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满怀马列主义对社会进行革新的美好理想，经过艰苦战争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一党专制的政权，至今六十年。中共执政的六十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前三十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和"不断革命"的名义不断挑起群众运动，有效压制了一切企图向当权者进行挑战的党内外力量，最终使全体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它社会权利遭到赤裸裸的掠夺，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其它社会的权利全部垄断于党国体制下，"人民"拥有一切，个人则一无所有；第二个阶段是后三十年所推行的"邓氏改革"，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对社会变革进行探索，谓之曰："摸着石头过河"，经过多次阵痛之后，所谓的"邓氏改革"在事实上完全成了对前三十年掠夺成果的分赃，导致了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以党权为核心的权贵阶层。
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是党内外权贵以革命的名义掠夺，至1978年已经将中国人民的权利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各方面掠夺殆尽，亿万人民除了是个"螺丝钉"以外就什么都不是了，那么它们就不能将掠夺再继续下去了，于是不得不进行"邓式改革"；中共执政的后三十年是党内外权贵以改革的名义分赃，前三十年进行了彻底的掠夺，使一切资源与权利都收拢在权力周围，改革是要做什么呢？就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为幌子走回头路，实行私有化或者是变相地实行私有化，而实际上就是权贵化和买办化，于是到了今天，脏源即将枯竭，分赃即将终了，社会变革可能就又要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中共执政六十年的过程并非如故事里讲的那样，似乎全是英明领袖们的神来之笔，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前三十年的掠夺还没有完成，或者说还有掠夺的余地，那么即使出来一百个邓小平也不能开启改革；如果后三十年的分赃还没有完成，或者分赃还有新的脏源，那么再有一千个民主分子坐穿牢底也开拓不了中国的自由之路。中国至今是一个权力社会，权力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本质的东西。权力社会的核心利益是当权者的利益，一切运作都是根据当权者的需要来进行的，这是认知中国社会必备的钥匙，没有这个钥匙就打不开中国社会的认知大门。
中国的问题并不比别国复杂，也不比别国神秘，问题只在于：认知中国必须拿上认知权力社会的钥匙。有一些非常精明的外国观察家用西方的视角不断在预测中国即将产生的变化，他们看到吏治腐败和社会不公，就以为中国的执政当局干不下去了，可事实总不是如他们所预测的，于是，这些人都不得不惊叹中国的神奇莫测和中共的统治能力，认为是神之又神，似乎中国除了跟着中共走就别无选择了。还有一些致力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也是如此，他们一次次的判断，民主的机会来了，三年以后就可以去参加竞选了，但三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重新预测。
中共推行"邓氏改革"三十年，政治权贵、经济权贵和文化权贵相互结盟，互相参股，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按照"邓式改革"的路线制度化地制造了一个分赃体系。中国为什么还在沿着"邓氏改革"的道路蹒跚前行？为什么还不能像那些预言家所预言的一样发生政治崩盘？就是因为这个分赃体系还有脏源并能正常运行。这就好比马克思所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所以说，认识权力社会必须以权力社会的眼睛去看待它，而认识中国还必须加上分赃体系这个眼睛。权力社会和分赃体系是认知中国必不可少的两只眼睛，少一只，你将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国。
二，以权力社会和分赃体系的两只眼睛看待中国现在
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是以最高权力为核心不断收拢权力的过程，而权力则是全部来源于对人民权利的剥夺。在农村，对官僚地主剥夺，对小地主进行剥夺，对富农剥夺，对中农剥夺，最后使中国农民全部成了当权者的佃户；在城市，对官僚资本家剥夺，对民族资本家剥夺，对城市工商业者剥夺，最后使中国市民全部成了当权者的包身工。毛的政权改造国民党旧式的官僚经济体系，号称建立了一个大而全并小而全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实则这个工业体系是更加官僚的，非常脆弱与落后。当"邓氏改革"的触角伸向城市不久，这个所谓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迅速崩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份额直线下降，而"邓氏改革"的特点就是在努力维护官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意愿下进行的。
众所周知，"邓氏改革"是从农村启动的，那么为什么是从农村开始启动呢？因为从农村启动风险小，而这只是表像。真正原因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即，农村的持续衰败已经使当权者无力维持对农村的统治，于是，就不得不放弃部分权力，还给农民部分权利。比如农业税，不要以为取消农业税是当权者大发慈悲，不是的，农业税之所以取消，原因有二：一是，各地抗税运动和反摊派运动风起云涌，农业税再收下去就将影响当权者统治的合法性，二是，收取农业税的财政开支已超过当权者所得的农业税，我们记得，在取消农业税的时候，农业税在全部财政收入中只占了百分之一点多的比例，而整个乡镇政府为了收取农业税则花费了更多。
在城市进入"邓氏改革"的轨道后也延续了同样的逻辑，先是允许你搞个体户，从事小商业，后是允许你搞小生产，从事小加工，在然后又允许你搞这个，从事那个。你不要以为这里面有什么经济学的道理，也不要以为这里面有什么"设计师"精妙的算计，这都是当权者不得不把难以控制和难以寻租的领域归还给你。当权者越改革就发现难以控制的领域越多，难以继续寻租的领域也越多，就不得不下放给社会，也叫"简政放权"和"抓大放小"。你别看当权者不断地说金融领域很重要，必须由当权者控制才能有利国计民生，可以肯定的说，如果银行也成了当权者难以控制和难以寻租的领域，当权者也会立即放手，但如果这里面还有垄断利润使当权者可以寻租，他们就绝不放手。当权力不能继续行使而不得不放弃权力，被迫把部分权利逐渐还给人民，这就是"邓氏改革"启动至今的真正内涵。
既要为权力服务，又不得不把部分权利还给人民，延续这样一个逻辑，"邓氏改革"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但这样的发展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中国社会又一次产生了反差巨大的分化，既得利益者阶层和庞大的不得利益者阶层又开始了尖锐的对立；二，当权者对社会的统治能力持续下降，不得不把维护社会稳定当做最重要的事情；三，民间社会获得了部分自由，它的独立性、权利性、团队性和抗争性在逐渐成长。"邓氏改革"的后果在权力社会中是必然的，它的趋势也不可逆转的，也就是说，后果将酿成更大的后果。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两个人群，一个是以权力为核心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另一个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得利益者阶层。开始，不得利益者被排除在权力寻租的体系之外，不能参与任何分赃，但是两个社会阶层还能在相互隔膜中各自前行，后来，既得利益者开始向对方悄悄下手，中国社会的两个阶层就在不知不觉中赫然对立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也是触手可及了。
三，以权力社会和分赃体系的两只眼睛看待中国未来
当前中国的主流社会是一个权力分赃体系，当权者难以控制和难以寻租的领域就抛弃在分赃体系之外，于是就有了相对独立于权力的民间社会和民间社会运动。与社会分化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政治也已经决然分化了。一方面官方政治依然在冠冕堂皇；另一方面，在对立中寻求平等地位的民间政治也在茁壮成长。在"邓氏改革"之初，民间社会运动和民间政治完全是社会变革的配角，甚至是牺牲品，比如"民主*墙"一代；而在今天，民间社会运动和民间政治即将跻身社会变革的主角之一，比如"宪*章"一代。现在，官方政治和民间政治如何运动就成了影响中国未来的首要问题。中国要想重启宪政变革的大局，必须考虑的问题有三：一是官方政治如何开始分化，并重新开始意识形态争论，二是民间政治如何整合力量，把社会运动引向权利斗争的层面，三是民间政治如何处理与官方政治的关系，将社会变革引入良性轨道，把社会变革带来的杀伤力降到最低。
根据历史经验，只要社会上层不发生分裂，一个社会即便危机重重也不会轻易产生社会变革，这个经验放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可以借鉴。中国的权贵阶层本来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他们为了强化统治而有意地淡化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取而代之的是几近赤裸的财经分赃，引导整个社会一切向钱看。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贪心是无限的，而脏源不是无限的，那么分赃分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要由分赃不均引起引起内讧。当权贵阶层的内讧在体制内不能调和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重新开始意识形态争论。当权贵阶层开始争吵怎么彻底修改社会体制的时候，这个社会想不变也很难了，比如晚清，比如民国。邓小平很精明，他不多搞意识形态争论，只埋头搞钱，这其实就是怕变天，他有这方面的教训和经验。
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这是中国未来必然的道路，没有别的选项，但是，中国社会什么时候开始转变，以何种方式转变，这不仅取决于官方政治的分裂，这还要取决于民间政治的有效成长，没有民间政治的压力，官方政治就其贪性而言绝不会主动开辟中国的宪政道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的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民间政治的振作与重整才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中国的未来，对官方政治是分裂的问题，对民间政治则是整合的问题。中国民间政治经历几十年的曲折成长，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并不缺少，缺少的只是带队和跟队的人。当然，民间政治也是政治，它逃离不了政治的普遍规律，其中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权利和利益的内部分配机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说明中国的民间政治依然政治智慧和政治勇力。中国每年很多起孤立的社会运动，他们缺少的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领袖。如果有若干民间政治领袖能够解决民间政治中权利和利益的分配问题，有组织地使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化，中国的民间政治将活力无限。
官方政治的分裂和民间政治的整合，这还不构成中国社会安全转型的全部要件，中国社会要想安全地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和公民社会，还必须解决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重大问题就是民间政治将怎么对待官方政治。第一，官方政治分裂以后，民间政治必须迅速选定自己在官方政治阵营中的同盟军，以主导社会变革朝正确的方向运行；第二，民间政治掌握主动权以后必须厘清历史真相，在此基础上以"天下为公"的气魄与过去的压迫者实现社会和解。
不论唱多少高调，政治的核心内容永远是不断调整利益分配。为权力服务，这是权力社会，它只能把政治搞成利益分赃，但只是权力持有者之间的分赃；为权利服务，这是公民社会，它也只能把政治搞成利益分配，但它是权利持有者之间的分配。权力和权利，一字之差，竟然成天壤之别。我们要改变的专制社会正是权力者的社会，我们要实现的公民社会正是权利者的社会。一个自由的、有权利的和遵守法治原则的人，才能称其为现代公民；现代公民能够通过正当程序把当权者请下神坛的社会才能称其为公民社会，这两点，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