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父亲曾匡南1995年摄于纽约肯尼迪机场。
“一九四九”这个特殊的名词，最近在两岸三地成为热门话题，也掀起埋藏在我心头数十年的隐痛，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因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记忆坟墓的深处喷薄而出，长歌当哭，热泪淘涌。本以为心中已无喜无悲，谁知历史的伤口难以愈合。正是：“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未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我的“一九四九”，其实是先父曾匡南的“一九四九”。个人命运往往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父亲走过的道路，正是千千万万个满腔热血、最后被迫承受理想幻灭之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如果没有父亲的“一九四九”，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我的存在。
肃反运动二叔惨死
生于1919年的父亲少年得志，学业优秀，1947年毕业于广东省文理教育学院,1948年2月，在当时吴川县县长欧钟岳（岭南派画家欧豪年叔父、曾任吴川中学校长）的极力推荐下，28岁的父亲成为吴川中学最年轻的校长。父亲当时是乡里的荣耀，每年村人年例举牌巡游，父亲的名字总出现在光荣匾上。
1949 年，父亲应邀到香港办学，过程一波三折。一来父亲阮囊羞涩，当时香港人浮于事，另找工作不易；二来向往“新中国”，恰好当时广州女子师范学院向他招手，他从香港回到广州。这一步走错，就开始长达40年的苦难，九死一生，真是“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22岁的二叔曾嘉南是小学教师，他在读中学时，班主任叫全班学生一起填表加入三青团（全称“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青年组织），据说当时在学校或机关“集体入团”非常普遍，但中共指三青团是“国民党反共的工具”。在肃反运动扩大时，有人曾劝嘉南叔外出避风头，但他自恃没有任何反共行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没想到在劫难逃。
他突然在任教的学校被抓走，我的奶奶托人求情，对方回说“他没事”，过两天便会放人回家。那天我的爷爷正在自家诊所给人看病，突然门外马路上有人挣扎突围而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爷爷定楮一看心胆俱裂，原来是他最心爱的儿子被人五花大绑即将押赴刑场，奶奶当场昏死过去……。年轻无辜的生命就此灰飞烟灭，成了爷爷奶奶终其一生的隐痛。
据当时念高中的小姑姑回忆，她正在学校上课，有同学告知看见拉她的二哥被处决，她情不自禁流下眼泪，后来竟因此被批“立场不稳”。
嘉南叔惨死七年后，我才出世。从小我就纳闷，为何我家的日历总是少一页？到了那一天，爷爷就禁食，粒米不进，独自垂泪。我曾好奇地询问，被奶奶阻止，警告小孩子不要多言，否则大人将大祸临头。
这个谜团直到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我才从小姑姑口中得知真相，原来那天是嘉南叔的忌日。但在那个黑暗年代，中国人即使死去也是罪人之身，悼念“反革命” 即是“阶级立场有问题”，“阴谋阶级报复”，只能偷偷纪念。嘉南叔临刑前在家门前向爷爷下跪，文革期间成了爷爷被批斗的一条罪状，“反革命孝子贤孙，死到临头还要下跪，可见你们都是一丘之貉”。爱子冤死，本来就是爷爷一生最痛，斗争他的人每提一次，无疑是往他血淋淋的伤口再撒一把盐。当时他已高龄77岁。
由于嘉南叔是被枪决的“反革命”，家人不敢保留他的照片，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遗物，是一幅用毛笔抄录岳飞“满江红”的隶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书法上注明“右录满江红与吴以运学兄共勉”，落款是“弟嘉南乱涂于民国卅五年六月”。文革红卫兵抄家前夕，我在一本线装书中无意翻看到这一幅字，我视此诗句为学习座右铭，也好奇“嘉南”是谁？
这幅字是二叔曾嘉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遗物
我向奶奶询问时，她大惊失色，叫我以后千万不要提这个名字。我实在太喜欢这幅书法了，偷偷珍藏起来，也因此，当我家被红卫兵抄家时，它得以逃过厄运留存于世，被我带到香港，再带到美国珍藏至今。
父亲的“一九四九”，也关乎到嘉南叔枉死的命运。父亲不止一次自责，假如当时留在香港办学，任职教师的嘉南叔一定前往香港投靠，就不至于被当成“反革命” 遭枪决。
反右浪潮 父母仳离
我的父母亲都是怀著对新中国的憧憬，在人生道路上走错了最关键的一步，葬送了后半生的幸福。父亲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本来已与一李姓女同学订婚，并准备在1952年底举行婚礼。谁知，祸从天降，曾与父亲共事过的一名英语教师，在肃反运动中被湛江市公安局拘留审查，要他检举揭发别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英语教师为了“立功赎罪”，胡乱招供。他以为父亲去了香港不会“回归新中国”，故把父亲扯出来“交差”。湛江公安局立即将父亲传讯审查，父亲的未婚妻当时已有身孕，父亲成了“特嫌”，她以为父亲必定性命不保，当时的社会风气不容未婚生子，绝望之余，她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随后投向另一位追求者。八个月后，父亲的冤案证实子虚乌有，但未婚妻已琵琶别抱。
父亲获释后，到广东台山县斗山任远中学任教。周末假日，经常到广州图书馆翻查资料，邂逅当时就读华侨补习学校的母亲。她是澳洲华侨，在1954年的回归热潮中返国，与父亲一见钟情，不顾家人反对嫁给父亲，婚后一年生下我。不久，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经过，说来简单，也荒谬得很。他只不过向校长提了一点意见，由于校长是共产党员，便构成“丑化党”的罪状。他的另一条罪状是在教研组读了一则有关“党天下”的报导，成了“参予右派分子活动”的“不容抵赖的事实”，后来更被说成是“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步骤地向党进攻”。
父亲被划为右派后，送往人迹罕至、滴水成冰的青海柴达木盆地劳动教养。他所在学校共去了三名教师右派，另两人都未能活着回来。母亲则受不了周围的社会舆论压力，感到在人群中抬不起头，决定离开伤心地，遂要求离婚。由于当初她的父母家人坚决反对她嫁给父亲，她“无颜见江东父老”，不好意思重返澳洲，便在香港居住下来。
文革批斗 生不如死
我出生一个多月，就被送回老家跟随爷爷奶奶生活，奶奶常戏称我是吃“百家奶”长大的。没有父慈母爱的人生，那种凄凉寂寞实不足为外人道。至今，我仍觉得自己生命中缺少了一些东西。文革爆发，我家落入苦难深渊。历次政治运动，爷爷、父亲都是“运动员”，抄家、批斗、游街示众、关押……无日无之，真的“生不如死”。父亲曾先后自杀两次，一次试图在江水中溺毙自己，但由于他是游泳健将，虽然强迫自己喝了一肚子的水，仍淹不死；另一次是试图用吃饭的瓦缸敲碎自己的脑袋，尽管头破血流，也许命不该绝，仍及时获救。我和家人在文革中饱受惊吓，那时我们经常要填写履历表，每次填到“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人被杀、被关、被管制……”等等，我就神经紧张，害怕得不得了。这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公开谈论嘉南叔冤枉送命。
父亲曾经光耀桑梓，风光一时，我唯一的安慰是在他有生之年，说服他来了一趟美国。他晚年仍能发挥余热，先是创办“明德书屋”，其后又兴办梅山中学。父亲在历次浩劫中都大难不死，没想到1996年却死于医疗事故。我尽其所能，在父亲生前奉献的梅山中学，捐款成立“曾匡南奖教、奖学金”和“匡南图书馆”，希望借此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