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管理"失去本意
国庆节后的小道消息充斥了北京官场，与隆重阅兵同时铺开的大力强化的特务统治也在高效运行，否则，"一群老革命哭了"的消息就不会让北京高层心烦意乱。那些被称为老革命的人现在都有八十岁以上的年纪，在中共推翻蒋介石大陆统治前夕投身革命。北京初冬的季节里（准确地说是深秋），他们看到了政法系统截访恶行的实录光盘，无不潸然泪下，自责曰："我们比当年拆江边民房修工事的国民党强在哪里呢?!"
间接印证小道消息的公开资料是新华社十月二十六日的报道。报道说：十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中国应急管理高峰论坛"发言时几度哽咽，指出：各地制订的所谓应急方案，更多是怎么样对付民众聚集，怎么样对付媒体，怎么样打击领头者，怎么样应对国内外互相勾结。应急管理失去了本意，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增加了群体事件发生的概率。不过，按任玉岭的年资还称不上老革命──他一九三八年出生，一九六○年参加工作，现在是民建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也是一位经济学家。
没人相信"法制"二字
改革开放之初，中共宣称要在中国建立法治社会，而建立法治社会的"中国特色"之路就是由其一党主掌法制权。于是，上自国务院的法制局，下到县政府的法制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与此同时，中共全面实施对司法的政治肢解手术，将它彻底转换成政法体制。于是，大量的司法业务形成党权控制下的黑箱作业，比如说安徽阜阳市颖泉区的党委书记张治安（媒体称之为"白宫书记"），指令该区检察长汪成诬陷举报人李国福并致李非正常死亡一案，足为证明。汪在当庭供述时说：是张书记指使纪检委、公安局办案，他作为检察长只是走程序而已。据阜阳官场的知情人士称："张曾许汪以区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的职务，换取他对李国福的迫害。"
政法委书记犯罪已经成为中国"法制"的一个负面经典。不仅在南方的广东省有数名市级政法委书记境外赌博行为败露，以及曾任省政法委书记的陈绍基犯案，而且在北方的辽宁省阜新市一位政法委副书记被举报有吸毒与两名女性同时滥交的行为。举报人是否能告倒这位政法委副书记，是否会如安徽的李国福那样丢了命，没人能够预料。国家信访局的一位普通职员说："那些人（指地方政法委官员）手眼通天。政治局常委不发话，没人敢动他们。"
一份民间研究机构的问卷统计表明：百分之八十一点三的小资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法制，就不用说法治了"；百分之六十七点五以上的低端就业的大学生认为 "中国建成法治社会的希望渺茫"；百分之八十九点七的六十岁以上退休工人认为"应当重搞运动，像毛主席那样号召砸烂公检法"。这个统计结果表明：曾在革命年代付出过巨大代价的老资格人士对中共败亡之兆的深度忧虑以致哭泣，绝非小道消息；而且，整个社会对政法体制的恶滥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与轻蔑。
不信任司法是可怕社会现象
在重庆打黑中落网的文强弟媳谢才萍，由于与司法界腐败分子交往过密，洞悉其中黑幕，自然不相信公诉她的检察官与判她刑的法官会公平司法。因此，在一审宣判之后，她恶狠狠地骂法官及公诉人"不得好死"。此骂一出，即被网媒迅速传播，南方报业网的该条报道跟帖一天内达到七万四千条。有网友说："该女匪首真是双枪老太婆再世，给她两把驳壳枪吧！"更有网友说："骂得好，大姐大可以青史留名！我怎么就没捞到机会给你当马仔呢？后悔死我啦！"
北京高层对此现象十分担心，马上指示人民网公开回应。十一月六日，人民网发文《不应为重庆"黑社会个性"喝彩》，指出：有的媒体，特别是个别网络媒体，以"女黑老大怒骂法官"这样的噱头来吸引眼球和说事，这个现象真叫人郁闷。其实，根本不用"郁闷"，因为谢才萍以犯罪之身骂法官的风险很小，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一个熟悉网络游戏的网友曾以开玩笑方式开发了一款沙龙软件，名叫"镇压反革命"，其中在"处决反革命"的方式上对恶腐法官有处以"剥皮"、 "活埋"的惩罚，"剥皮"的点击量达到总点击量的一半以上。后来，该网友在长辈的劝告下自动销毁了游戏程序。其中的"剥皮"处罚吸收自历史典故：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对贪污六十?银子以上的官员处以剥皮刑罚，完整的人皮又被填上干草，全称为"剥皮实草"。
由于政法体制恶滥，社会心理不信任司法已是定势。这样的结论并非出自民间，也非出自异议，而是二○○九年八月份全国大法官（省高院院长）北戴河暑期研讨会的学术结果。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写的报告中称："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
维稳经费挤占三农教育开支
政法委是党权统驭公检法的执行机构，同时它本身又有镇压功能，尤其一九九九年"法轮功事件"后，它几乎是全权行使宗教镇压功能。人们通常所说的"六一 ○办公室"也由中共组织系统转到政法系统。近两年来，面对大规模、高频率的上访与群体事件，政法委又增添了拦访、截访、接访职能，特别是对跨区域性的上访负有"灭火"责任，比如军转干部上访与金融系统下岗职工上访，是政法委严访死守的重点项目。就广东一个省的政法委"维稳经费"规模九千万来推算，全国省市县三级政法委的该专项费用可达二十亿元。
上述的任玉岭哽咽报道，曾披露："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对公安的投入，却挤占了三农和教育开支。"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它并未涉及政法委系统数十亿的"维稳经费"如何使用的问题。比方说，一个中等城市区级政法委书记与副书记都配有高级专车，而且其办公室主任亦有专车并挂着警方专用牌照。
胡乱立法、野蛮执法，"剥夺访民自杀权"正成为一个行规。万般无奈的访民在历尽折磨又诉求无果的情况下，有的会采取自杀等极端方式表达抗议。针对这一现象，许多地方政法机构出台内部规定，要"严惩自残、自杀等无理取闹者"。十一月中旬深圳市公布了包括自杀在内的十四种行为属于"非正常上访"，列入严惩范围。试想，连深圳这样开放的地方都如此，就不用说政治黑暗的辽宁与安徽诸省了！
对于深圳的公开规定，北京高层有人表示"难以接受"，由新华社出面刊发文章《严惩"非正常上访者"，深圳涉嫌越权》，进行批评。但是，无论是纠偏还是遮丑，新华社的文章均无法改变政法体系对上访者的仇视。笔者曾眼见在一个中等城市火车站的截访场面：政法委副书记站在两辆警车中间，手持喇叭指挥属下便衣与穿制服的防暴警察殴打欲进京的访民，他的随员（好像是司机）在旁边喊："不听招呼的，猛勒！弄死一个少一个捣乱！"整个的黑社会调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