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为，“道”生万物而赋予万物具备了“德”，故道尊而德贵，倡导“以德配天”、“以德治世”等。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治世”，如“文景之治”，就完全体现了这种古代帝王治国的道德理念，内修德而外施仁，使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繁荣，百姓祥和而太平。
仁政安民 崇尚道德
西汉初年时，由于秦末以来连年战乱，使社会经济非常贫困。史书上记载当时的情况是：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文帝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并给予他们赏赐；减免田租，把原来的十五税一，改为“三十而税一”，有时还“全部免去民田之税”；减轻刑罚，废止不合理的连坐、株连律令；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的政策。
景帝继承了父亲文帝的与民休养生息政策，也曾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都不如谷物和丝麻。景帝崇尚道德,广兴办学，实施仁义和礼仪教化，使民风淳朴。
以民为本 节欲自持
文帝以俭约节欲自持，提出朝廷要顺天而治，以民为本，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决不做扰民、伤民、害民之事。
他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为了减免人民税负，他还减少自己的开支，裁减侍卫人马。对国家的财政开支进行节制和缩减。《史记·律书》记载文帝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米至十馀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
景帝时下诏不接受地方贡献的锦绣等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贵族官僚因此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这样百姓的收入有所保障，负担也减轻了。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国力继续得到增强。
广纳谏言 修身治平
文帝效法上古圣王，谦逊克己，广纳谏言，总是担心自己事情做得不好，愧对天下黎民。每遇到农业歉收、发生灾疫等情况首先责己，并要求臣民据实指出社会上存在的问题。
例如他在《议佐百姓诏》中说：近几年来收成不好，又有水、旱，疾病、瘟疫的灾害，我非常忧虑。想来是我的政令有失误处？还是没有顺应天时地利、有失人和、敬奉神明不够诚心呢？或许是百官的俸禄太奢靡、无用的事情办得太多了？为什么百姓的粮食如此缺乏呢？凡是能够帮助百姓的建议，大家一定不要隐瞒，要尽职的提出来。
一次，边境之地出现了不安宁，文帝也在诏书中自责说：“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
文帝严于律己的精神令人钦佩。景帝也非常重视以身作则，他在《令二千石修职诏》中说：我亲自耕种田地，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以供奉祭祀天地和宗庙时提供谷物和祭服，为天下人民作个先导。是要天下人民努力种田和养蚕，平时就有积蓄。不以强凌弱，不以多欺少；使老人得以长寿，幼儿孤儿能顺利成长。今年收成不好，还有水旱灾害，原因在哪里呢？是不是有些奸诈虚伪的人担任了官职，用财物作交易侵害人民？他们借着执法的机会做坏事，这样实在是失去了朝廷设置县丞的用意。我命令二千石的地方官们各自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于那些不忠于职守、昏暗不明的人，丞相要向我报告，追究他们的罪责。特此布告天下，使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
敬天重道 以民为本
文帝、景帝以“爱民”、“富民”、“教民”为治国理念，其根源在于敬天意，顺自然。从文景帝的诏书中不难看出，这两位帝王把灾害异乱等看作上天的警示，认为是自己修德不够，或在国家治理中尽职不够，在任用官员上还存在漏洞，亲贤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使天下人人重仁义而耻私利。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经过文景之治，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馀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无法计算钱的数量。天下人心归向，四海清平。
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历代仁政的实施者都能够讲义求睦、广开言路、济世安民。百姓因此能够循礼守法，安居乐业。而逆天叛道的统治者，把天下人当成自己的器具，堵塞言论，打击和迫害贤良，侵占民利，导致天灾人祸不断。乱世与败世都是治理天下的人道德败坏造成的。可见，敬天重道是道德之根，国主是否修德向道关系到万民幸与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