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陆官方媒体报导，过去半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中“被”组建中共党组织1万2千个。专家分析，此举在于监督和控制新的富有阶层，而企业为了顺利做生意被迫“配合”，官商结合提供“方便”，结果是，中国的专制与腐败加剧，民主遥不可及。
据新华网报导，截止今年1月份的过去半年，中共确定联系点近3万个，派出14万5千名指导员、联络员，进入基层、企业，“发展”6万5千人入党，并且通过“双找”活动找出 “口袋”党员7万3千人，正在“筹建”的非公有制企业内的这类组织还有2万4千个。
“口袋”党员是指在就业、退伍、退休、下岗、工作单位变动等情况下，党员未转接组织关系，而是将这种组织关系介绍信装进自己口袋里，不再参加组织生活的“隐性”党员。
分析家称，中共对企业的渗透，历来不遗余力。中共在其建政之初，将私营企业家、资本家定为“人民公敌”，不仅没收财产、家业，还极尽凌辱。自80年代改革开放，到2002 年，当私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时，善变的中共就以摘除私营企业家头上戴了几十年的“人民公敌”的恶帽为名义，正式邀请私营企业家加入其党阵营。
2006年，中共也曾一度声称在8000多万家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旨在更深入的渗透到企业当中。
欧洲国际政治中心高级研究员（ECIPE）、前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专栏评论家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曾在金融时报发表题为《中国：私企建党为哪般》的评论文章，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
中共的动机是什么？
容凯尔分析：党的动机不难理解。毫无疑问，它优先考虑的是监督新的财富创造者阶层，并确保他们有一天不会成为反对领导层的来源，而这个领导层执著于镇压任何有可能危及其权力垄断的潜在威胁。跻身现代化力量之列，还能使党为其呆板的公众形象平添些许活力，并将企业家们的成功算作自己的功绩。
企业得到什么：官商结合提供“方便”
那么私营企业能够从中得到什么？简单的回答是，这有利于做生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迄今的市场化的局限性。中国经济的关键的控制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中共手中。比如你做生意需要银行贷款、外汇、新的厂房用地或是稀缺原材料的话，那么，你就需要认识“正确”位置上“党的朋友”。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纽约的中文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分析了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入党，并对在本企业建立党组织没有异议的原因：“毕竟现在共产党它还垄断着权力，所以即便是在一些民营的企业，名义上讲那是私人企业主做主，但是所有的私营企业主也知道他们是在共产党的专制之下经营，因此和中共搞好关系对他们来说也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而很多私营企业家、所谓资本家他们入党也就是给自己打上一个红色保险系数，政治上更保险，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也更方便的实现这种官商的结合。”
容凯尔也说，中国企业必须藉助体制来增进自己的利益，连国外企业家也都领会到了这点，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或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不知廉耻地取悦当权者很重要。
联结政治权力和私营资本二者的共同利益是物质层面的致富。对于中共而言，其统治的合法性，乃至其生存，取决于它能否为国民带来不断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活力的工具，就是私营企业家希望获得利润和增长。
中国商人似乎满足于主要充当经济动物，他们下定决心这么做。一位曾任教于中国顶尖商学院的外国教授表示，他注意到学生视野之狭窄——他们仅关注自己的职业抱负，毫不犹豫地接受现行的政治秩序。尽管如此，中共总是担心潜在的挑战者。
后果：专制与腐败加剧 民主遥不可及
容凯尔说，中共深入私企建党，足以让西方很多观察人士感到清醒。他们一直认为，中国经济的日趋繁荣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最终必将产生政治改革压力，就像在韩国、台湾和东亚其它地方已经发生的那样。“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 (Barrington Moore)这句广为流传的格言，似乎在中国找到了反证。
另一方面，腐败与专制进一步加剧，并削弱管理者的动力。而迅速扩大的收入差距会引发社会紧张和抗议，而中共伸出双臂欢迎拥有特权与金钱的少数群体。
费用何来？苦了纳税人
胡平认为，中共党员交的“党费”，根本不足以支付如此耗资巨大的组建党组织活动，而在中国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国库”即“党库”，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共产党可以不计成本，随意把纳税人的钱浪费在党的各种活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