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中国季刊》2009年第三期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题目是“我们要回家——云南西双版纳知青1978—1979年请愿运动”，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斌教授。这篇文章从一个特别的角度考察了云南知青请愿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地位，指出这场自发的群众运动不仅争取了六万多在云南的各地知青返回城市，给了他们改善人生的机会，而且激励和推动了全国数百万知青的请愿和返城， 从而实际上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
1978年，云南知青下跪、请愿，要回家！（看中国配图）
这场请愿运动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中共以运动治国，建国以来发起了难以计数的运动，包括上山下乡运动，但很少有民间自发的运动，即使有了都被镇压下去。但杨斌教授指出，云南知青请愿运动可以说是至今为止唯一一场以和平解决并满足民间要求为结局的大规模民间自发运动，它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群众斗争，而是和复杂的党内斗争和国际关系纠缠在一起。在维权运动此起彼伏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研究中国民间运动的成败和民间社会的成长很有启发性。
所谓知青指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下放到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城市青年学生，总数大约有一千七百万人，牵涉到无数城市居民家庭，大多数下乡知青即使后来返回城里，他们人生最有价值的时光也已成为毛泽东革命狂热和荒谬经济政策的牺牲品。
云南西双版纳由于地理条件特殊，当时成为种植橡胶这个重要战略物资的基地，曾经有10多万知青，到70年代末，这里还一共约有7万左右，以北京、上海和四川人为主。他们被编入生产建设兵团这个特殊的半军事组织，不但生活和劳动条件极其艰苦，而且经常受到兵团干部的欺负和压制，尤其是很多女知青的命运尤为悲惨。
根据1973年的一内部报告，“全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 1034起， 受害知知识青年1874人，2人被打死。调戏猥亵奸污女知识青年的干部286人，受害女青年430人。”其骇人听闻的程度使得周恩来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法西斯行为”，要求严肃处理。
云南知青发起了要求回城的请愿运动（看中国配图）
云南知青在北京请愿（看中国配图）
但就是在这样严酷的压制下，1978年到1979年，云南知青发起了要求回城的请愿运动。这场运动始于 1978年底一些知青向邓小平写信反映问题，要求回城，在受到兵团当局的阻挠后他们派出代表前往北京和省会，发起请愿甚至绝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代表不但和兵团一级的领导打交道，而且见到了中共主管兵团工作的副总理王震，在北京掀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最终迫使中央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
云南知青请愿成功胜利返城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激励各地的知青争取回家的权利， 从而使知青返城运动达到了高潮。到1979年底，七百多万知青回到了城市。第二年，中共中央宣布结束上山下乡运动。
那么，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中共建国以来唯一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成功的结局呢？在全国绝大多数知青胜利返城的时候，唯有新疆的知青不但没有被允许返城，他们发起的运动反而受到镇压，大多数被迫留在原地，这又是为什么呢？
（下）
我们上次介绍了英国《中国季刊》最近发表的杨斌教授的文章，分析1978-1978年云南知青要求回城的请愿运动的成功。那次运动是中共建国以来唯一成功的一次大规模自发的群衆运动。那麽，是什麽样的历史因素造成了这个结果呢？
杨斌教授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是这场组织比较统一和严密，有计划，讲究策略,并且赢得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在兵团方面，有个别领导人比较开明，非常同情知青的遭遇，是文革后少数识大局有人性的老干部的典范，在帮助请愿者和中共领人沟通上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第二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1978到1979年初正是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指定继承人的华国峰和邓小平为代表股势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如果要按照华国峰的“两个凡是” 来办，知青问题就无法解决；而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实事求是”派则要以一些所谓得民心的政策来向凡是派挑战。在知青运动发展到和官方尖锐冲突、中央以王震为代表的强硬派要镇压的时候，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底和1979年1月初最关键的一段时间里对知青请愿作了多次批示，要云南省放弃压制的政策，并要王震改变态度，对和平解决云南请愿事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在短暂的时间里对知青有利。1978年底越南反华排华达到高潮，和苏联签订军事条约并出兵柬埔寨，推翻受中国支持的红色高棉。中共高层在在12月底以前已经明确了要“教训”越南，邓小平已经对美国表明了态度。在这个时候爆发的云南知青请愿，给中共的战争准备带来了不利因素，中共急需稳定云南边疆，因此寻求和平解决。王震原来是强硬派的代表，但他在1979 年1月3日接见知青代表时透露了中共准备教训越南的消息。
因此，一场轰轰烈烈的云南知青请愿运动，本来是向中共权威的挑战，这在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上还是很罕见的，但在这三个因素的联合作用下得到了和平解决。这三个因素实际上在决定群衆抗争的结果上很有典型性：请愿运动领导人和参与者的组织和策略、中共内部的斗争，还有国际因素。如果这三方面都对运动有利，那麽取胜的可能是很大的。而从结果来看，也不能说是中共丢了面子，应该说是它的退让也有利于自己的形像，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但是，当在新疆的知青也起来为自己争取回城的权利的时候，面对的就完全是另一个结局了。从 1979年2月到1980年底，新疆在阿克苏、喀什和库尔勒的知青发起并坚持了漫长的请愿运动，并举行了几十次罢工，甚至绝食，但一直得不到政府方面的让步。1980年1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知青的有关“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活动”，违者依法处理。到1980年底，中央派到新疆的工作组邀请阿克苏的知青代表召开座谈会，半夜时全副武装的军人架著机枪上了房顶，知青代表被逮捕，阿克苏宣布戒严。新疆知青请愿运动失败。
新疆请愿运动的失败，在于上述三个条件中最关键的一个发生了不利于知青的变化。随著邓小平权力的巩固，中共对群衆性抗议采取了强硬的立场，邓小平1979年在利用了西单民主墙后将它关闭，禁止有组织的群衆运动，逮捕了魏京生，打压党内外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甚至逮捕关押了许多代表人物。因此，新疆知青请愿发生时，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形势。而且，随著大量知青早先已经返城，社会上对知青的关注程度也已大大下降，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压力也大为减轻，因此中共又回到了决不对底层压力让步的老路上去了。
同样的遭遇，同样的斗争，得到的结果却有天壤之别。造成云南和新疆知青当年抗争的不同结局的那些历史因素，在今天的维权运动中其实仍然存在，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