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愚园路往西一点点，一○八八弄一○三号，顾圣婴也是自我了断。傅雷家和顾家深交，傅雷为顾圣婴介绍过钢琴老师，傅雷夫妇的死，肯定给顾家三人的死做了榜样和暗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愚园路七四九弄的原区中心医院。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那时，中心医院急诊室是老洋房的客厅。天冷放一个烧煤的铸铁炉子取暖，铁皮烟道在天花板下绕半圈。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那个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
阿尼头（上海话“阿二头”）那年十六岁，从小练小提琴，老师是交响乐团的，知道音乐界的许多事情。他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是钢琴家顾圣婴。旁边大人们也在议论：“顾圣婴，顾圣婴……”
那年，顾圣婴二十九岁。顾圣婴面孔雪雪白，头发塌在了地上。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去了。三具尸体匆匆烧了，骨灰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
一九八九年暮秋，我见到年迈的顾高地将军。他已经八十高龄，他活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因潘汉年案羁押于青海在服刑，前难躲过后难。孤老头子已经没有亲人。和我一起去见老人的还有同事王美女（现定居巴黎），我们是通过一个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将军的。
愚园路的房子早就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将军落实政策后，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虽是闲职，他有这个资格。他年轻时候是一九路军蔡廷锴的参谋，一度蒋介石也器重他，他与潘汉年等过从甚密。
推门进入的时候，闻到一股强烈的猫尿味。屋子里养了一群猫，顾高地将军手里还抱着一个。将军好高的个子，很瘦，灰色中式棉袄，更显老人皮肤苍白。他目光柔和，语话清晰，带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事先和王美女商量好不讲任何痛苦的话题，我们权当陪老人说说话。
那 天阳光很好，客厅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于没有装修，但很整洁。一架旧钢琴，老人说是女儿用过的，还有一些旧琴谱，也是抄家归还的九牛一毛，连同顾 圣婴的几张照片，放在玻璃柜子里。最有价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波兰政府拷贝，奖励给顾圣婴的。我们谈下来，知道老人在政府 里领一份薪水，看病没有问题，蔡蓉曾女士是热心人，无偿帮助老人，关心饮食起居。老人的愿望是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我想，这里实 在是太简陋了一点，顾圣婴留下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我们陪老人坐了许久，临走他送我们顾圣婴的盒带一套，两盒，收录女儿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品若干。走 出顾老住地，王美女问我：“数过他家几只猫吗？”我说没注意。王美女瞪大眼睛说“三只！”我顿时大骇。一九九○年十月，我收到讣告，顾高地去世，原因是肺 癌。一九九○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俄罗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她是顾圣婴、刘诗昆的老师。五十年代，两个学生就住在老太太的家里，学琴练琴。我 到汾阳路音乐学院的专家楼里找她。那时，专家楼就是校园北面的一栋旧洋房，穿过自行车棚，在一片缺少打理的植物后面，找到入口。
中苏专家 恢复往来，学院将这位与中国钢琴教育关系密切的老太太请来。她和画报上典型的俄罗斯老太太没有区别，矮，微胖，满头银发，大花围巾披肩，和蔼可亲，谈话很 愉快。她喜欢中国学琴的小孩子，专程来辅导。最后，说到顾圣婴，老太太落了眼泪，哭得十分伤心。她拿出一本相册，很多顾圣婴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钢琴 旁，有些在花园里，还有在演出场合，有不少和刘诗昆一起的三人照。顾圣婴的死讯，她是在“文革”结束，中苏重修旧好后才知道的。她难以想像轻盈瘦弱的顾圣 婴年纪轻轻的走掉了。
在上海，在一条街上，在一个时间段里，一下子死掉一批人，不是天灾，不是瘟疫，不是异族入侵，而且都是横死，偶然。 有些人是国宝级的，我们不可能像造汽车一样把他们造出来，他们几乎是上帝故意安排在我们中间的，人的典范。而因为我们暴戾、我们粗鄙、我们轻信、我们妄执 一念，以为真理，他们就这样，带着极大的冤屈，带着奇耻大辱，带着绝望和决绝，离我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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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渊评，共产党就是这样用煤气屠杀民族精华的。顾高地先生，江苏无锡人，以下文察知是一个国际问题专家，以其与潘汉年的关系，青年时必接近中共，终其一生必问：中共可亲乎？
顾高地：我所知道的八一三战役片段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战役，为八年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矗当时中国方面参加作战的除中央军外，长江以南各省，包括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相继派出部队，踊跃参加战斗，总计出动兵力七十一个师、七个独立旅、教导总队两个团、税警六个团、上海保安团两个团、江南保安队四个团，还有炮兵五个团又若干营，轻战车和战防炮各一营等，共八十多万兵力，约占当时全国军队的五分之二。
在此战役中，我军全体将士继一二八战役之后，浴血奋战，在淞沪正面，纵深均不足二十公里的地区，与日军反复拼搏，坚持三个月之久，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胜的狂妄企图，又一次发扬了中华民族誓死不屈、英勇抗击外来侵略的崇高精神，从而一正国际视听，获得国际间热爱和平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有利于尔后抗战的进行。
当时我在上海参与负责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下简称国研所）工作，与战役相始终。当年保存有大量文献资料，并于抗战胜利后写成回忆录，不意因迭遭变故，所有文献资料荡然无存。兹值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特就回忆所及，扼要写成此文，以志纪念。由于长年卧病，记忆力大为衰退，许多具体情况难免错漏，请知情者不吝指正。
一、国际问题研究所
在七七事变前所作的判断国研所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三月间，亦即七七事变爆发前约四个月，由王芄生、洪松龄和我三人共同组建，直接受命于蒋介石，专门研究日本问题，为抗战作准备。
当时中日间形势，表面缓和，双方且先后互派经济使节往来访问，但在幕后，日本少壮派军人阴谋策划华北自治，不仅未稍收敛，且步步进逼，与日俱增。国研所正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草创伊始，虽限于条件，工作未能展开，收获不大，但对七七事变的爆发，则早在五月间即作有正确判断。因此，于事变爆发之日，立即获得蒋介石的重视，指示进一步开展工作，并为此提供必要条件，为以后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矗这一判断的作出，最初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间，综合各方情报，判明日本陆军方面，无论在东京或现地，对华北问题的处理，存在两种对立意见，斗争极为激烈。
一派着眼于对苏作战，主张中止华北自治工作，而谋求所谓日支邦交调整，实行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并以退还日本在中国（除伪满外）的一切政治军事权益，包括治外法权、华北特殊利益、陆海军驻兵权、租界等为诱饵，诱我承认伪满（至少事实上承认），屈辱妥协；同时，谋求陆军内部的“整肃”，防止所谓“下克上”的重演，以期统帅部的意图得到贯彻。此即所谓稳健派，亦有称之为统制派的。另一派则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现地事态恶化”，谋求断然一举解决华北问题，以免夜长梦多，并为此不惜于现地制造事变，强迫东京跟着走，重演九一八以来“下克上”的故伎。此即所谓强硬派，亦即通常所谓少壮派，或称皇道派。
稳健派在陆军中央方面，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为代表，受到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的支持，海军、外务及元老重臣方面亦多表赞同；在现地则以支那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作战参谋池田纯久中佐、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北平驻在武官今井武夫少佐等为代表，受到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的支持。
强硬派在陆军中央方面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支那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等为代表，受到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的支持；在现地则以大使馆附陆军武官喜多诚一少将、支那驻屯军先任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大木良技中佐、情报参谋长田盛寿少佐等为代表，受到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支持。当年三、四月间，少壮军人在东京与现地间往返频繁，尤其三月间喜多少将与和知中佐东京之行最堪注目。
鉴上情况，国研所密切注视东京与现地的动向，努力搜集有关情报，以便研究对策。五月一日获得四月三十日晚间日本使馆附海军武官本田忠雄少将在上海月乃家花园日本料理店招待当日抵沪的佐世保海军记者团时的谈话。当时有记者问本田对华北局势的看法，本田笑着说：“八月一日以前没有事件发生，那是没有问题的。”记者追问：“八月一日以后怎样？”本田即笑而不答，只举杯劝酒，并召艺妓侑觞，在一片嘻笑喧嚷中，谈话未再继续。这一情报得自一极为可信的来源，虽只寥寥数语，对照当时情势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为此我等分头设法，向有关方面进一步搜集情报，冀能获得证实。
五月中旬，先后从不同来源获得一些情报，而以来自支那驻屯军有关人员的一次谈话最为重要。此项谈话归纳起来为日本陆军中央方面，在统制派的策划下，内定在当年八月陆军大异动（即陆军人事更迭）中，将少壮派领袖人物，亦即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当时担任第五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中将免职，并编入预备役，以为整肃少壮派的开端。
为此少壮派秘密策划在大异动之前在华北制造事变，以阻挠中央方面的这一决定，借以保全少壮派的固有地位，不致遭受打击，同时乘机推动对华北的各项谋略，企图达到华北自治，由日方全面控制的目的。另一情报来自当时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长，从事对外交涉，以亲日著称的陈觉生，他本其与日方接触所得的印象，认为日方对冀察方面的各项要求是不能得到满足，最迟至秋冬之交，华北肯定会出事。综上情报，我等盱衡情势，判断日方将在华北伺机制造事变，而爆发时机当在日本陆军八月大异动之前，最迟当在八月上旬，也有可能提前在七月间发动。当即据此写成研究报告，于五月二十四日以“敬电”报告当时驻在南昌的蒋介石。迨七七事变爆发，证明上述判断完全正确，成为八年抗战中，国研所所作的两个重大判断之一。
另一判断为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所作的日军企图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判断，其经过将在另文专述。以上情报的获得足以击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方诬赖由于我军挑衅引起的谰言，充分证明七七事变为日方预谋的有计划的行动。由于国研所各项情报及研究报告，从来只供蒋介石个人决策参考，故其具体内容即在当时的国民党最上层中知道的人亦极少。
二、日本陆军从发动卢沟桥事变到进入全面战争
据当时所获情报，当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日本现地稳健派，除田代司令官患心脏瓣膜症病危，六月中旬起即未问事外，以桥本参谋长为首，想控制局势的发展，限制事变扩大，谋求现地解决。陆军中央方面稳健派的石原部长等亦持同样观点，为此曾一度以参谋本部名义发出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的指示。但以和知参谋为中心的现地强硬派，本身就是事变策划者，岂肯虎头蛇尾，甘受约束，为此不仅不断提出强硬意见，更千方百计地策动部队继续挑衅滋事，无中生有制造所谓“不法射击事件”，为扩大事态的借口。
中央方面的武藤课长、田中课长等与之遥相呼应，对事变处理，坚持若出以温和态度，势将助长中国的抗日气势，因此需要“给予沉重一击”，以杜绝抗日的根源。关东军方面更认为此系一举解决华北问题的好机会，公然越俎代庖，发表声明，表示保持坚定决心，注视事态发展；同时以所属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两个旅团及关东军航空部队作好准备，作为驻屯军扩大行动的后盾。又派参谋副长今村均少将、参谋田中隆吉中佐到天津，鼓动驻屯军采取强硬措施。
随着现地不断发生纠纷，强硬派意见逐渐占上风，七月十一日杉山陆相在阁议中正式提出，出动关东军两个混成旅团及朝鲜军第二十师团支援驻屯军，并在国内对第五、第六、第十等三个师团实施动员准备。获得通过后，内阁立即发表向华北派兵声明，于是事态扩大已成必然，局势实际为强硬派所控制。
七月十二日新任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到天津。他原系强硬派，莅任前虽奉有不扩大事变，迅速收拾事态的指示，但在京城（即汉城）、长春受到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的煽动，态度更趋强硬。到后，即要求驻屯军作好全面作战的准备，强硬派声势更为一振。
与此同时，我全国抗日气势高涨，群情激昂，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战下，举行庐山会议，决定抗战，并部署大军北上，更成为日军强硬派大举行动的借口。七月十七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进抵顺义附近，十九日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推进至高丽营附近，均距北平不足三十公里。十八日朝鲜军第二十师团主力在天津集中，并以一部控制唐山、山海关一带，至此日军已完成一举占领平津地区的战略态势。
七月二十五日廊坊事件发生（日军第二十师团一个中队在廊坊方面架设电线，与我驻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发生冲突）。二十六日广安门事件发生（驻屯军第二联队一个大队自丰台乘汽车通过广安门进入北平，与我守城部队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发生冲突），二十八日，日方公然以此为借口要求我军撤出北平，并在空军协助下，向我全线发动总攻击，先后占领南苑、西苑及永定河左岸地区，天津日军亦于同日占领天津及其周围地区。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忍无可忍，同日夜间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命令，坚决抵抗日军侵略，不惜牺牲。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均于同日在南苑作战中阵亡。至此，中日两军事实上进入全面交战状态。
自日军发动事变到进入全面战争的三个星期中，东京方面稳健派及海军、外交人物就主张就地解决，反对从国内派兵，扩大事态。七月十一日杉山陆相在阁议中提出出动关东军及朝鲜军并在国内抽调部队增援华北，米内海相坚决反对，广田外相提出目前动员只能理解为准备性的打算，从而否决了杉山的提议，改为动员准备。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鉴于形势向有利于强硬派方面发展，忧虑演成全面战争，早在七月十三日即提出派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铁藏少将、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出发现地，传达回避全面战争、努力现地解决的方针，要求第一线部队不再挑起纠纷。中岛等于七月十九日与冀察当局签订关于实施取缔排日活动的协定后始返回东京，参谋本部随即决定暂时停止动员国内师团。
二十二日稳健派又将现地强硬派急先锋和知中佐调回国内，以减少事故发生，但和知归国后，继续鼓吹我中央军进入河北省，破坏《何梅协定》，现地部队情绪激昂，已到了断然采取行动的时刻。在此期间，石原曾授意战争指导课起草关于紧急措施意见，建议由近卫首相在危急情况下，亲自到南京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决定和战。据闻近卫借口对谈判无信心而予以搁置。其后石原又向杉山陆相、梅津次官提出从华北撤兵的意见，杉山、梅津拒绝加以考虑。
关于此事尚有一插曲，曾与国研所发生关系。其经过是：日本近卫首相一方面慑于陆军强硬派的威势，不能作出独立的判断与决策，一方面受左右比较有远见的谋士如松方幸次郎、细信夫、尾崎秀实等的怂恿，曾派元老西园寺之孙来沪秘密访问宋子文，探听中国方面对解决华北事变的意见。但其具体经过我不明了，我所知道的是近卫于七月下旬曾委托孙中山先生老友、终生致力援助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之子宫崎龙介来沪，谋求与国民党老一辈接触，研究避免全面战争、解决事变办法。
宫崎父子与王芄生本属素识，早一年王在东京任大使馆参事官时，宫崎龙介与王有过接触，对如何挽救中日间危机具有同感，宫崎亦知王归国后成为蒋介石对日本问题的重要顾问，故于出发来沪前，通过当时国民党驻横滨总领事邵毓麟与王取得联系，约定在上海相见，国研所为此作了安排。但宫崎于七月二十四日在神户登轮时，为日本宪兵逮捕，陷狱多年，此事遂成泡影。在宫崎行期之后一日，即七月二十五日，国研所安排郭沫若回国，则事前经过国研所关系人士名画家钱瘦铁周密安排，并陪同登轮，则未为日本宪警发觉，安全离日，而于二十七日到达上海，我曾偕同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黎琬京去轮埠迎接。
以上国研所同时安排的两事，一有结果，一无结果，成为历史轶事，在此附带一提。
后略，有兴趣者请查：http://bbs.news.163.com/bbs/zhongri/891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