中国，但始终未入中国籍。晚年，戴在失去爱子的痛苦与丈夫可能再次面临迫害的恐惧中渡过。在最后的日子里，杨宪益拒绝一切社交活动，每天都守护在她床前。当妻子去世后，他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诗句：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尽管一生多劫，杨宪益的文章里仍读不出丝毫的戾气或厌世。有人评价他是"集英伦风度与魏晋风骨于一身"，虽不中，亦不远矣。
然而，杨宪益也有金刚怒目之时。20年前的某日，他曾说出一大段血性之言：I was full of helpless rage and grief. At midday the BBC office rang me up from London and asked me what I thought of the massacre. I was still in a towering rage and through the phone I denounced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crime, calling them fascists. I said that there were a few die-hards in the top échelon of the Party who could not represent the whole Party. I repeated what I had just heard in the morning and I said that these people were worse than the northern warlord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public, and worse than the Japanese invaders. Even those earlier fascists had not committed such a heinous crime like this, though this group called themselves Communists. Some days later I heard from friends that they had heard my denunciations through the BBC loud and clear. Many people even made copies of my outbursts. It had made quite a strong impact abroad and I was glad.
在杨宪益的一生里，他始终跟劫难发生关系，跟高贵发生关系，跟率性发生关系，跟风趣发生关系，但决不与屈服发生关系，与庸俗发生关系，与虚伪发生关系，与戾气发生关系。
在杨先生去世的新闻跟帖里，我读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留言：
网易广东中山网友ip：121.12.*.*：2009-11-2410:12:04发表
那是1972年,在京师第一监,与杨宪益先生同号,还有京剧团的徐迈敬,以及外语学院的一位俄语教师。有这几位狱友，谈古说今，道中言外，多有收益。杨先生教唱的苏格兰民歌"铃儿响叮当"，至今还能哼唱出来。杨先生，你先走了，一路走好；老夫时日亦不多了！
对此，我的感想是--化用杨宪益先生的一段名言--"他们可以将任何一个人都加在杀害者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所有的人，他们不可能摧毁所有的高贵"。这个"他们"，当初别有所指，现在我更愿意将之看作是--"时间"。
http://ssnly100.blog.163.com/blog/static/1156339200910242651368/
附一【杨宪益生平】
1915年生。
四叔祖杨士骧，1907年代袁世凯成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
五叔祖杨士琦继盛宣怀为上海招商轮船局和电报局两局督办。
幼时曾一天内背完《左传》，初学对子时曾作"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
1935年游历巴黎，享受"在人群中的快感"（波德莱尔），出入酒吧妓院，"纨绔子弟像是某个伟大祖先的后裔"，纨绔主义是"堕落时代的英雄主义的最后闪光"（波德莱尔，见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1936-1940牛津大学英国文学荣誉文学士。与吕叔湘共办抗日报纸。娶英国妻戴乃迭。回国，受沈从文与吴宓推荐获西南联大聘书但未成行，在重庆罗家伦之中央大学任教。
1943年起就职于梁实秋领导之国立编译馆，负责翻译《资治通鉴》（未完成），历史研究高峰期。
抗战中期曾要求去延安，被郭沫若婉拒。
1946年到达南京，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从事地下反蒋活动，向中共提供情报。
解放初期为新政权忠实的拥护者和代言人，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因对共军炮轰英舰"紫石英号"发表异见、助英国友人捐献文物反被批协助间谍、宣传宗教自由、不满中共安排老国民党政客入主南京民革等事件思想上发生转变。
1951年拒绝翻译《毛选》（钱钟书为翻译委员会负责人）。
1952年携妻到北京外文局工作，合作者中文编辑李荒芜（惠特曼《草业集》中译者），翻译《鲁迅选集》。翻译《阿诗玛》结识插图作者黄永玉。
1955年反胡风肃反运动被中共怀疑。1957年反右运动未波及。
初期支持文革，"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极权主义的锐气所吸引"，"正因为认可了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极权主义政府的反功利行为、完全无视群众的利益这一点，就成了一种震荡"（阿伦特《极权主义运动》），旋被批斗，同挨批者有《中国文学》主编叶君健。
1968-1972年夫妻双双入狱。
出狱后继续翻译《红楼梦》，1978年出版，为其赢得极高社会声望。
1980年起任《中国文学》主编（前任茅盾），策划《熊猫丛书》介绍中国文学热销海外。
1985年自愿入党（深层思想原因：早年在欧洲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共产党感恩的民族主义情结），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知识分子如果有什幺不幸，其中也有他们自身的认同与合谋。也就是说，这种‘创伤记忆'不可避免地也是‘同谋记忆'。"文革以后的思想解放中，知识分子在反省历史中，"始终没有反省到知识分子的知识之真理性与权力性这一创伤记忆的同谋自咎上。"因此，知识分子"只能继续在自欺和推诿中过虚假的生活"。（张志扬《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
该时期背景：1979年邓小平镇压西单民主墻及魏京生被捕1980年"赵丹遗言"批评党对文艺的领导；1981年批判电影《苦恋》；1983年邓小平发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7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导致胡耀邦下台。--官僚资本主义盛行与政治改革搁浅使其思想产生转折。
1989年2月未参加呼吁人权公开信（北岛发起，为呼应方励之提出的大赦魏京生致邓小平公开信）的签名，反映与激进西化民主人士的差别。
1989年5月中下旬频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成为唯一的"民间发言人"。
1989年6月1日晚应侯德建、刘晓波之请翻译绝食宣言。（侯德建、刘晓波、周舵、高新为六四广场关键人物，与军队谈判为学生撤退作出贡献。）
1989年6月4日上午向BBC发表着名的广播讲话。
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三顾茅庐劝其写检讨，未果。
1989年9月全国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杨要求退党，遂被开除党籍。
1999年戴乃迭去世。
杨宪益观点：没有政治改革就没有文化重建。
自撰挽联：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齿）。
对子：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
又对子：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
邵燕祥：杨宪益用潇洒的自嘲取得了讽世的资格。
附二【雷音（化名）：杨宪益传（删节版）[节选]】
94．被捕
1968年4月27日晚上十一时左右，杨宪益在外文局大楼办公室被捕。紧接着，戴乃迭在家中被捕。这个日子是当时参与"行动"的一个当事人回忆的。他说，那天恰逢一位同事结婚，参加完婚礼后，保卫处处长张仁杰对他说："今天晚上留下来，有任务"。行动前他们和公安局的人商量如何动手，最后决定把杨宪益叫到办公室"抓"，乃迭就在家里抓。
详述这个问题之前，先简要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这时的"文革"形势，经过毛泽东首肯的"上海一月革命"，全国都发生了向各省、市政权的"夺权"行动，并纷纷仿效上海的样板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以取代过去的省委省人委。"革命"一经从思想批判变为赤裸裸的"夺权"，那么，争夺"权力"、"地位"的争斗就在所难免了。文斗变成了武斗，全国性大规模的武斗此起彼伏且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毛泽东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围攻中南海的行动如火如荼，百万人的批刘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中央文革的"揪叛徒"的"一号专案组"紧密活动，为"砸死"刘少奇的叛徒罪名加紧搜集"证据"。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等中央文革成员开始鼓吹批判"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国的形势越来越乱。
与此同时，文革对中国外交路线的影响日益严重起来，极左派以"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和"发源地"自居，他们要"输出革命"，要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因此，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外交纠纷不断。1967年8月，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京办事处的严重事件。中英关系骤紧。一时，中国几乎跟所有国家（苏、美、英等大国和周边邻国）都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越南除外）。
1968年3月12日，新华社报道，兰州公安局"破获"一起"英国间谍案"。《人民日报》于同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打击敌特间谍分子，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江青在此前后发表了一个讲话，大意说在我国工作的很多外国人，表面上对中国友好，还以专家身份为我们工作，实际上长期从事间谍活动。有些人，解放前就来到了中国，潜伏的时间有几十年。这个讲话以后，大规模抓捕外国人的行动开始了。杨宪益在回忆中说：
68年年初，江青就说过这个话。她说不要相信在这儿给我们工作的外国人。外国人中间有不少是特务，而且有些是潜伏很久的，解放前就到中国来了，假装给我们工作，实际上是特务。她这个话一说，就开始抓外国特务了。68年就开始了。68年初抓了一个学校的几个美国人去坐牢。在我们这儿先是抓了一个爱泼斯坦。因为爱泼斯坦是一个活跃分子。他要成立国际造反协会，闹的很厉害。李敦白也闹的很厉害，他在电台。这些闹的最厉害的外国人那时候是最革命的，结果就认为最可疑，就把他们全给抓走了。爱泼斯坦就住在我们隔壁楼上，一天早上听说前一天夜里他跟他夫人都给抓走了。我当时觉得跟我自己没什么关系。因为虽然乃迭也是外国人，可是乃迭平常对政治不关心，也没有张牙舞爪地闹。所以抓走了爱泼斯坦我觉得跟我们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到了五一节前，忽然大家就好像对我有点敬而远之了，躲开了。我也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那天晚上我拿了一瓶白酒--那时候因为整天闹运动闹的挺烦的，我常常晚上跟乃迭喝点酒。她喝了一点酒就去睡觉了。到了差不多十一点了，我想我也该睡了，正想睡觉去，外面有人敲门，我心里想又是来找我问材料了。那个时候已经不问关于我的材料，也不斗我了。就是要我揭发别人的问题--前一阵他们就是晚上来找我的。我一看就是那位管战斗队的一个同志跟我们一个搞行政的同志。他朝这儿点点头，要我跟他走。我想平常他问我问题就是在隔壁，结果他一直带我到办公室大楼去了。我想也许是外面人来外调了，怎么夜里还来外调。我穿了一双拖鞋，那拖鞋比这个（指他当时穿的鞋）还大两号，踢里踏拉的，我也没换皮鞋就跟着走了。我们上了三楼。屋子里趋黑的。就点了一个台灯。一屋子密密麻麻的一大堆人。我心想这是干什么？我一进去就看见还有解放军，很多解放军把我围在那儿。先是由两个人把我两个膀子拉住，怕我挣扎。然后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就答多大岁数。什么地方人？问完了以后他就说现在奉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将你逮捕。然后要我签字同意搜查我的房间。要我自己签名。我就签了。签完了以后他看我也没有什么反抗的意思，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就又犹豫了半天。他们都非常紧张。我旁边的解放军比我紧张的多。完事以后他们说算了吧，把我带走了。哦--我刚才忘了说，他们一说奉谁的命令将你逮捕就--咔嚓--给我戴了手铐。我当时还研究了一下，是那种活手铐，越动越紧的那种。到了楼下，工友看到我还挺惊讶的，看我半夜从楼上下来，戴了个手铐，还穿双拖鞋，踢里踏拉的下来了。结果，来不及换鞋子，就把我带走了。
到了外头有个吉普车，（上车后）就要我低头，后面有人把我头摁下来，被摁到他们大腿上，我就睡了，可是还看的到外边的亮光，看的到从哪边走。忽然一阵子亮光，我说这是过了西单了，又往西南角走，到了自新路，地名就叫半步桥，有个大铁门，电动的，自动就开了。我们进去，大门就关了。
监狱在自新路白纸坊，在陶然亭那边，从前鲁迅书里写着叫第一模范监狱。（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在杨宪益被抓以前，出了一件事：杨宪益的家被四个女造反派霸占了。她们占用了杨宪益的客厅，把杨宪益夫妇挤到卧室里。邹霆回忆到这件事时，把它与杨宪益的被捕联系在一起：
三个外文局的造反派，出身好的、根红苗正的女造反派霸占了他的客厅。他的东西没全搬出来，那个橡皮树花盆书架什么的都在里头，就把他的书桌呀抽烟喝酒的东西搬出来了，挤到一个卧室里。（被捕前）最后一次喝酒就在他的卧室里。我坐床上他坐在一个硬木箱子上喝酒。完了我说你送我一下，他出来了几分钟。我说这三个女孩子霸占了你的客厅，你小心一点。可能是埋了什么东西。这不是一般的事，你要警惕。咱们都是搞过地下工作的，应该有嗅觉。这是搞火力侦察的，可能留了什么东西。宪益说不至于吧。他这个人是稀哩马唬的。（邹霆访谈，1995年12月28日）
蹊跷的是，那三个女造反派在杨家只住了几天，又搬了出去。这件事究竟是不是公安局的"火力侦察"，至今仍然是个谜。
戴乃迭是从睡梦中被惊醒的。对她的搜查大大严于杨宪益。她甚至被脱光了衣服进行检查，这是对最"危险"敌人的做法。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乃迭在我被捕后的同一夜里被捕。几个女人甚至脱光了她所有的衣服进行彻底搜身。而对我根本没有搜查。我想，他们认为她是一个十分狡猾阴险的外国间谍，一定随身藏着密电码或者什么特殊的仪器。她被判单独监禁，比我严厉的多。（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237,雷音译）
笔者从那个参与"抓捕行动"者处得知，这次杨宪益和戴乃迭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戴乃迭把文革小报寄往国外，被有关部门"发现"，怀疑她是外国间谍。邹霆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
杨宪益告诉我，戴乃迭用打字机打了一封信，把毛泽东内部发表的诗，还可能有几句所谓最高指示，没对外（发表）的，寄到伦敦的进步朋友那里。这个信被扣了。戴乃迭那时侯太崇拜毛主席了。她的主观愿望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可（这边）扣她泄密。（邹霆访谈，1995年12月28日）
现在看来，当时逮捕杨宪益夫妇的最过硬的"罪证"就是戴乃迭的这封信。就这样，仅凭一封"泄密"信件，仅凭"怀疑"就使杨宪益和戴乃迭双双坐了四年牢。
杨宪益和戴乃迭被带走之后，公安部门紧接着对他们的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他们把熟睡中的杨宪益的两个女儿叫醒，让她们作为搜查的见证人。搜查完（什么"罪证"也没查到）之后，公安局把杨宪益的房子封了起来，只留一间房给他的两个女儿住。从此，杨宪益一家五口散作五处，杨宪益和戴乃迭被分别关押，三个孩子各自到了湖北、河北和东北，到"广阔天地"中去"锻炼"了。杨烨分配到湖北鄂城一个农机厂后，受到严重政治迫害，最终导致他神经分裂。此是后话。
95．半步桥边卧醉囚
黄苗子先生有一首诗《咏酒呈宪益》，诗中的两句"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捕捉到了当年杨宪益被捕入狱时的精神面貌（尽管有艺术夸张的成分）。
杨宪益入狱的时间是1968年4月27日深夜，履行完入狱手续后他被带到一间挤满了犯人的牢房。十二平米的房间，两排通铺上的犯人像沙丁鱼似的一个挨着一个。杨宪益勉强挤进一条缝隙中倒头就睡着了，他睡的很香，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快七点。他醒后，同狱一个上年纪的犯人与他有以下的对话：
"嗨，为什么把你抓来了？""我也不知道。""我们想那么晚了，你又满身
酒气，你一定是喝多了，在街上惹了麻烦，所以他们抓了你。""没那回事。我是在家被抓的。"那人不说话了。忽然，他充满向往地说："你的酒气好闻极了，一定是好酒！我好多年没喝酒了。那酒多少钱一两？"我对他说我不是按两买的。我买的是整瓶，忘了是多少钱了。他问我："你喝完了吗？"我告诉他还剩三分之一没喝完，他叹息着说："不知道他们放你的时候这酒还在不在？"四年后，当我被释放回家，我在壁炉台上发现了那个酒瓶，瓶中仍存留有当年没喝完的酒。不过我没有喝它，我把它给了一个年轻的同事。（摘自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32-233页，雷音译）
这个故事流传的很广。笔者在没认识杨宪益之前就在王佐良先生的学生那儿听到过这件事。我想，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这个故事感兴趣（如前所述，黄苗子先生还专门为此事赋诗），正是他们从这件事中看出杨宪益"与众不同"的"特色"。试想一个人平白无故地半夜被从家中骗出，然后大张旗鼓声色俱厉地当众逮捕，立刻戴着手铐扭送监狱，他居然没事儿似的倒头就呼呼大睡，睡梦中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酒香，使同狱的犯人垂涎欲滴，犯人们望着这个"醉老头儿"，不知他是何方神仙。怪不得那个老犯人认为他是因喝酒闹事被关。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是一个"阴险奸诈的外国间谍"。
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面。杨宪益当然有忧虑和愁苦。他说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妻子乃迭（他还不知道乃迭也像他一样被捕）和两个女儿。他向看守长讲述了他的担心：
我说，乃迭十分容易受惊。她发现我被捕，可能会神经崩溃，或者自杀。而我的两个女儿，一个即将大学毕业，一个中学毕业，她们俩怎么办呢？看守长微笑着说乃迭很好，她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我的女儿，我的罪行与她们无关。所以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36页，雷音译）
看守长的话使杨宪益放心许多。不知是否有意，看守长在说到戴乃迭时还漏了一句："她很好，跟你一样"。这使杨宪益确信戴乃迭也被捕了。他没有想到，妻子受到的是比他严厉的多的"单独监禁"的"待遇"，而三个孩子因受父母的牵连，过着身无分文（主要是两个女儿，儿子杨烨在分配工作后有了工资），生活无着且遭人歧视的生活。杨宪益在自传中说：
如果我在监狱里知道了这一切，我会忧心的多。可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仍然是太相信党了。在这种欺骗的话语下，我的担心大大地消释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37页，雷音译）
从此，杨宪益开始了四年的囚徒生活。关于他的生活环境，杨宪益是这样回忆的：
我的牢房是集体的，跟很多人在一起。那天（入狱日）晚上有26个人，很挤。房间跟我现在的房间（指百万庄宿舍--笔者）差不多大。两个炕，通炕（通铺），人多，不能横着睡，都是竖着睡。就跟沙丁鱼一样一个挨一个。那天晚上很挤，后来人走了一部分，没有那么挤了。中间有一个铁桶，可以小便。有的时候有犯人忽然拉稀了，没办法上厕所了（监狱里除规定上午每人每次十分钟不到的大便时间以外，不许上厕所--笔者），结果就拉在铁桶里面，弄的屋子挺臭，大家都很反对。不过那是偶然的情况。
吃饭是一顿两个窝窝头，有时有一碗菜汤。一天两顿饭。上午一顿是十点，下午一顿差不多是五点。没有早饭。我两个窝窝头吃不完，只吃一个半，剩下那半个给别的犯人吃。有的人饭量大，两个窝窝头不够，觉得饿。我倒是没觉得饿。菜汤没有油。有时候给我们加一点猪油，病猪熬的油。虽然是病猪，反正熬过了吃了也没事。饭钱很便宜，一个月的饭钱才四块钱。那个时候没要我们自己掏饭钱。我们是犯人，要枪毙的。后来把我放了以后，又要我出饭钱。那是后来的事。
犯人跟犯人之间不许讲话，不许告诉自己的案情。可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偷偷地讲话。
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午九点多钟开始读报纸，有时候背语录。报纸就是一份《人民日报》，别的书不许带。后来才让我们读老三篇，背老三篇，背的不好的要挨批评。我从来背的都很熟，没什么问题。
大便是每天早上一次。大家集体叫出去，大家排着队，到一个蹲坑的厕所，大家蹲坑大便。只许十分钟。有的人大便干燥就很伤脑筋。十分钟完了之后就给轰回来，集体走回来。早上起来之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洗脸，时间不到一刻钟。洗脸的地方倒是有自来水。我们匆匆忙忙地洗。有的时候还要赶着洗洗袜子衬衫什么的，那就很紧张了。一刻钟以后又被带回来。别的时候就在牢房里头关着。
每个月有两次，叫放风--有时候他（看守）忘了，忘了就一次都没有--放风就
是把你们集体的叫出去，到外面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到一个也是关起来的四面有墙的那么一个地方，上面没有顶，可以有点阳光。在那里头集体地转，转个一圈两圈，然后再把你们叫回去。放风大概一次十分钟左右。（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关于提审，杨宪益回忆说：
每个人根据他的案情不同叫出去提审。开头的时候挺严格，还夜审，好像挺紧张似的。夜里，十二点，把你叫起来，叫你出去。还有带枪的人，枪上带着刺刀，押送你走。好像要押着去枪毙的样子。为的是吓唬你一下子。提审都是一套老公式。一开头对我是很严格的。说杨先生你不要隐瞒什么，你的事是铁板子钉钉的，都是实打实的，隐瞒也没有用。你老老实实交待吧。你不交待的话，明后天早上我们就要公审，公审完了我们就拖出去枪毙了。你还是老实交待好。交待了可以不枪毙。......刚一开头的时候他问我你知道犯了什么罪？我说我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他说你想隐瞒是没用的。你的材料有一房子那么高，都是你的材料。我们都调查清楚了，你还是老老实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是那一套玩意。
第二天早上起来给我一搭子纸，让我写材料。我也不知道写什么，只好把过去认识的人，朋友和亲戚的名字都写下来，我跟他们是什么关系。中国人我大概交待了一百五十个人，外国人我写了一百个人。我写了一大堆材料给他。他看这个什么都不重要。他说你这是故意隐瞒。你再不老实我们就把你提去公审。我们刚刚毙了一个遇罗克。就是天天闹那一套。
开头的时候半夜里提审过两三次。后来一般都在下午的时候多。在林彪出事以前比较严厉，好像是动不动就快提走了，给枪毙了。林彪出事以后比较缓和了一些。后来看起来不像要给拉出去枪毙的样子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笔者在采访中曾问杨宪益这样一个问题：审讯者说的要"公审"要"枪毙"的
话，你当时认为仅仅是威吓还是有可能真的实现？你怕死吗？杨宪益是这样回答的：
我觉得有可能实现的。因为那时不断地传讯，每一次都很凶很凶。总是警告我说一两天又要搞公审了。那时候是搞过好多次公审，每次公审都枪毙几个人。不过我当时也不大在乎。因为我好像是怕疼，受刑我是害怕的。可是要是死的话我一点也--从来我对这事不怎么关心。要真是拖出去枪毙，毙了就毙了。就算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黄苗子先生在一篇谈杨宪益的文章中说："昔金圣叹有言：'杀头，快事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妙哉！'个中境界，宪益有焉。"黄苗子不愧是杨宪益的朋友，他对杨宪益精神世界的把握有独到之处。
96．在监狱这个社会大学校中
四年囚犯生活在杨宪益一生中是个独特的阶段。尽管对自己被捕感到意外，但杨宪益很自然地完成了一个"公民"到"囚犯"的转变。因为他这个公民早已沦为"贱民"，他被"揪出"人民队伍已近两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是人们随时可以唾骂、批斗、侮辱和嘲弄的对象。对一个"牛鬼蛇神"来说，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啻为一个巨大的监狱。从大监狱来到小监狱，对杨宪益似乎并没有太大困难。人对苦难的耐受力似乎是无限的。
经过两年多的频繁提审、威吓和讯问，从71年下半年起，狱方对杨宪益的提审越来越松，后来就干脆不管他了。杨宪益的精神压力明显减轻。他也从一个"新号"成了"老号"。四年中，他换过很多囚室，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他回忆了一些狱中的人和事：
我坐牢听到的名人不多。有一个是跟我同一个牢房的。我进去他刚给提留出去，就是遇罗克。遇罗克是前几天刚公审，公审完把他拉出去枪毙了。他是一直到最后不承认错。一直强犟到底。不过这个人我没见到面。还有一个人也没见到面，不过我在的时候他也在，就是聂绀弩。聂绀弩这老头子还很倔，让他在牢房里头，他总爱自己一个人跑。结果就给他腿上戴了死刑犯的大铐子，让他走不了路。结果他还要跑。一跑摔了一交，把脑袋给摔破了，流了好多血。这是他们（同狱犯）跟我讲的。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有名的和尚。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是北大的一个学生。因为失恋出了家。也是当时北京的一个名人。后来那个人也放了。
里头有一个是刘铁云的孙子，叫刘厚怙，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也倒霉，给抓进去了。关了两年。这个刘厚怙也挺滑稽的一个人，他原来也是一个少爷，虽然刘铁云没有什么钱留给他，也还算是个少爷出身吧。刚解放的时候他上了当。他们家在天津有点铺子什么的，有点商业。他听了一次刘少奇的报告。刘少奇说大家放心，我们现在是几个阶级共同专政。有民主党派，有共同纲领。我们是按照共同纲领办事的。中国现在还很穷。我们资本主义还要搞几年。做买卖的我们还要扶持，还要发展。是那么说的。所以他以为--他说看起来还可以做买卖。可到了后来就成了资本家。后来资本家又完了。后来又把他抓进去坐牢。他没什么大问题。挺好的一个年轻人。学问也不错。现在这个人去世了。他以前住在白云观里头，当道人。他做过道教协会的副会长。
我们那儿住的人有两种情况，有的人关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像我那样后来就放了。有的是关一阵以后就拉出去。事后才知道，拉出去就枪毙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当笔者问杨宪益"拉出去枪毙的人有没有公审"时，杨宪益说：
都有公审。不过公审都是形式主义的。走一个形式。等于说，就是拉到那儿开一次斗争会。大家在一起喊喊口号，然后就枪毙了。枪毙人都在酒仙桥那儿。酒仙桥桥底下是刑场。把人带去，一般的死刑犯都戴着銬子，然后从背后用脚一踢，一踢就站不住了，就跪倒了。一跪倒，后面的人就拿手枪在你后脑勺上一枪就完了。完事以后还要跟家属--来收尸的--还要跟他要子弹费。四毛钱还是多少钱。家属还得给子弹费。没人收的呢，就拿一个芦席一包，或者是埋了，或者是烧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据杨宪益说，以上情况是一个被"陪绑"押往刑场的犯人亲口告诉他的。
在众多难友中，杨宪益对一个原志愿军战士的印象特别深。这个前志愿军士兵竟然为了爱情不惜偷渡国境，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有一天我搬到一个新牢房，一个很小的牢房，只有四个人。我跟一个年轻人躺在一块儿，熟了，我就问他为什么进来。他给我讲了一段故事，很有传奇味道。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抗美援朝中间跟北朝鲜的一位姑娘发生恋爱了。就有感情了。抗美援朝结束他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还算是有功的人，到了北京给他分配了一个挺好的工作，就是北京整形医院里当会计，管钱。他在管钱时也偷偷摸摸地私用过公款两三百块钱。数目不大。可是以后他跟他爱人关系不怎么融洽，总想在北朝鲜的那位姑娘。他忽然烦了，要到北朝鲜去，不做中国人了。他想到北朝鲜去找那位姑娘结婚。他因为当过兵，游泳挺好。他说鸭绿江我也很熟，什么地方可以艀过去我都知道。结果他就艀过去了，偷渡上岸了。上岸后给北朝鲜方面的守卫抓到了。他去以前，中国跟北朝鲜正有一度关系紧张。北朝鲜是跟苏联站在一边的。所以他想，我到北朝鲜去就骂中国共产党怎么怎么不好，这样不就正合他们的口味了吗？他身上带了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自己跟我讲他把小红书从口袋里拿出来，往地上一扔，还拿脚踩了几脚，表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痛恨。人家也没什么表示就把他关起来。过了几天把他装在一个邮包里给寄回（东北）来了。他不知道，就在他骂毛主席的时候，正好周恩来又跟北朝鲜的关系弥补好了。正是请北朝鲜的人回到北京来的时候，情况又变化了。北朝鲜跟我们又是战友了。结果就把他邮寄回来了。他当然又是偷渡又是反革命。可是因为他过去是抗美援朝的军人，所以审问了他以后对他还客客气气，把他从东北运到北京来，就住在我们那个牢房里。头一天我还问他：你觉得将来会对你怎么样？他说我这事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对我挺客气，在东北吃的也不错。我挪用过两三百块钱公款，也交代了。顶多不过是让我退赔两三百块钱吧。第二天早上起来，一大早，叫他卷铺盖，他高高兴兴地跟我们说再见，走了。过了一天，我听说他拖出去枪毙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杨宪益说，在监狱里跟别的犯人关系处的好坏对狱中生活影响非常大。万一跟别的犯人搞不好，就会受很多罪。他提到一个老天主教徒的遭遇：
有一个老天主教徒，到那儿每天唱祷告，唱圣母玛利亚，在被窝里头跪着唱。大家就欺负他。用被窝把他蒙起来揍他。看监狱的人对他态度也不好，常常把他提留出去问。交代的他们不满意，他们就用凉水滋他，冻的他要死。他挨过好几次揍。还有两个犯人后来浑身浮肿死掉了。可是我没受什么罪。（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杨宪益尽管没有遭受过那位天主教徒那样的皮肉之苦，但是他也屡屡被一些同狱的小流氓欺负。笔者曾经采访当年和他同一牢房的外文局造反派邢军（邢军这个外文局有名的"革命造反派"和杨宪益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先后沦为"阶下囚"，被关在同一间牢房中，是文革中的典型现象。类似的荒诞剧曾在全国范围内一演再演，引人深思），邢军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使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杨宪益在狱中生活状态，他说：
我是71年年底到72年年初和他（杨宪益）在一起的。我71年5、6月份抓进去的。先把我关在秦城监狱，一看我级别不够，又把我转到北京看守所去了。和他关在一起。我一进去就认出他，他没认出我。那时一个房间关十来个人。我一进去就说"哦唷，他妈的这老头怎么和我关在一起？！"后来过了两天--我坐（班房）在和他隔一个人--我说老杨你不认识我？他说不认识，你是七机部的？我说我是外文局的。他一听"啊"了一声。我说我叫邢军。他说这个名字很熟。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都知道我。他说"你们怎么会进来的？你们是毛主席红旗下长大的人，怎么会......"我说文化大革命乱套了，外文局体系的冤假错案，你可千万别相信。......就这么聊到一起了。
老头挺幽默。我说你是怎么进来的？他说我和我爱人喝了一瓶酒，喝的醉醺醺的把我抓起来。第二天我还问"这是什么地方？"他们说"监狱，老头儿！"，"一进门就闻到你满身酒味儿，你不是酗酒闹事的吧？"这都是他和我聊的。
我说听说你是里通外国给抓起来。你怎么里通外国了？他说你想我老婆是外国人，这本身就是在里通外国么。哦--是这么个"里通外国哇"！挺逗。
我说你过去享受的太好了，现在吃窝窝头习惯吗？他说这个窝窝头也挺好吃的，越嚼越香吃出奶油蛋糕味儿来了。他这个话说的很含蓄，带有讽刺。共产党的监狱好像吃的很好，其实是吃这玩意儿！我说你爱人在下面（当时杨宪益已知道戴乃迭也被关在同一所监狱里）不还是喝着牛奶吃面包啊（当时外国犯人的伙食比中国人好），你在这儿，咱俩只能吃窝头啦。他说什么？"她鼻子比我大，眼睛比我绿，所以有区别"。老头很幽默。
那时，在里面的我认为大部分都是好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冤案。可监狱里面也有坏人，地痞流氓一类的，欺负他。叫他"老反革命，给我洗衣服！"让他给他洗衣服。我说老杨你凭什么给他洗衣服？你能洗他为什么不能洗？洗背心洗裤衩的。杨宪益不会洗衣服。人家洗衣服是搓的，他洗衣服怎么洗？像敲锣镲，咣咣（用两手比划）这么敲的。我说老杨你这么洗衣服？他（压低嗓子用气音）说"不要惹他不要惹他"。我也年轻，我是部队下来的，我怕什么？我爱打抱不平，又和他一个单位。我（对那人）说你以后别欺负老头，他可有学问了。"他妈的你怎么知道？"我说你他妈的！你敢动我一下？老子马上打死你！那个人一看怵了。那里面谁横谁厉害你知道吗？不讲理的，谁横，谁能打就厉害。我看不惯了，就说跟他们干！刚进去，你悚了他就欺负你呀⑷。（邢军访谈，2000年3月18日）
由于邢军的保护，以及杨宪益有"学问"，使狱友们渐渐对杨宪益越来越佩服。说起学问，邢军举了一个例子：
那时候学毛主席诗词，有一句诗"帝子乘风下翠微"，有些人不懂什么叫帝子乘风下翠微？我说这事你们要问老杨了。因为毛主席诗词就是他翻译的。老杨就说在湖南什么地方有座山，"帝子"是第几个皇帝......大家一听，说的合情合理。有的小流氓就对他很尊重。说老头儿不简单呀。我说你看，是不是有学问？你们他妈的还老欺负他。后来对他就很佩服。个别人还叫他杨老。他说千万别这样叫，这里边不能这样称呼。（邢军访谈，2000年3月18日）
狱友们最佩服杨宪益的是，他居然在毫无信息的情况下，"预測"到林彪出事。杨宪益在回忆中多次谈到此事，并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深感自豪：
那时候我们只能看《人民日报》，别的东西不给我们看。外面的消息我们又不知道。我就从《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看外面的情况。我看到先是批判陈伯达，最后黄永胜也不见了。71年，那一年忽然沉默的很，林彪的名字也不见了。到了国庆，这一年的十月一日特别的不同。我注意到西哈努克来的致敬电。西哈努克跟我们是最熟的。他平常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然后是别人。他这回忽然改了，不提林副主席了。光提毛主席，然后就是周总理，跟以往不一样。另外就是过去林彪每次十月一日他都要登天安门，都要嚷一阵子。声音就跟我们过去在英国听的希特勒一样。有点歇斯底里，嗓子挺哑的在那儿嚷。这一年他也不露面了。我心里想，看起来林彪也完蛋了。我们每个人手头都有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前面有一个再版前言。平常我们每天都要背诵再版前言的。那时候背的很熟，现在想不起来了。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挺开心的。我就把我那本小红书上的再版前言给撕掉了。正好那时候有一个年轻的打砸抢分子给关进来了。那个人偷偷跟我说：听说林彪出事了。我说不知道。大家说不会吧，林副主席怎么会出事呢？后来果不其然，一天下午忽然查监的人很严肃的"啪"进来了。那时离十一已经过了几个月了。说你们把红小书全交出来。我们就都交出来了。他就一本一本的翻。翻了一本，就放在一边拿走了。又翻一本，又拿走了。我的那一本呢，一翻他愣了，好像没有再版前言；又翻，翻了几次。他也不说话，想了想也不说什么就"嘣"地扔给我了。大家就纳闷了。说怎么我们的红宝书全给没收了，你的那本不给没收？我没说什么，就笑笑。我说再过几天你们就明白了。后来又过了几天，证实林彪出事了。所以这个事我有先见之明。我很得意，非常之得意。一直到今天想起这个事还挺得意。别的年青犯人都挺佩服我：诸葛亮！坐牢期间最得意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从此，杨宪益的难友们对他无比佩服。杨宪益在回忆中说起他教他们唱苏格兰歌曲《罗蒙湖》、《友谊地久天长》，背中国古诗。他把白居易的《长恨歌》一句一句地教给他们。年轻的"打砸抢分子"们如饥似渴地跟着学，从头到尾跟着背。牢房里洋溢着动人的学习气氛。杨宪益还提到一个工人对他的友谊：
有一个年青犯人，还给我缝了一个艺术品。牢房里不许用针线，不许有任何尖的东西。他从地板上抠木头缝儿，抠了点尖的木头片儿，做了一个木头针。他用手绢给我缝艺术品，缝了一幅松树。他做了几个月做成功的，很好的一个艺术品。不过就是很脏了。我出来以后阿姨不知道，她给我扔了。挺可惜。不然的话可以留个纪念了。（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笔者在采访中问杨宪益：在坐牢时，您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是怎么想的？有没有什么预测？有没有害怕？杨宪益回答说：
我怎么样也枪毙不了--除了一开头的时候很难说，那时候谁都难说怎么样。不过到林彪去世了以后，情况就缓和的多。知道怎么样也判不了死罪。有犯人问我：将来把你放出去你估计会怎么样？你还能喝酒吃肉吗？我说到时候看给我多少钱？要是给我的工资是二、三十块钱以里，我就不喝酒不抽烟；要是三、四十块钱左右我也许不吃肉了，还可以抽一支烟；要是再多一点我就又抽烟又吃肉又喝酒。（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这是狱中的杨宪益对自己"前程"的"最高憧憬"。无独有偶，季羡林先生在口述历史时曾对笔者说，他在牛棚中也曾展望过自己的"前程"，他的"最高奢望"是到农村做一个农民，终老此生。
97．陷身囹圄死生轻
"陷身囹圄死生轻"是杨宪益在戴乃迭去世后写的悼亡诗中的一句。全诗是：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
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首沉痛的诗高度浓缩了杨宪益和戴乃迭坎坷多难的一生。其中"陷身囹圄死生轻"正是杨宪益监狱生活的深刻写照。也是许多同狱难友的命运。杨宪益多次回忆，在入狱的前两年，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拖出去枪毙"，每时每刻都感到死亡的威胁。他看到同狱的难友中，告别时还高高兴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不是释放，而是刑场。杨宪益痛感作为一个犯人的"命运不可测"和"生命无常"。尽管杨宪益对生死看的很淡，但是，这种"厄运随时可能降临"的"无限期的等待"对人的精神的折磨却是巨大的。这种无形的折磨在杨宪益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杨宪益在回忆中谈到，他即使被释放时也怀着忐忑的心，不知道让他"收拾行李"是好兆还是恶兆：
72年5．1节前夕--我的日子很有意思，有许多都跟八月节有关系，有许多跟五一有关系，这个又是赶到五一前夕--忽然叫我收拾行李。收拾行李不等于是好事。有时候收拾行李就拉出去枪毙了。或者是换到别的监狱。他反正事先不告诉你。我经过的犯人很多，我看到好多犯人收拾行李出去了，出去了人就没有了。有的人听说是放了，有的人就枪毙了，都有。
杨宪益之所以心情忐忑，是因为在这次通知"收拾行李"之前的两个星期，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这件事使所有的难友都为杨宪益的命运担忧，一种不祥之感笼罩着小小的囚室：
有一天，看守突然叫我出去。他把我带进一个大房间，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把一块写有我的名字的硬纸板系在我脖子上。之后，他打开了所有的灯。一个摄影师进来给我拍了照。然后我被送回了牢房。我把这事告诉狱友以后，他们神色沉重，有的人甚至流露出悲哀的神情。他们说看起来我马上就要宣判了，不然他们不会像那样给犯人照相。我也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页，雷音译）
这次的照相，的确非同寻常：被剃着光头的杨宪益胸前挂着写有"杨宪益"三个字的大牌子，拍下了标准的"犯人像"。摄影师除了拍正面像外，还给他拍了侧面像。这一切活像被判死刑的犯人临刑前的留影。对于这件事，杨宪益的反应是：
但是，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已经坐了那么多年牢，不再为将要发生什么事而烦心劳神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页）
这是典型的杨宪益式的态度。许多记者和朋友都说杨宪益为人"潇洒、散淡"，岂不知，他的潇洒和散淡的性格，除了遗传于父、祖辈的血脉之外，还来源于牢狱的冶炼。"身陷囹圄死生轻"，当生死大权操在强权手中时，命如蝼蚁的小民怎么对应？他不"潇洒"又能如何？！
98．戴乃迭在狱中
当1994年笔者采访杨宪益和戴乃迭时，戴乃迭已经患病，很少说话了。关于她的狱中生活，笔者还是从她的姐姐希尔达（HildaBrown）女士那里了解到点滴情况。以下是2002年10月20日希尔达的讲述（希尔达说的是英语，笔者只记录大意）：
格莱迪丝（戴乃迭的本名）在1974年第二次回国的时候告诉我，她刚被抓进监狱的时候，住的很差。伙食也很差。窗子是破的，冷风灌进来。又冷又饿。过了几个月，伙食才开始好转。她不太愿意说起监狱的事。因为监狱那一段是不愉快的回忆。监狱太差了。
由于她没有做任何错事，所以当提审员问她的时候，她神色自若。与审判员的"大敌当前"有天渊之别。提审员问她：你没有什么说的吗？格莱迪丝这个"特务"却答非所问的说"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样了？"提审员说"他们有人照顾"。这个回答虽然是谎言，但是非常重要。正是这一句话，着实安慰了格莱迪丝，使她得以安心渡过四年的铁窗生涯（当乃迭出狱后听说她和杨宪益的被捕株连了所有亲戚，两个女儿流落农村无人照顾时，她顿时哭了。她说如果她在监狱里知道此事，她真活不了了--笔者）。
希尔达还讲了戴乃迭在狱中与看守斗争，争取较人道的监禁条件的事：
当时（六十年代末）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很红火。提审员对格莱迪丝说你看美国对待黑人多不好，可我们对你很好。格莱迪丝立刻反驳他说"可是黑人在监狱里还能每天出去放风，我却不能出去"。经过她的争取，格莱迪丝才开始能够出去放风了。
她在监狱里靠背诵中英文诗歌打发日子。爱清洁的她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的干干净净，以此来活动筋骨，消磨时光。
监狱里不能看任何书籍，只能读马恩列毛的书。格莱迪丝就通读了一遍《资本论》，还写了很多读书笔记。（可惜的是，这些笔记都没有留下来）
据当时同在半步桥看守所坐牢的郁风回忆，每次看守送饭给各监室的女犯人时，她总听到隔壁牢房里传来"谢谢"的声音。后来她证实，这正是戴乃迭。戴乃迭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保持着一种自尊，维持着做人的基本礼节，使郁风感慨颇深。
整整四年的单独监禁，使戴乃迭出狱后得了自言自语的后遗症。丈夫和女儿都发现，她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言自语。这种现象过了一两年才消失。
99．来自英国的请愿书
戴乃迭的母亲塞林娜收到她最后一封家信是1968年4月写的。从此以后，戴乃迭就渺无音信了。87岁高龄的塞林娜忧心如焚，她多次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女儿的下落，都毫无着落。思之再三，塞林娜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述说一个母亲对女儿突然失踪的担忧，请毛泽东主席能够亲自过问一下此事。这封信是用中文写的（塞林娜在中国住了三十年），措词"非常机智和得体"(希尔达访谈，2002年10月21日，北京小金丝胡同)。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直到塞林娜在1970年8月以89岁的高龄离开人世时，她没有戴乃迭的任何消息，甚至不知道戴乃迭是不是还活着。塞林娜去世后，戴乃迭的姐姐希尔达担起了寻找和营救妹妹的担子。起先，她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大意说"我认为您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请您转告我妹妹，我们的母亲去世了。"机智的希尔达试图用这种方式达到双重目的：既通报了母亲的死讯，又得到乃迭的下落。希尔达在采访中说："我那封信纯粹是私人信件。因为我认为中国人懂得，如果一个母亲去世了，她的孩子应该知道这个消息。这个信不是什么政治事件，所以我认为他们能接受它。"但是，这个信也石沉大海。
希尔达意识到单靠个人力量的无济于事，她开始向社会呼吁。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她通过所在地区的议员在议会中催促英国外交部门通过外交途径营救戴乃迭。她还在英国的汉学界和宗教界广泛活动，征集呼吁释放戴乃迭的请愿书。请愿活动很快在英国各地开展起来。在戴乃迭的中学同学瑚德女士的帮助下，请愿书被寄往英国各个教区（戴乃迭的父母都是伦敦教会的传教士）,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名。最后，这封请愿书上签下了两万个英国百姓的名字。以下是这封请愿书的原文：
给周恩来总理的请愿书支持格莱迪丝（泰勒）．杨女士
我们--以下所有签名的人，要求被单独监禁在中国三年之久的英国公民格莱迪丝（泰勒）杨能够与她在英国的亲戚通信。
在英国外交部、她的家庭、她姐姐和弟弟所在区的下院议员约翰．苟斯特（JohnGorst）先生和马克．伍得纳特（MarkWoodnut）先生多次努力探询有关格莱迪丝的下落之后，最近我们从官方得知她"活着，情况很好"，我们欢迎这个消息。不过我们仍然急切地希望她的亲戚能和她重新建立联系。
签名人家庭地址职业(此信资料由希尔达．布朗女士提供，雷音译)
这封签有两万多个名字的大型请愿书由下院议员约翰．苟斯特和希尔达在媒体报道下通过公开仪式正式转交给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馆。
第二封信是由牛津大学东方学院发出的给周恩来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由23名英国学术界著名汉学家签名。这23名学者来自英国各大学中文系。以下是请愿书全文：
亲爱的周总理：
作为英国的中国文化学者--我们一直希望看到英中两个国家关系的改善--我们
所有的人都深感受惠于格莱迪丝．杨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她的翻译对扩大鲁迅著作和其他现代中国作家作品在我国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她几年前在英国电台的广播极大地帮助了英国人民对现代中国生活的理解。
我们高兴地从官方渠道得知"格莱迪丝．杨还活着，她很好"；但是，鉴于她的家庭和朋友们已经近三年没有与她联系，我们仍对她的现状和未来系念于心。因此，我们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允许她重新和她的家庭写信，她将会为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起到作用。
我们都与格莱迪丝相识。我们一直认为她是中国的好朋友，她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您的忠实的（以下是签名）
1971年4月23日(此信资料提供者：希尔达．布朗女士，雷音译)
这封信是直接寄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提到的"广播"是戴乃迭1961年第一次回国时受英国BBC电台邀请，在该电台的一个"Woman'Hour'节目里定期报道中国的妇女儿童的生活、教育状况的事。她的报道使很多英国人减轻了对中国的畏惧和猜疑，拉近了中英两国人民的距离，消除了两国人民之间在心理上隔阂。她是中国最好的"民间大使"。采访中，希尔达反复谈到这一点。她说：
她是一个中国最好的使者。因为当时与她见面的朋友们或其他人发现她是一个那么年富力强、富有自尊感的人，如果这样的人说中国的好话，那么中国想必也是一个好地方。她对人们理解中国起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她不像一个崇尚暴力的"革命者"，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人们感到可以相信她的话。所以她是很好的中国的代言人，她是相互理解的一座桥梁。......她不只是在1961年发表广播讲话，此后她定期--可能是半年一期--从中国寄录音带到BBC，谈中国妇女儿童的现状。许多人都听了她的广播，对她讲的非常感兴趣。可是寄录音带时麻烦很多。因为中国政府每次都要检查录音带的内容是否OK才放行，这种状况很悲哀。其实，Woman'Hour是BBC的一个全球节目，全世界各国都有人给它报道当地妇女儿童的状况，格莱迪丝只不过是一个从中国发报道的人。因为她会说英语。（希尔达访谈，2002年10月21日，北京小金丝胡同）
100．获释："现在放你是对的，当初关你也是对的"
1972年4月，当杨宪益被通知"收拾行李"到狱方办公室时，他听到释放他的官员说"你的拘留期结束了"。这句话使他大吃一惊。四年前，他明明是当着单位众人的面被宣布依法"逮捕"的，怎么突然改口了？在杨宪益的自传和口述回忆中，谈到这一点时他的愤懑溢于言表：
有一天，他们让我收拾行李跟他们走。我走进一个办公室。一个官员对我说你的"拘留"结束了。四年前，当我进监狱的时候，他们当众宣布逮捕我，而且我被戴了手铐。不过现在他们显然是改变了决定，把逮捕改称为"拘留"了！（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页，雷音译）
更滑稽的是，杨宪益被关押了四年，这四年的伙食费居然要让他自己出：
他们说以前不是逮捕，我们没有逮捕你。我们一直是拘留。乃迭也是叫"拘留"。我出来以后这四年的工资全退了。乃迭不给。一个钱也没有退。退了我四年的工资，可是说你在里头的伙食费要扣。所以我等于住了四年旅馆。还得交伙食费。好在伙食费不多。那时候一个月才四块钱，扣的不多。（杨宪益访谈，1994年5月16日）
至于杨宪益的问题的"结论"和关押他的原因，官员当然也是理由十足：
那位官员说，他们为了弄清我的问题费了很大的努力。他们跑了21个省市，调查每一个细节。现在他们可以说，我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我是清白的。所以我可以回到原单位，恢复工作了。
"但是，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无完人'。你为党做过好事，但也做过坏事。一个人总是一分为二的嘛。我们希望你将来继续做好事，不做坏事。"（杨宪益：《白虎星照命》，247页，雷音译）
于是，带着这个"一分为二"的尾巴，杨宪益出狱了。几年之后，杨宪益才知道他被捕的真正原因：一个原英国大使馆的中国雇员、司机熊某，因为解放前曾为英国使馆服务而作为"历史反革命"被关押，在受尽折磨之后他承认自己是"英国间谍"，他说"如果我是反革命，杨宪益也是反革命。杨宪益整天都跟伊文思在一起"。凭他这一句话，杨宪益成了"嫌疑犯"，被"内控"多年，进而在文革逮捕高潮中正式被捕。
释放杨宪益时，狱方官员退还了当初抄查杨宪益的家时没收的物品：一本北师大印刷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一本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和一本杨烨的笔记本。这就是四年前大批公安人员兴师动众深夜抄家的全部"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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