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壮大之谜》（十一）

作者：谢幼田发表：2010-02-06 07:16

当时是最高三人决策者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后来几次说红军是打败仗以后的撤退，他在1960年说道：“但是红军路线执行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行。”注6在长征中担任红军参谋长的刘伯承说道：“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移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红军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逃跑主义。1934年10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至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须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注7这两次回顾的是在毛泽东盛极一时的晚期，当然摆脱不了歌颂毛之类，但是仍然透露出长征不是预定的“伟大的远征”的信息。

现在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来证明以上说法的可靠。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XB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早在长征出发前的一个月，即9月26日就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红色中华”上，发表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引经据典地论证为了保存革(和)命力量而退却的必要性：“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的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定性的胜利。”有的回忆录中记载，中共的非核心领导是从这文章知道红军将要放弃苏区作战略转移的；10月8日，中共中央给分局发出训令，指出红军将要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应该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这种战斗的方式似乎是退却的，但是却正相反，这才是进攻敌人，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以取得胜利的重要方式。”这两段重要文件表明，所谓战略转移，是在军事失利和被包围的情况下，不得不突围的军事战略行为，与“北上抗日”无关，也与中共当时最高三个核心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说法一致。

八路军359旅开进南泥湾屯垦，把这片不毛之地变成了陕北的“江南”。他们在荒山野岭安营扎寨，搭草棚，挖窑洞，篝火御寒，野菜充饥，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

正因为如此，突围以后到达哪里呢？首先是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从来不存在“抗日”的任务。突围以后的首要目的是湖南西部，企图与在那里的贺龙、萧克统率的二、六军团会合并建立新的苏区，这里距离华北抗日前线比江西苏区更遥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中央政治局在1934年12月18日曾经进行“黎平会议”，调整了战略部署，即改变到湘西与贺龙所部会合的决定，而是继续向西到贵州人口稀少地区建立根据地：“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是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注8

这个决议显示，在任何目的地中，都没有出发到抗日前线的意思，只是为了求生存。实际上，在红军离开了江西苏区以后，虽然利用了军阀陈济堂的私心，顺利地通过了湖南、广东交界附近的四道封锁线，但是在湖南与广西交界一带，受到了湘、桂军队的夹击，损失极为惨重，“中国红军长征记”一书综述道：“湘江战役使我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红一军团减员不少。一师三团长征出发时是两千七八百人，过湘江后只有一千四五百人了。红三军团有一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渡过湘江。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红八军团被敌人切断和打散的部队大部壮烈牺牲。红九军团损失很大。而很多师团营连干部的牺牲，更是我军的重大损失。渡过湘江之后，我军已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经过沿途的多种减员，特别是湘江战役的重大牺牲，只剩下三万多人了。”注9姑且不论此时战争的是非曲直，无论在湘西或贵州等其它地方建立根据地，都不是为了抗日。

于是，红军向西进入贵州，那里的地方军不堪一击。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究竟做了什么？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究竟做了什么？中共军队是怎样在抗战中壮大的呢？”这是旅美学者谢幼田在其所着一书中要探讨的问题。中国抗日战争57周年前夕，这本书已经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上市。

作者说：在我眼前展现的竟然是令人难以想像的历史事实，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这些都会愤怒地拍案而起。(作者介绍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社会科学研究环境也相对宽松了。这使得研究近代历史的大陆同仁，在抗日战争领域，在1980年代，写出了一批在毛泽东时代可能会有坐牢之祸的书籍，如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几本《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甚至连解放军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反映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书籍。

于是第一次在大陆中国人的眼前呈现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不是卖国，而是积极抵抗，呈现出中华民国军队浴血抗战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呈现出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但是对于抗战史的研究来说，“国民政府在抗日”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以上著作往往仍然提到：“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比较毛泽东时代的铁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已经向前跨进了相当大的一步。可是中国共产党究竟怎样领导呢？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史迹，反反复复只提到有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其它的大战好像都是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打的，那共产党军队在做什么？

中国抗日战争57周年纪念之际，由旅美学者谢幼田所着的由明镜出版，该书披露的史实令人难以想象。

本着这疑问，作者一度研读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期和后来在台湾出版的有关书籍，但是其中的自我歌颂和宣传成份会不会比较多呢？于是作者改读主要由北京近年出版的大量有关抗战的史书，主要是中共中央文献，以及元帅、将军们的回忆录。例如，最重要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重要领袖的《年谱》，以及部份开国元帅和将军们的回忆录，等等。这些真实的史料，再现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和军队在抗战中的作为，这些作为，与大陆官方长期所宣传的抗日战争史大有出入。

研读、研究的结果，作者愤怒地说：“中华民族被出卖了！就连公开卖国的汪精卫集团也远远难以与之相比！”他写下这本二十六万字的著作，力图揭开被掩盖了数十年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

谢幼田1980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试，进入四川社会科学院，先后担任编辑、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7年应邀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做研究，现任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V.Fellow)。在国内外有多篇论文和四部专著出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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