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年前的3月12日，曾国藩于书房端坐逝世。曾国藩是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中国现代史上一代伟人蒋介石极其推崇并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在曾国藩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有的人颂扬他是“千古完人”，“万代楷模”象泰山和北斗一样“万世流芳”。毛左说他是独夫、民贼、汉奸、刽子手，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毫无可取。但历史不容篡改,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蒋介石对曾氏可谓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
蒋介石一生推崇、学习、效法曾国藩，认为曾国藩著作是“任何政治家所必读的”。蒋介石在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练学生，还亲自编辑《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要求学员“人手一册”，作为治军治国之蓝本。30年代，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等地举办“中央训练团”，亲自从《曾文正公全集》中辑录出《曾国藩剿捻实录》，分发给广大官兵，尤其要求高级将领“格外用心研究”。蒋介石带兵最大的法宝就是给将士以“重赏”和“重赐”，这完全师法于曾国藩“精神加银子”的练兵用兵手段。抗战获得胜利曾的思想对蒋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力.
在家庭教育上，蒋介石同曾国藩如出一辙。他在给蒋经国、蒋纬国兄弟的信中，从衣食住行，作文写字，到阅读功课，均有详细严格的要求。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说:“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蒋介石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穿过历史的硝烟，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曾国藩的道德操守、满腹经纶、深谋远虑、沉浮经历的个人魅力，曾国藩在治军、治国、治家、治学上的独树一帜，也都给后人留下可资学习的范本，对后来的中国文人、军人和政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怀念他，不无现实意义。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革新开放思想的“元首”，是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开创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在当时中西文化激烈碰撞、西学逐渐东渐的大背景下，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把捉时代的命脉，率先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革新开放思想。面对社会的动荡不安,曾国藩一方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战争中,另一方面却对清政府的腐败行为极为不满。认识到不进行全面的改革,是难以维护清朝的统治的。因此，他无论是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还是在平时的官宦生活中，都能注重改革，除弊兴利。特别是他利用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所取得的权力，在自己管辖地盘内，努力进行改革。
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曾国藩是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干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对中西邦交还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耻；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曾国藩著述盛丰，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着有《为学之道》、《五箴》等。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在坚持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应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先进的思想理念。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以培人才，而图自强，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革新开放要从实际出发，为实践服务。曾国藩革新开放是戡平内乱，加强军事力量，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的现实需要，最终达到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完整的目的。在与外夷的交往上，要分析不同国家行为处事的风格、目的，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对狡黠的英法实行回避，对有实力且自利的俄国则要提防，对“性质醇厚”的美国则尽量与之友好相处，在大国博弈中为国家谋取最大利益。
总之，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影响深刻；而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对于他为官、用兵、处世、治学、修身、齐家、理财等诸方面，特别是其革新开放思想，也将影响未来的中国人。
听说在一些想出人头地的人当中，研究《厚黑学》和《我的奋斗》成为了一种时尚。但笔者认为，想出人头地最好的选择还是去读曾国藩。因为，《厚黑学》和《我的奋斗》都不具备曾国藩思想和实践中，为中国人所树立起的道德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