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的《瞭望东方周刊》星期一报道说，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应急培训基地将在国家行政学院挂牌，采用案例教学对高中级官员进行轮训，表明国家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关注度的提高。在经历了去年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等一系列突发事件之后，官员的"应急管理能力"成为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一环。报道援引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的话说，未来10年中，群体性事件将是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也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最大挑战。国家应急培训基地的培训重点就是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海外中文网络杂志"中国事务"的主编伍凡指出，中国各地不断增加的"群体事件"不是靠培训官员的应付能力就能解决的：
"‘群体性的事件'这是共产党说法了，实际上按照民间的说法叫‘维权抗暴'。抗议共产党的掠夺、迫害、甚至于屠杀老百姓。老百姓开始从单个的、少量的，现在变成集体的、群体的、大规模的抗争行动。每天都有几百起，一年都有上十万起以上。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已经连续有十年，一直数字往上升，去年一年超过十万起。共产党现在采取的这个办法就是：洪水来了，就开始堵。从前年下半年吧就开始训练县一级的公安部门、司法监察部门、法院部门。这个事情不是应急能够应付得了的。共产党没有从根源上去消除和解决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群体事件。"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指出，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开始显示增加的趋势。据他们的统计，从2006年到现在，中国各地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他认为，这和中国的发展阶段有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到1978年，这30年中国以政治为中心搞社会主义建设，经过"文革"冲击，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受到了很大破坏。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第三个阶段是从2009到2030年，中国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社会制度的建设。而从2010到2020这十年最为重要。中国社会进入了艰难转型期，社会矛盾急剧增加，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框架的建设来规范社会行为和政府行为。这也是从现代化走向现代性的重要阶段，社会必然要经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因此处理好群体性事件非常重要，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竹立家认为，中国未来面临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触发点的五大问题：一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二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会引发不安和动荡，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三是腐败，现在的腐败已经从腐败事件转化为腐败文化，未来10年，中国反腐成效的好坏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四是，就业问题；五是，社会信任感的丧失，不信任充斥在政府和民众之间、信任感缺失，足以给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也认为，中国的群体事件越来越多，已经不能靠训练官员的应付技巧而对待了：
"其实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严重性，中国政府在前几年已经多次地披露过。中国政府也早就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范群体事件的再度发生。我记得大概是去年，中国政府曾经先把全国县一级的公安局长集中到北京去培训，后来又把县一级的纪委书记集中到北京去培训。目的都是一个，就是怎么样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基本上这些训练的目的呢并不是从制度层面上根本性地改变这些问题发生的根源。因为实际上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是与官员的行为非常地不当，而且激怒了民众所导致的。这一点靠中央政府用行政命令或者是党纪来处理是没有用的。"
竹立家还指出，目前中国党政干部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不足，从石首事件和瓮安事件就可以看得很明白。一个成熟的政府，应该有能力不断通过危机处理的案例来总结经验，以最快的速度把经验性危机转变成技术性危机。这是中国危机处理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