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中国金器发展来看，北方在商代以前就已流行配戴金耳环、金鼻环和头饰，比中原更早使用黄金。周代以后北方金器功能仍是以身体佩件为主，例如此次展览中的金豹饰与圆形金饰牌，而且开始见到动物母题（animal style）的使用。
随着北方进一步的干燥化导致专业游牧生活的出现，游牧民族更重视便于携带、适合展示身分的金银饰品。整体来说，北方金银器与中原金银器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几乎全属身体装饰，或是小形器物如马具、武器配件；相形之下，中原黄金大多是作为器表装饰，而身体配件则是偏爱玉。
秦汉以后，北方草原民族以匈奴帝国最强盛。匈奴以金银器饰身的方式更多元，特别是王族皆以金银布满全身，从头冠、耳饰、项饰、衣服缀饰、腰带饰到靴子，皆以黄金装饰。
自东汉以后，匈奴势力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东胡分支的鲜卑族。鲜卑金器除了延续北方传统的耳饰和牌饰之外，金步摇冠饰和金龙形项饰是新种类，而后者可能受到中亚地区贵霜王朝的犍陀罗（大月氏）金器影响。在图像上，鲜卑金器大多以直立、并排或相对的马或鹿为器表图案，和匈奴金器追求写实、肉食草食动物互相格斗，或是格里芬母题等艺术母题不同。
唐代国力强盛，与中亚交流愈见频繁，从皇亲贵族到庶民皆以拥有金银器为尚，甚至已凌驾玉器地位。相较于鲜卑金器中的大量中亚因素，此阶段的北方金银器不论是在器型、纹饰和工艺方面，则受到唐国际化的金银器风格影响更深，遂逐渐脱离了六朝以前北方游牧民族金银器强调饰身、追求动物母题以及少见容器之传统。
唐代金银器对辽金银器的影响，可说是全面性的。在工艺方面，辽金银器上的敲花与錾刻工艺，或是以鱼子纹为地，在唐金银器上可找到来源。至于鎏金器或是银器局部鎏金的作法，亦属唐风。在器形方面，辽金银容器之器口有圆口、花瓣口、盘状口、曲式与海棠形口，还有器足部分的高圈足，以及各种容器形态如多棱金杯，几乎都可在唐代金银器上见到范本。
在纹饰方面，辽纹饰布局可分为分区装饰、单点装饰与满地装饰三类，至于纹饰按其比例与画面的位置，还可区分为主体纹饰和辅助纹饰，而这都是唐代金银器上常见的装饰概念，甚至是装饰纹饰种类与形态也非常相似。在作坊方面，唐末有大量的金银匠流散到辽国，因此辽初在工艺、生产机制几乎承接自唐。
辽代中期以后，金银器上的唐风渐淡，而宋风渐深，如高浮雕器的流行、多层次剔地工艺等，见于陈国公主墓的八曲连弧形金盒、镂花金荷包。值得注意的是，辽早期的吐尔基山辽墓与耶律羽之墓不见随葬玉器，但陈国公主墓却见到大量的玉佩件，也是宋人品味影响辽贵族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