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重庆
熟悉中国抗战史的读者都知道，在八年抗战中，日军始终没有进攻过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实际上，日军曾计划在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五号作战”，进攻四川，占领重庆､成都等地，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作战”计划未能实施。
那是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战役结束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侵略战争之后，已无力继续向中国腹地大举推进，“速战速决”以武力占领全中国的美梦彻底破灭了。于是，日军被迫将其战略方针由“速战速决”改为“战略持久”，停止了向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引诱蒋介石投降。但蒋介石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始终没敢走出这一步，日军“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和平工作”收效甚微。日军内部普遍认为:若不使用武力，则无法使重庆政府屈服。
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是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大举进犯苏联，苏联集中全力抵抗德国的侵略，无暇东顾，日本在中国北方受到的来自苏联的压力大为减轻。同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接着日本的“南方军”兵分5路，向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和关岛进军。战争初期，日军来势凶猛，盟军节节败退，多年来在远东及西太平洋苦心经营､费尽气力才建立起来的政治军事势力，在短短的数月之内便被一扫而空。
日本大本营坚信对南方作战的胜利是对华采取攻势战略的良好机会，于是开始酝酿在中国正面战场上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以武力摧垮国民政府或者迫使其投降，但当时并没有准备进攻重庆。
1942年3月19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奏天皇，提出:“希望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对中国事变的处理，断然设法尽快解决”，主张“从其它方面调用若干兵团，与在华师团共同进行稍大规模之作战”，其作战目的“为歼灭敌之中央军，或攻占对重庆政权能构成直接威胁的战略要地，或策划使敌各军分崩离析而使重庆政权失掉统治力”。在奏文中，他没有提出要进攻重庆。
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在考虑向国民党军队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但同样没有想到要攻打重庆。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站在改善华北治安及对敌压迫之观点”，提出应发动“西安作战”，于1942年6月或9月，“攻击西安附近，以消灭胡宗南将军的重庆直系第八战区军队，接着，毁灭延安的中共军根据地”。冈村宁次等人认为，攻占西安，可以切断国民党政权的西北交通线，给国民党政权以沉重打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则提出“长沙､常德作战”的构想，认为欲打击重庆国民政府，不如向长沙､常德发起进攻，夺取这一谷仓地带，击溃国民党第六､第九战区军队。
“西安作战”和“长沙､常德作战”的构想上报到大本营后，杉山元和其手下的参谋人员进行了反复论证和研究，认为要想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单独进行“西安作战”或“长沙､常德作战”都不可能达到目的，必须把进攻矛头直指重庆，发动一场以攻占重庆､成都为目标的大规模的战役，以迫使中国投降，确立日､满､华合一的所谓“不败体制”。“西安作战”和“长沙､常德作战”可以作为这一战役的一部分。大本营的上层人物都一致积极主张进攻重庆，他们认为:如果能攻占重庆，势必影响印度和整个西亚，并促进打通印度洋，与德､意军协作，有转变全盘战局的可能。因此，覆灭重庆国民政府是促进彻底征服亚洲的惟一办法。
5月10日，前往南京布置浙赣作战的大本营陆军部田边参谋次长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进行了密商。田边通报了大本营对华新方针，即:现在南方作战大致告一段落，今后日本对外战争的重点，重新转为处理中国事变，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日军都需倾注全力尽快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田边说，统帅部已决定在1942年9月以后发动西安作战，以大约5个师团的兵力，突破黄河天险，歼灭据守在关中的中国军队主力，攻占西安和宝鸡，以取得从北方进攻四川平原的出击地。1943年春季以后，发动进攻四川的作战，设想以8个师团从西安方面从北攻进成都平原，以3个师团从宜昌方面进攻重庆，目的是彻底覆灭国民政府，结束中国战争。田边指示中国派遣军立即着手进行秘密准备。
6月27日，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将军得知大本营正在策划进攻重庆后，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作为中国战场的日军野战主力军的指挥官，已在长江中游两岸的武汉､长沙地区同中国军队主力多次较量，最了解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也最有发言权。他认为凭日本现有国力，不可能进攻四川，也不可能彻底覆灭中国。但是大本营并没有接受他的观点。
6月底，日本大本营决定连续实施西安､四川作战方案(后称“五号作战”方案)。按照这一方案，1943年春季后，侵华日军将以主力自西安方面，另以一部自武汉方面发起进攻，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攻占重庆，同时占领整个四川。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日军第五方面军（预定由第一､第七及第二十八军组成）先向西安方面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占领西安､宝鸡，然后以第七军确保西安平原，以第一军占领汉中平原，进而进入广元附近，准备进攻四川。第二十八军由郑县经老河口，沿汉水向汉中发动进攻，配合第一军作战。与此同时，华中方面的第十一军则以主力由长江沿岸或常德､辰州等地向四川发动进攻，沿途歼灭国民党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的军队，进入万县附近地区，这一阶段的作战时间约两个月。第二期:第一军自广元方面､第十一军自万县方面，攻入四川腹地，一方面寻求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加以歼灭，另一方面分别攻占成都､重庆，第二十八军则策应第十一军作战。第三期:以一部兵力向四川其它重要地区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同时巩固占领地区。
日本方面估计，为实施这一作战，共需16个师团和2个混成旅团的地面部队及2个飞行师团作为进攻的骨干兵力，其规模之大，将超过过去日军所发动的任何一个战役。同时，还计划在现有占领区保留总计16个师团和1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守备军。总之，驻华地面兵力总计换算约达40个师团，相当于当时南方军的2．7倍。为此，日军计划由日本本土､南洋､中国东北和朝鲜向中国关内战场增调36万兵力。
7月9日，大本营终于下定决心，认为如有可能，应实施这一作战，并进行有限的作战准备。
“五号作战”方案是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统帅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产物，要发动这一作战方案，除了要向中国关内大量增兵外，还需要投入数量庞大的物资，主要有船舶10万吨､钢铁5万吨､汽油5万吨。以日本当时的国力而言，要发动这一作战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这一方案出台后，日本陆军省､海军､关东军等方面都对此表示反对或持消极态度。
8月26日，杉山元参谋总长召开了中国派遣军总部､华北方面军､第十一军､关东军后勤和航空部队参谋会议，传达了“五号作战”计划，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商讨。在会上，派遣军方面对“五号作战”提出了非难。
他们的主要意见是:第一､质问大本营“五号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歼灭敌军，还是为了占领重庆?第二､如果是为了歼灭敌军，则派遣军的野战主力第十一军就不必进入四川，深入到地形极为险恶复杂的重庆，在武汉附近寻求战机就行了，因蒋介石的主力大部集中在长江中游两岸地区。第三､统帅部应该看到:武汉地区的第十一军以8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同长江北面的第五战区､西面第六战区､南面第九战区，共约100个师的中国军队主力相对峙，完全处于被包围状态，能保住武汉占领区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视而不见，置之不顾，大举西进，只能是自取灭亡。关东军也反对抽兵南下。
制定这一方案的大本营对能否实施“五号作战”也并无把握。但是，好战的本性使他们不愿轻易放弃这一方案。杉山元和东条英机陆相都认为:要实现大东亚战争的最后胜利，只有首先打败中国，从长江中下游的水网地域抽出身来，否则，太平洋上的胜利等于零。9月3日，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把“五号作战”的方案上奏天皇，天皇对这一方案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只是怀疑能否从南方抽调兵力加入中国战场，在得到杉山元肯定的答复后，他批准了这一方案。9月4日，杉山元正式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下达了“五号作战”计划，指示:“为谋求中国事变的迅速解决，预定实施‘五号作战’，目前在可能范围内进行作战准备。”
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接到命令后，开始从各方面为发动“五号作战”做准备。他们设立了特务机关，专门收集四川的情报，并派特务潜入四川;组织作战参谋乘飞机对进攻路线及四川省的地形进行空中侦察;编训山岳大队，准备在进攻四川时担任尖兵;与此同时，各种作战物资也源源不断地从日本运往中国。一时间，中国上空战云密布。
然而，太平洋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日军统帅部精心策划的“五号作战”方案彻底成了泡影。1942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丧失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主动权。8月7日，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由此开始了长达6个月之久的瓜岛争夺战。自此以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由攻势转为守势。
为了阻止美军的反攻，日军不仅不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兵力增援侵华日军，反而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到太平洋战场作战。这样，日军显然已无足够的兵力发动“五号作战”。11月7日，陆军部秘密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联系，决定中止“五号作战”。
12月10日，杉山元经过天皇批准，向侵华日军发出指示:“……‘五号作战’准备决定中止。”但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不甘心放弃“五号作战”，反复向大本营“斗胆陈情”，要求第十一军继续执行进攻重庆的方案。大本营犹豫不决，遂命令畑俊六在南京召开各军司令官会议，商讨此事。
12月18日，会议完毕，冢田攻乘飞机由南京回汉口，不料飞机在途经蕲春上空时，被中国军队第二十一集团军一三八师的高射炮击落，冢田攻命丧大别山。此后，“五号作战”被彻底放弃，东条英机所称的“一场规模空前的百万大军的大远征作战”，像一个气泡似的，刚刚吹出个样就破灭了，进攻重庆成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