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同璧自幼成材，游学欧美，后投身社会，并从事艺术。有如此经历的人，该是不迷信的。但不迷信的康同璧，却很喜欢让人给自己算卦，而且只信一个人的卦。这个人不是什么风水大师、易经专家，是与之同住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姓林，大家都管她叫林女士，我至今亦不知其名。罗宅跨院的两间平房，是她的落脚之处。
从相貌到举止、从打扮到说话都是个十足农妇相的林女士,平素只呆在自己房间里做女红，如纳鞋底儿，缝棉袄，絮棉被。康同璧母女叫她，她才进到正院。在我们面前，她有些拘谨，极少说话。即使有人问她什么，也是用最短的语句回答。而老人叫她，不外乎两件事。一是治病，即按摩、针灸，拔火罐。二是算卦。隔几日，康同璧必请林女士算上一卦。老太太什么都算：如天下不下雨？有没有客人来？某人今天是否平安？而林女士又是什么都能算，而且从草梗、纸牌、硬币到缝衣针，林女士都能拿来当做占卜工具。
我曾问罗仪凤：“你妈为什么喜欢算卦？”
她笑道：“哎，算着玩呗！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玩什么？现在我们能玩什么？”
“林女士算得准吗？”
“很准。”
“真的？”
“真的。”
“为什么？”
罗仪凤说：“因为她的命最苦，心最善。这样的人算出来的卦，最准。”
“罗姨，你能给我讲讲她的身世吗？”
罗仪凤尽管点点头，却一个字不说。我常站在一旁，看林女士给康同璧算挂。一般来说，都是好卦，至少是平卦。可到了1968年夏季以后，林女士算出来的卦，有时就不太好了。如果卦不好，康同璧往往是摆摆手，让林女士离开客厅。
一天清晨，康同璧起床便说自己头昏，心里不舒服。刚吃过早饭，就叫女儿请林女士过来给自己的身体状况卜算一下。那日的天气特别地坏，狂风大作，乌云蔽日，气温骤降。罗仪凤建议等到中午再去请她。老人怎么也不肯，非要立马见人。林女士很快来了，算出来的卦，很糟。
“怎么会这样？”老人的眼睛直视对方。
“康老，就是这样。”林女士小声回答，态度谦恭。
罗仪凤使个眼色，林女士即退了出去。
那日下午，我回到罗宅。刚跨进门，罗仪凤便悄悄告诉我：“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妈又让人把林女士叫来，又测一卦。”
“结果怎么样？”我问。
“假如早上的签，是‘不好’的话，那么中午的签，就是个‘很不好’了。所以，你最好在客厅多坐些时间，多和她聊天说话，让她把‘卦’的事忘掉。行吗？”
“当然可以。罗姨，你放心吧。”
不一会儿，康同璧午觉醒来，走到客厅。罗姨赶忙取来木梳，给母亲拢头。我赶忙打开话匣子，东扯西拉。一向爱聊天的老人，对我们的谈话失去了兴趣。她将双手摊在膝盖上，看看掌心，再翻过来瞧瞧指甲。之后，便抬头对女儿说：“你去请林女士来。”
罗仪凤指着窗外，说：“外面刮大风，是不是明天再让她过来？”
“不，你现在就去。”口气坚决的不容置疑。
罗仪凤无可奈何，也毫无办法，只好去请林女士。
占卜是在书桌上进行的。康同璧神情专注，眼睛紧盯着林女士的手。罗仪凤忐忑不安，站在母亲的身后。我也跟着紧张，害怕再出坏签。林女士的脸上则无任何表情。整个宅院象一座久无人住的古堡，四周没有一点声音，只有窗外的狂风在猛烈地呼啸着。这哪里是在做占卜的游戏，简直是两军对垒，决战前夜。卦推出来了：下下签，是个最坏的结果。
“你说说，这是什么签？”老太太面带怒容，一下子把脸拉得很长。
林女士不语，康同璧气得两手发颤。罗仪凤急得朝林女士努嘴，使眼色，意思是叫她赶快撤离。
康同璧继续逼问：“我问你，这是什么签？”
林女士还是不说一字。
“我在问你，你怎么不回答我？”老人严峻的表情，甚至有些刻毒，眼里闪耀着可怕的光芒。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还流露出一种能打动人心的痛苦。
在林女士呆板的神色里，含着一种不祥的镇静。大概是一日三卦，一卦不如一卦的凶兆和林女士一问三不答的态度，同时刺痛了老人。康同璧忽然满脸绯红，鼻翼也由于激动而张大。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的嘴唇气势汹汹地向下巴伸展过去，她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给自己三次预言厄运的女人。眼睛里的那股可怕光芒，已变成了无法遏止的怒火。“啪！”老人猛地伸出右手掌，一记耳光打在了林女士的左脸颊。这个举动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瞬间的行为和一贯举止的巨大差异，把我吓呆了。而毫无表情的林女士，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罗仪凤惊呼，道：“妈妈，你怎么打人呀？！”随即，从暖壶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林女士。康同璧也震惊于自己的举动。她用手扶着桌子，闭上眼睛，仿佛眩晕了似的，额角渗出细细的汗珠，脸色惨白。
我胆怯地问：“康老，我扶您到沙发那儿去坐吧。”
“不用。小愚，谢谢你。”显然，她在竭力约束住自己，慢慢地转过身朝卧室走去，在掀门帘的时候，肩膀一下子靠在了门框。我觉得那个耳光，同时也打在了老人自己的身上，打掉了她全部体力和精神。
晚饭后，我们围坐在壁炉前。这时，康同璧的眼神又恢复了清亮，像是乌云散去后，那汹涌的波涛经月色的照拂，已归于平静。她让女儿再请林女士过来一趟。我想，这次该不是又要算卦了。林女士在罗仪凤的陪同下，进来了。她的温和与礼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见到的修女。
康同璧见到她，立即起身，走到跟前深鞠一躬，说：“林女士，请你原谅我下午的举动。”
这个举动也如那记耳光，同样令我吃惊。林女士也有些惊恐。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惯常做法是：心里认错，嘴上不说，更不会低头，搞主动道歉。站在我身边的罗仪凤则长出一口气，脸上浮出了微笑。
事后，我问父亲：“为什么一个下下签，就能让康老失去常态呢？”
父亲认为，我提的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其中有哲学内容，有心理学成分，还有社会因素。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没有信仰，却迷信。穷人迷信，阔人迷信，贵人迷信，要人也迷信。康同璧自然也不例外。”说到这里，父亲用手指着后院的方向，说：“小愚，还记得我们家后院角门的四扇活页门板上分别写的‘元亨利贞’四个字吧。你知道它个是个什么意思？”
我瞎猜道：“大概是说平安通泰吧。”
父亲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故意压低嗓门在我耳边说：“这是卦辞。”
“真的？”
“当然啦！是《易经》里的乾挂的卦辞。”
“天哪！卜辞都进了家门。”我叫了起来。
父亲说：“你看，这不就叫迷信到家了嘛。再说，像康同璧这样的老人，只想长寿、平安。所以一个凶卦对她来说，就是打击。连续三次打击，她老人家就消受不了。冲动下的那一耳光，与其说是针对是算卦的人，不如说是针对她算出来的卦。不过，康老在冲动过去后，便去鞠躬道歉，这是很有勇气的。不像某些人明知自己错了，却从不认账。”
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林女士的卦是灵验的；林女士本人也很不简单。
（19）68年，康同璧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罗仪凤对我说，家里还存有一些燕窝，准备在母亲生日的时候，全拿出来请客。
我说：“我这辈子还没吃过燕窝呢。”
“你怎么会没吃过它？”罗仪凤吃惊地问。
我说：“（19）48年在香港，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回国后我爸忙，我妈也忙，谁都顾不上吃，一直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结果，红卫兵抄家时把燕窝全抖落在地上，脚踩来踩去，都成了粉末。”
康同璧听了，拍着沙发扶手说：“生日那天，你一定要在这里吃晚饭，我请你吃燕窝啦！”
我高兴地答应。可到了老人生日的那一天，父亲胃痛，我陪着父母喝稀饭。天完全黑尽的时分，才赶到东西十条。一进门，我即向康同璧鞠躬祝寿。满脸喜气的老人赶忙拉我的手，走到平时吃早餐的圆形餐桌旁边，端起小碗举到我嘴跟前，说：“这就是燕窝。要不是我提醒仪凤给小愚留些，大家早就吃光了。”
燕窝是凉的，但我愿意当着寿星的面，趁着兴奋劲儿一股脑儿吃下去。吃的时候，舌唇虽难察其味，但幸福与满足的感觉，一起挤入了心底。
客厅里坐满了客人，令我惊诧不已的是：所有的女宾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身着锦缎旗袍，而且个个唇红齿白，妩媚动人。提着锃亮小铜壶，不断给客人斟茶续水的罗仪凤，穿了一件黑锦缎质地、暗红色软缎滚边的旗袍，腿上长筒黑丝袜，脚下一双式样极其别致的猩红毡鞋。头发也拢直了，用红丝线扎成一双辫子。不仅是女孩儿家打扮，而且红黑两色把她从上到下装扮得风情十足。转瞬之间，我仿佛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
我问那上海小姐：“现在，连花衣服都被当做‘四旧’取缔了，她们怎敢如此穿著打扮？”上海小姐说，她们来的时候每人手提大口袋，内装旗袍，高跟鞋，镜子，梳子，粉霜，口红，胭脂，眉笔。走到康家大门四顾无人，就立即换装，化装，而丈夫则在旁边站岗放哨，好在那时的居民不算多。
我问：“她们干嘛不到家里去装扮，非要在外面？”
“这是规矩，也是对老太太的尊重。你想呀，进门就要行礼祝寿，穿着那套革命化制服怎么行？”
我坐在客厅的角落，看着满屋子贵客和康氏母女时而英语、时而粤语、时而旧话、时而笑话地热烈交谈着。在暖融融的气氛里，被强权政治压瘪了的灵魂，因顿获释放，而重新飞扬起来。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女性穿的是银色软缎旗袍，脚下是银色高跟鞋，淡施脂粉的娇好面孔，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我问罗仪凤：“她是谁？实在是太漂亮了。”
“她姓吴，芭蕾舞演员。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外孙女。”
这时，我听见康同璧问她：“你的妈妈好吗？”
吴小姐答：“妈妈被赶到一间阁楼，阁楼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每月发给她十五元钱。领工资的那一天，妈妈必去‘红房子’（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厅）拿出一块钱，挑上一块蛋糕吃。她说，现在上海资本家家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装着食品的饼干筒了。如果红卫兵再来抄家，她说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东西都塞进嘴里，再去开门。”
吴小姐还说：“妈妈说话常带出英语单词。越是着急，英语就越是要蹦出来。为了这个，批斗时吃了不少苦。”她还模仿了一番母亲怎样“英汉双语”地说话。那活灵活现的表演，让大家拊掌大笑。
另一个中年女性始终端坐在单人沙发，神情高贵，很少说话。即使对老人说上几句，也是我一点也听不懂的广东话。罗仪凤告诉我，她是自己的亲戚，在北欧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工作，月薪高达三百。“文革”开始不久，上边就命令她回家。那个国家的大使夫妇曾手持鲜花，数次登门拜访，一再表示希望她能回到大使馆。因为现在外交部派了三个人来顶替她，也还没把活儿干好。
在那么一个既疯狂又恐怖的环境里，大家都在苟活着，谁也谈不上风节。但他（她）们却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方法维系着与昔日的精神、情感联系。去康家做客，服旧式衣冠，绝非属于固有习癖的展示，也非富人阔佬对其占有或曾经占有财富及文化资源的炫耀。他（她）们的用心之苦，的确体现出对老人的尊崇与祝福。然而，这种对旧式衣冠及礼仪的不能忘情，恐怕更多的还是一种以历史情感为背景的文化表达。尽管这些人必须听党的话，坚持政治挂帅，读毛选，背语录，去过革命化、格式化的生活。但在他（她）们骨子里欣赏并怀念不已的，还是风雅、细腻，高度审美化、私人化的日子。而康家老宅及旧式礼仪及衣冠所蕴涵的温煦气息和超凡意境，又使每个人自动获得了精神归属和身份的确认。“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瞧了瞧自己身上的咔叽布制服。别看住在康家，与之相比，归根到底我还是个圈外人。
进入高龄的康同璧，是很少生病的，只是夜间尿频。为此，罗仪凤每天都要给母亲砸核桃，剥核桃吃。不仅要她吃核桃肉，还要她必须吃掉两半儿核桃肉之间的那片木质的“衣”，说这个东西可以“拦”尿。老人吃得愁眉苦脸，然而起夜却并未减少。由于我睡的房间紧靠盥洗室，所以她每次起夜，必从我的床边穿过。冬天的后半夜是很冷的，康同璧照样自己起身，打开床头灯，戴好睡帽，披上睡袍，扶着墙壁或家具走进盥洗室。有一次，患有高血压的康同璧白天就喊头晕眼花，夜里简直就是跌跌撞撞地走路。望着老人一趟趟的艰难挪步，一次次地频繁往返，我对罗仪凤说：“干嘛不在卧室里放个高筒痰盂，偏要三更半夜地折腾老人？”? “哪里是我折腾，是她自己不肯呀。” 罗仪凤一脸的委屈。
一天，我被上海小姐传染上了重感冒。康氏母女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回家了，说这里的条件要好些，也有现成的药。我卧病在床的那阵子，康同璧每天都要走到床头问：“现在是不是感觉好些了？”说罢，还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看看是否发烧。
罗仪凤只要发现她进我的屋子，就要撵她走，并生气地说：“小愚病了，好办。你要再病了，我可就麻烦了。”
老太太乘罗仪凤到外面张罗事儿的功夫，又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她象个胜利者，很得意地说：“女儿总要管我，我不服她管。”隔了会儿，她从外屋给我端杯白开水。一路上颤颤微微，水也洒了一地。她还一定要站在床前看我喝上几口，才肯离开。
和康同璧相处，使我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高龄老人的天地，第一次体会到人生最后阶段的种种心理及困苦。有丰富阅历和教养的她，即使进入到老年，也竭力在维护着人的尊严与自由。她懂得失去独立意志和自理能力的生活，是痛苦和羞耻的。所以，老人顽强地拒绝帮助和搀扶。这种不承认衰老，不向年龄妥协的心理，其实是老人与自己的命运在做主动较量。她过问我的病情、递给我白开水时所表现出来的骄傲、温情和快乐，一方面说明老人以自己尚能关怀别人，照顾别人为乐事，幸事。另一方面，是她用行为证明自己仍然可以独立自主，进而尝试到把握生活的满足。总之，我在东四十条生活的日子里，康有为这个最有才气的女儿特有的个性、习好、自尊以及某种乖僻所合成的人生最后乐章，让我无比的珍视与感动。以至于这种感动和珍视，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老人，我都能体味出落日余晖的伤感和美丽。
也就在这一年，按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社会总动员，开始狠挖阶级敌人，抓现行反革命。我必须返回成都的工作单位。离京前夕，我去和康同璧母女告别。
“小愚，你为什么要走呢？陪着你爸爸妈妈多好！”康同璧边说边摇头，分明流露出不满。我不知道该向老人家如何解释自己的危险处境，罗仪风见我面带难色，便对母亲说：“小愚的工作单位在四川，在北京住了那么久，当然要回去一下，至少该把这几个月的工资拿回来。”“去，把工资拿来，再回北京。回来还住在我家，我随时都欢迎。你领回的工资，留着自己用。再不，送给爸爸妈妈，我这里仍旧是吃住免费。我这个人是施恩不图报。”
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我答应康同璧，一旦把杂务事料理好，立即返京并仍住在她这里。
老人很满意我的回答。随即伸出一个手指，问：“你去一个礼拜，好吗？”
见我没有反应，又伸出两个手指，问：“要不，去两个礼拜？”
见我仍无反应，便再加上一个手指，直声直气地问：“三个礼拜，你总够了吧？”
罗仪风朝我眨巴眼睛，我忙说：“康老，要不了三个礼拜，我就回来了。”老太太乐了，高兴得双手拍巴掌。
其实，我很明白自己的返川之途是凶多吉少，一踏入川剧团的大门，即会被革命群众专政。斗我，关我，怎么收拾我都行。我舍得自己的命，却舍不得父母。父母比天大，比命重。只要想到年迈的父亲，我便心神不定，很悲哀，很迷茫。和康同璧的相对宁静安稳比较，我简直不敢揣测父亲本已不多的未来。难以克制内心忧伤与恐惧的我，低声对罗仪凤说：“我这一走，不知道爸爸以后的日子会怎样？”
尽管把耳朵凑过来，康同璧仍然听不清我的话。她迫不及待问女儿：“小愚在说些什么？”罗仪凤用粤语大声地重复了我的话，她听懂后，一只手拍着自己的胸膛，说：“小愚，你放心地去吧！你的爸爸只要不生病，今后就不会出问题。我敢打包票！”她的口气坚定无比。我感谢她的快慰之语，却情不自禁地问：“康老，您凭为什么这样说？又还敢打包票。”老人说：“是命运告诉我的。先父的经历，证明了命运是存在的。你大概知道戊戌变法的事情吧？”
我点头，道：“中学历史课就讲了，大学又讲了一遍。我还根据谭嗣同狱中题壁的情节，写了一折戏呢。”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老人随即大声背诵出谭嗣同那首写在监舍墙壁上的绝命诗。
她叫我移坐到她的身边，又叫女儿给自己倒上一小杯水。见此情状，估计这是要跟我认真谈谈了。果然，她开始了关于康有为命运的讲述：“戊戌年（1898）的八月先父变法失败，假如我还没有记错的话，是初六清早发生的政变。皇上（光绪皇帝）被囚，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维新人士，南海先生是情罪重大的首犯。他恰恰在这一天的上午11点钟，把自己的行李从招商局的海晏轮搬下来，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离开天津。荣禄派飞鹰兵舰追，飞鹰兵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可是走到半路，兵舰的煤不够了，只好折回天津。小愚，你说这是不是命定？初八船过烟台，先父上岸买了水果。荣禄向上海道、烟台道发出‘截搜重庆号，密拿康有为’的密电。恰好烟台道有事外出，随手把电报塞进了口袋。等他掏出一看，马上返回烟台时，重庆号已经开走。小愚，你说这又是不是命定？上海道得到密旨，连日亲自坐镇吴淞，凡来自天津方向的轮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维新党人士看见许多兵勇守在那里，以为康有为这一回是死定了，大家痛哭而返。可就在这个时候，船上一个叫普兰德的英国人用对照片的方法找到先父，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拿给他看了。然后，这个英国领事馆的人，让先父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轮船登上英国兵舰。刚上了兵舰，上海道派来搜拿小船便靠了重庆轮。小愚，这又是不是命定？先父在船上情绪很坏，以为皇上已被西太后和荣禄杀掉了，便也想去死。在船上他写了一首诗，我现在还能背出来——‘忽灑龙翳太阴，紫微移坐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先父做完诗，又写家书，和大家诀别。那个英国人看到这个样子，就说：‘皇帝的死讯还没有证实，请康先生忍死须臾。’在英国两艘兵舰的护送下，先父到了香港，知道了皇上还活着的消息。所以，后来先父对我们家人说，这次脱险他有十一个可死的机会，只要碰上一个就没有性命了。”
讲到这里，康同璧举起手指像数数一样地说：“小愚，你看南海先生有多少可死的机会。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离京，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西太后的政变早一天发生，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迟一天出京，那就会在南海会馆被捕，一定死了。假如在天津住客栈，搭不上轮船，那一定死了。假如乘的是招商局的海晏轮，英国领事馆的人就无法救他，那一定死了。假如追他的飞鹰兵舰不是因为缺煤折回天津，那一定死了。假如烟台道不外出，接到电报就派兵截拿，那一定死了。假如那个英国人不派兵舰护送，半路被截，那一定死了。——小愚，你看先父就有这样多的可死机会而不死，不是冥冥中有鬼神护佑，是什么？我说这就叫命运，叫命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接着，老人霍地起来站到我跟前，说：“不要看现在你爸爸倒霉，他的命终归会好。别看红太阳现在红，连他的夫人也红，将来这一家人的命，都不会好的。小愚，你不要笑，我说的是真话，老实话，正经话。”我的确笑了，却笑得有些勉强。
康同璧觉得我似乎不大相信她的断语，便神色严肃、拍着胸口大声地说：“你爸爸命中注定，不会有事的！除非章先生他自己不想活了。你放心地去成都吧，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你遇到困难，还有我呢！”显然，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忘记了终日吃豆腐乳的处境，忘记了夜间起身艰难挪步的年纪，更忘记了外面的红色恐怖。我流着眼泪，扑在了她的肩上，仿佛在恶风扑面、腥雨满地的时候，有人护卫我，向我张开了双臂。
是的，一切死生之说、任何存亡之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却又难以预知。后来的事情，恰如康同璧所言：一年之后，父亲死于病。终极原因是自己不想活，是包括亲人在内都难以理解的心灵创痛，精神孤独，以及耻辱，疲惫，消沉。这使得他决意告别这个已是一无所求的纷繁世界。生命之于父亲，真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字眼，胸中填满了痛苦与悲愤，走了。而这，不正是康同璧所说的命运或命定吗？
我返回成都，即被革委会关押，失去了行动自由。（19）69年秋，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我，抱定最后能看上母亲一眼，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的决心，半夜翻墙逃出川剧团私设的牢房，纵身跳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站在车厢厕所过道，两天不吃不喝不合眼，回到了北京。当晚母亲告诉我，在父亲去世（1969年5月 17日）后的三个月，即1969年8月17日康同璧病逝。老太太最初不过是患感冒，先在家中调养。不想，病越来越重，便送进医院，搁在了观察室。窄窄的床铺正好对着门口，穿堂风儿吹个不歇，过往之人走个不停。罗仪凤一再恳求，是否可以转到病房。
院方的人白了她一眼，回答说：“你母亲不就是个社会名流嘛，这么呆着就行了。”
几天后，康同璧死在了观察室。
记得一次闲聊，罗仪凤对我讲起西方的一则故事。她说，在一座大楼里，住着许多国家的人，有英国人，法国人，犹太人，德国人，还有中国人。一天夜里，大楼突然起火。只见英国人去救妻子，德国人去救女儿，法国人去找情人，犹太人去拿钱袋。而中国人呢，却背着老母亲向楼下快跑。——她的故事惹得我哈哈大笑。笑后，忽然觉得我的罗姨，不正是在中国政治风暴中，驮着母亲疲劳奔跑的人吗？现在，母亲从她的背上滑落下来，她或许可以喘口气，歇歇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潜逃回京的短暂日子里，经母亲周密安排，我见到了罗仪凤。时隔一年多，她形容尽变，变成了一个老妇。两鬓和眼窝深陷，脸孔呈铅色。本已瘦弱的她，仿佛全身仅由骨头和神经构成似的。特别是那双曾经美丽的眼睛，像撂荒百年的土坡，全无润泽之光。算来她恐怕还不到六十岁，这岁数在国外正是好吃好玩的好时光。革命之于她，真的如自己所言——可谓经脉尽断哪！
她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小愚，我们见面了。可你没了爹，我没了娘。”我俩抱头恸哭。她只坐了半个时辰，即起身告辞。
母亲留饭，她谢绝了。说：“走这一趟路，只为看看小愚。”
母亲执意送罗仪凤到公共汽车站，回来后对我说：“可怜仪凤，走路比我还要慢，说话的精神也没有了。”
让我不解的是，罗仪凤本人好象未受到什么政治迫害，怎么变得如此孱弱，凄凉？
母亲说：“康老死后，仪凤的哥哥还是渺无音信。革命政权规定所有私房的产权一律交公，那么租给外交部官员的房租收入，也没了。断了经济来源的她，粗茶淡饭，节俭度日。在辞退帮工的时候，家里的男佣老郭和二陈提出，要仪凤每人给三千元安置费，否则就闹到居委会去。康家哪有钱？仪凤胆小，不敢得罪工农兵和街道的人，明知是敲诈，也只得忍气吞声。为了凑这六千块，她都快急疯了，白天找人托卖家具、衣服、杂物；夜里焦虑，失眠，哭泣。泡在这样的苦日子里，她能不老吗？到了冬季，仪凤自己已烧不动锅炉，只好烧壶开水，灌
个暖水袋抱在怀里。过着这样的穷日子，她能不老吗？再说，以往所有的生活内容及全部的社会关系，都断了。好比终日坐在一口枯井里。所以，仪凤的老，是从心老开始的。”
母亲的话，像一根根钢针刺痛着我的心。而此刻的罗仪凤可能坐在电车里，躲避着别人的注视把脸朝着车外，死寂般的眼睛望着变换的街景，想着渺茫的未来……
整个晚上，我都在竭力思索，力图给我的罗姨寻出一条新的生路。结果，什么也没有想出。旧梦已逝，新梦不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她是做不出新梦的。她的处生之道，为新社会所不容。而新政权所倡导的整齐划一的生活、观念及思维方式，又把她的心灵最后一条缝儿，都封没塞绝。这样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情境，不禁使我联想中国历史上的遗民。难怪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问题的学者说，中国历史上“遗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为死者”。⑤而父亲说，康氏母女是中国最后的贵族，看来也是不错的。
我不知罗仪凤什么时候去世的。后来得知：在“文革”后期，因街道积极分子和男佣的检举，罗仪凤曾被关押，令其交代与司徒雷登的反革命关系。因为她 16岁考入燕京，年纪最轻，功课最好，深得这位洋校长的赏识。罗仪凤早就说自己是惊弓之鸟，怕的就是政治。我想，正是中国酷烈的政治折了她的寿。况且，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
1978年春，我平反出狱，回到了北京。
一年的除夕，母亲带我去新源里聂绀弩家，给聂老做寿。中午，吃罢寿面，母亲即刻告辞。
我很纳闷儿：母亲往常要呆很久，今天为什么例外？
离开聂家，母亲便告诉我：“托人找到了罗仪凤后来居住的地址，好象就在这附近，今天咱们一定要去看看。”
母亲一路走，一路问，根据字条上写的楼号、单元号及门牌号码，我俩终于来到了一栋普通居民住宅楼的底层。这个楼很旧，公共通道里的光线暗淡。按动门铃后，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妪开了门。
我惊呼：“这不是林女士吗？！”
“你是小愚吧？”
除了满头白发，林女士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那时她不显年轻，现在也不觉衰老。她对我母亲礼貌又谦恭，犹如当年对待康同璧一样。
她告诉我们：“康老和罗小姐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保存着。”说罢，转身打开房间里面的一扇门。
原来这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里面的这间屋子，比外屋略大一些。家具，皮箱和杂物堆满了整个空间，一直堆到天花板。我仔细辨认这些旧物，想找到一件小东西，留做纪念。突然，我看到了那张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那曾经摆着豆腐乳和烤馒头片的餐桌，那放着一小碗燕窝等我去喝的餐桌。蓦地，一阵隐痛浮上心来。
“你今后怎么处理这些旧物？”母亲问林女士。
她答：“不处理，我等着，等着康家的亲属。康家的人不来，我就这么守着。”
和林女士分手的时候，她向我们深鞠一躬，并连连道谢。
回到家中，心情无论如何也好不起来。晚上，全家吃过年夜饭，围着九寸黑白电视机看节目。我的眼睛在看，心却飞到了东四十条何家口。“瀚海漂流燕，乍归来，依依难认，旧家庭院。”我想起了那里的柴扉，石板路，御赐太平花，被挖走的榆叶梅，被开水浇死的玫瑰，还有我睡的窄窄小木床……
夜里我和母亲并排躺下。母亲累了，可我毫无睡意。
我问母亲：“那东四十条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属于私产。林女士应该在那里替康老和罗姨守护遗物。”
母亲说：“那宅院早让别人占了。”
“谁占了？”我问。
“叶道英。”
“是叶剑英的弟弟吗？”
“是的。”
我喊道：“他凭什么占康家的私房？”
“江山都是人家的，还说什么房子。”
“混帐。”我翻身爬起，在监狱里学会的脏话，不知怎地竟脱口而出。
母亲厉色呵斥，命令我改掉狱中恶习。我乖乖地躺下，望着漆黑的天空，最后一次见到的罗仪凤那灯干油尽的样子，就在眼前摇来晃去。我心想，如果罗仪凤像我能学会骂人，她一定会像我一样活着。
我曾打听康氏母女骨灰的下落。得到的信息是：由康同璧儿子出资，由政协出面，将康同璧母女安葬在福田公墓。那时儿子已经坐上了轮椅，无法飘洋过海参加母亲和妹妹的葬礼。而她们母女所保留的康有为的遗墨、手稿、藏书，其中包括那套珍贵的《大藏经》，按照康同璧生前的遗愿全部无偿地交给了国家。
事情到此，总算有了一个“入土为安”的结尾。但我转而又想：康同璧在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是有贡献的，再说人家母女把上等宅院和珍贵藏书都上缴了，捐献了，怎么一块不足三尺见方的墓穴加两个骨灰盒，还要远在美国的儿子出资？难道康同璧的资历和贡献，还抵不上我们的一个副局级干部？
在已无神圣与纯粹可言的今天，受人敬重的康同璧是一种绝响；我能去敬重并感受她，是一种福祉。
注释①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六节载：“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独行，省亲于印度，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近得其寄诗二首，自跋云：‘侍大人游舍卫祗林，坏殿颓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来游者，同璧为第一人。’诗云：‘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灵鹫高峰照暮霞，凄迷塔树万人家。恒河落日滔滔尽，祗树雷音付落花。’”
注释②载涛（1887—1970）姓爱新觉罗，字野云，满洲正黄旗人。1890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同年晋为不人八分辅国公。1902年袭贝勒。 1908年12月加郡王衔；同月与铁良等任总司稽察。清廷新设禁卫军，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1909年6月管理军谘处事务。1910年2月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5月派任赴英国专使大臣。1911年5月任军谘大臣；其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溥仪任为禁卫军司令；同月复辟失败。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31年1月，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49年后，历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注释③储安平《英国采风录》第73-74页。1949年观察社出版。
注释④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1942年被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3、4 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注释⑤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345页。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年8——11月于守愚斋
作者系大右派章伯钧之女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下）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