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图》局部
《论语雍也篇》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论述君子的理想人格,表现在精神气质上就是文质彬彬。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精神气质,由“质”和“文”两个基本要素构成,质相当于质朴,文相当于文雅。质文双方,任何一方所占比重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平衡丧失,出现“野”和“史”的两种极端。只有搭配得当,才是理想的文质彬彬。
这是观察个人精神气质的标准,可不可以用来衡量一个时代呢?
还是孔子,在《礼记表记篇》中留下一段语录:“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显然孔子也是在用文质概念观察一个时代。在孔子看来,夏朝是质胜文的时代,而殷周是文胜质的时代。清代刘逢禄《论语述何》,把夏商周三代用文质互代过程来描述,他说:“殷革夏,救文以质,其敝也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质彬彬者也。”关于夏商周,究竟是史是野,不是这里要讨论的话题,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可以用文质这一对概念概括一个时代。
唐朝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在接触了许多唐代的具体故事之后,我以为唐朝的精神气质,正是不野不史的文质彬彬。有人归纳唐朝,认为是青春气象,但无法体现唐人的智慧和理性。比较起来,秦汉时期的中国,更像是青春勃发期,昂扬向上,但粗枝大叶,敢想敢干,但不失野蛮。民间百姓,皆以复仇为秉性,一言不顺,拔刀相向。豪杰勇士,动则发动群众围攻政府。酷吏执政,成百上千地滥杀无辜。一方面拓土开疆,一方面虐待百姓。秦汉政府也是青春期型的,勇往直前,蛮横无理,都可以看作是青春期的冲动、盲目和蛮干。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和民族融合,中国如同经过了初婚期的迷惘一样,对于幸福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看法。在风格上有意识地远离野蛮,与此同时努力修习,滋润自己的精神。身体上在青壮年之间,不会争强好胜,但是绝不畏惧挑战。习惯用智慧解决问题,理性地看待社会、国家和一切重大课题。向历史汲取智慧,理智地对待一切,不急不躁,气质优雅,风度翩翩。既有将军三箭定天山的传奇,又有红叶传书的浪漫故事。智勇双全,侠骨柔情。这正是文质彬彬的唐朝。
唐朝过后,中国的体质似乎严重下降。聪明的人越来越多,朝廷上下充满美文式的算计。宋朝的殿堂,几乎是文学家的聚会,文章风流潇洒,可是政治总是阳刚不振。每到关键时刻,总会有很多大臣主张妥协,算来算去,最后放弃的总是一个国家应有的精神。拼死一搏的念头在宋朝永远居于下风,以至于“死亦为鬼雄”的豪言壮语只能出自女子之口。“恐辽症”比辽朝存在的时间还长,恐满症接踵而至。也曾出现岳飞、戚继光这类昙花一现的英雄,但是当时的环境注定他们要以悲剧结束。这也恐惧,那也恐惧,说到底就是怕死。这不就是垂垂老矣的症状吗。对内以文抑武,对外幻想以夏化夷。文胜质则史,最终只能如此。
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说呢,文质彬彬我爱唐。唐的文质彬彬,起源于唐太宗时代。高祖时一方面是武装斗争扫平天下,一方面欣赏隋文帝,亦步亦趋。 而从北周到隋朝,不仅统治者的最高层原本属于一个集团,武力应对天下的主流思维从来没有放弃。隋朝的短命与秦朝的短命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过分迷信武力。 这种习惯是唐太宗时代放弃的。唐太宗听从了魏徵的建议,以德化民,行王道路线。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各项政策也开始见效,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开始呈现。然而,贞观遗产,不仅仅是优异的治理天下的政绩,还有文质彬彬的时代精神。
唐太宗是一位武力打天下的皇帝,他一直很自豪在创业帝王中,真正亲临战场的只有他自己和汉光武帝,而光武帝开始创业的时候,年龄整整比唐太宗大了十岁。 年轻时的尚武习惯有利于唐太宗的军事活动,而当上皇帝以后,唐太宗成为最热衷读书的人,手不释卷,孜孜以求。他的家教有利于他的艺术追求,对音乐很精通。 于书法,他更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阅读对于治理天下的重要性,强调读书润身,他甚至时常后悔年轻时没有早点开始读书。《全唐诗》留下了一些唐太宗的诗歌,由此我们得知他的一些文学观察。“晚烟含树色,栖鸟杂流声”,在落日入西山的时候,他写下这样的诗句,可见他的观察细致入微。他也跟许多诗人一样,珍惜生命,伤春悲秋。根据历史的记载,唐太宗还写过宫体诗,可惜没有留下来,否则也会给我们提供认识唐太宗的又一个角度。然而,就是同一个人,在战场上率队冲锋,出生入死,身体矫健,反应敏捷。唐太宗是文武兼备的皇帝,他就是文质彬彬的代表。
唐太宗以纳谏闻名后世,理性行政在他的执政时期表现卓越。他减少死刑,取消肉刑,生命受到尊重。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被杀,将军丘行恭取死者的心肝来吃。唐太宗听说,对丘行恭说:如果这样可以表达忠孝,那也应该让太子诸王来吃,怎么会轮到你呢?法律有明确规定,你何至于如此呢?丘行恭的行为属于野蛮,太宗的指责针对的也是野蛮。即使是忠诚,也要有一个优雅的表达方式,这就是唐太宗的要求。县尉几乎是最小的官员,可是刘仁轨这个县尉竟然把当地的最高军事长官折冲都尉给杖杀了。虽然,都尉在当地横行霸道,但是县尉是没有权利杀人的。怒不可遏的唐太宗要亲眼看看这个敢于打死大官的县尉,当他听到刘仁轨说,因为自己当众被辱所以才动用杖刑的时候,竟然宽恕了刘仁轨。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一种高贵的生命状态,唐太宗赞同并理解,所以宽恕了刘仁轨。
唐代崇尚优雅,任何报告都需要文学式的书写,即使是军队的胜利捷报,也一定很文学。那是一个唯美主义的时代。当官要通过身、言、书、判的考试,四个项目一个共同的指标就是美。那些被记入国史的人们,如果相貌堂堂,声音优美,史官通常不会忘记写上一笔。官员们的业余生活多是诗词唱和,曲水流觞。成功的诗作,被谱曲传唱。唐代的天空,流动着唯美主义的风。看看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就知道唐代的艺术成就,一些普通的边地画师,也能让后世叹为观止。更不要说唐代的书法了,那个高度一直让后人仰视。
也许你会说唐太宗不世出,太特殊。但是,看看同时代的人物群像,你也得相信,文质彬彬是普遍的。李靖,是唐代唯一可以称得上军事家的人,就是他出征可以 领兵打仗,入朝可以佐君治国。出将入相,几乎就是唐朝的特产。就是少数民族将领,同样温文尔雅。契苾何力来自北方的铁勒,是位忠诚勇气俱佳的将军。梁仁孝负责蓬莱宫的建设,绿化树选择了白杨,一次他对契苾何力介绍,充满自豪,说这些树长得快,三五年之内就可以让蓬莱宫树阴凉爽。契苾何力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吟诵了两句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这是《古诗十九首》里的诗句,契苾何力的意思是说白杨树属于古墓不属于宫廷。梁仁孝立刻下令拔掉所有白杨,改栽梧桐。能够如此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一个文官不是件困难的事,但契苾何力是位战场冲杀的猛将啊。这就是唐。
隋朝只有三十多年,唐朝面对的历史遗产主要是南朝和北朝。魏徵在《隋书》的文学类传序中,专门总结了南朝与北朝文学的异同优劣: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魏徵总结的南朝北朝文学,何尝不是南朝北朝的文化呢?相对而言,南朝的文化,正是文胜质而史,北朝文化正是质胜文而野。后来的唐诗,其实就是走上了魏徵希望的路,而唐代的精神气质正是合长避短,文质彬彬。既洗净此前的粗犷野蛮,也没有生成后来的柔弱哀婉。
唐朝在中国的历史上,乃至东亚的历史上,都是经典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