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中阳
沈中阳，国内肝移植领域的权威，现任中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沈中阳除了有“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等头衔外，还曾先后获天津市卫生局优秀专业技术人员、天津市首批跨世纪青年人才、九五立功先进个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十大杰出青年、天津市政府奖、优秀归国人员荣誉称号、全国留学回国人员突出人才奖、卫生部授予卫生界首届突出贡献专家等等头衔。
那么真实的沈中阳是怎样的呢？广为流传的“天津医学十大怪”中第八是这样讲的，第八怪：吸完大烟换肝快（一中心换肝专家院长沈中阳吸毒）。知情人如此评价：“什么狗屁沈中阳就是个骗子，收红包不待眨眼的，低过一万的还不收，而且还吸毒。”了解沈中阳的人说：“那个主刀（就是给傅彪换肝的）就是个吸毒的，只不过他挣的钱够他吸的。”
沈中阳主刀傅彪案例
电影明星傅彪换肝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傅彪2004年8月29日被确诊为肝癌，2004年9月3日，5天时间内，北京武警总医院就给傅彪做了肝移植手术，主刀沈中阳。 2005年4月，傅彪肝癌再次复发，4月28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就找到了供体，沈中阳又为傅彪实施了一次肝移植手术，此后傅彪回到北京，长期住在北京武警总医院，直至当年8月30日死亡。。第一次肝脏手术失败后，了解内情的说“傅彪去年（2004年）换肝是错误的，因他正处在乙肝活动期，有些大夫太急功近利了！”
据悉，傅彪第一次移植失败后，家属因为听说给傅彪移植的器官来自于法轮功学员，就追问主刀医生沈中阳关于器官的来源问题。沈答：第一、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第二、这不是你们应该过问的。沈中阳事后还说：“傅彪所患肝癌为第四期肝细胞肝癌，此类患者一般从诊断明确到患者死亡，平均生存期只有3至6个月，亦被称为‘癌中之王’，傅彪进行肝移植，赢得了一年的寿命，比平均生存期已经多延长了半年了。”而傅彪在北京武警总院和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先后做了两次肝移植手术。一年里，他饱受了肝癌的折磨和手术、化疗、放疗的痛苦，还被掏空了上百万的家底。特别是第二次手术后，傅彪几乎是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中走到生命尽头的。
移植界有一个“米兰标准”，晚期肝癌不在这个标准之内，因为癌细胞广泛扩散在胆管系统，移植后还会复发。而沈中阳针对此则是说“所以，晚期肝癌（患者），不适合做（肝）移植实际上是对国外规定的误读。”“你有钱，你就有买宝马的权利。”因此大力鼓励有钱人做肝移植，而不管患者是不是适合移植。
移植手术背後的器官活体库
据中国大陆《三肾网》数据，截止到2004年4月，沈中阳主持完成了肝脏移植1000余例，占全国总例数一半以上。至2005年3月，沈中阳完成第1600例肝脏移植手术，居世界前列。
而从医学上讲，在非直系亲属的人群中，即使器官不完全匹配率是百分之一左右，要找到一个不完全匹配的移植可用器官，一般需要三百至四百的人群作供体配型。这说明，沈中阳在单单04年4月至05年3月完成的600例手术，就意味着至少需要全国各地18万人以上活人作为器官库，才能保证全肝的匹配移植。
而中共的说法是，器官移植来源于死刑犯，中国虽然是全球死刑犯最多的国家，根据最近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对中共活摘法轮功人士的器官研究的2009年最新取证，2004年到2005年的中国死刑犯在2000人至3500人之间，仅对沈中阳本人的手术移植案例来说，这个人群总量离保证配型成功相距甚远。除非有一种可能是除死刑犯外，有其他的活体器官供体库存在，才能使沈中阳的手术量达成。
另一方面，傅彪的两次肝脏移植手术，第一配型到手术只用了5天的时间；而第二次也仅用了不足1个月的时间。在医学界，器官移植的配型非常困难，在加拿大，找到合适的器官移植平均要等32个月，而美国平均需要2-3年左右，而能在5天或1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配型的器官，也说明有一个巨大活人器官库存在，才能保证随时器官配型的成功。
那么这些巨大的活体器官供应库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自1999年后，中国境内有大批的法轮功学员的失踪。据明慧网初步统计，从1999年7.20至今，有10万法轮功学员失踪。而在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中，透过收集了52种不同的证据，证实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依然在中国进行着。或许这些种种都证明了沈中阳手术所需要的巨大数量供体的来源。
天津医学第八怪 吸完大烟换肝快
究竟沈中阳到底活摘了多少鲜活生命的器官，或许也只有他自己清楚了，这种屠戮活人的恐惧会将一般人的精神摧毁，而毒品则是麻醉自己的“最好办法”。因此不难理解沈中阳，作为医学专家，为何会走上吸毒的不归路。一个移植专家将灵魂出卖给了名利之后，也只能靠毒品迷幻自己，才能再次走上手术台。
此外，对肝脏移植手术有常识的人知道，完成一次肝脏移植手术是劳动量巨大，极耗体力的工程。香港肝脏移植的权威，有“换肝之父”之称的范上达直言，换肝是大型手术，每每要12小时，以前更要23小时，所以曾和同事说“做一个换肝手术，命都短几年。”
然而，沈中阳却从2004年4月至2005年3月期间，在不足一年的时间中做了近600例手术，平均每天有2至3例的移植手术。如此巨量频繁的手术安排则非平常人所能够支撑，因此必须依靠吸毒来保持精神亢奋和支撑体力，所以天津民间才会有“吸完大烟换肝快”的说法。
沈中阳“海归”之因
从沈中阳的人生道路中，不难看出其对名利的刻骨铭心的贪恋，促使今天的他变成了一个肝移植手术的狂人。沈中阳自1984年在中国医科大医学系毕业后，到1998年的十多年里，他二次去日本研修，在那里取得了日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和永久居住权，还在横滨的肝病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期间他到过美国，通过了美国行医执照的两个阶段考试。出人意外的是，在海外给自己趟好了路子的沈中阳没留在日本、美国行医定居，而是选择了回国。但这并非官媒所说的是因为沈的“一颗拳拳报国之心”让他“海归”。
1993年沈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后，参与完成了天津市首例原位1995年异体肝脏移植手术，沈中阳在众多医生一致反对，以及病人本人和家属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游说多方，最后为一名身无分文，宁可死也不愿再拖累家人的农村肝硬化患者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沈中阳之所以费尽口舌，力排众议，选择这名一贫如洗的患者，从沈中阳贪财毫无医德的口碑来看，绝非出于一个医生挽救生命的职业道德，而是他兴奋地嗅到了这个案例中潜在的使他一夜成名成功的可能性。这个案例就是国内首例肝脏移植的成功手术。当时中国国内器官移植领域仍处在空白期，但中共权贵有需求。此外，他发现移植界一直难于解决的器官供体，在国内有途径搞到，而这是在日本，包括世界上最早开展肝移植手术的美国，都是根本无法提供的绝佳条件。留在国内搞器官移植，因供体不难找，会比国外有更多的移植临床机会，甚至有活体摘取的“优质”供体提供。这是沈留在国内的最重要原因。
第三条发达之路 政治上“染红”
中国大陆对黑社会团伙有一个精辟的描述：黑社会团伙积累了一定实力后，便开始积极谋求“成功转型”，主要是三种手段：一是经济上“漂白”，以非法所得涉足合法行业。二是形象上“贴金”，摇身一变成为冠冕堂皇的“成功人士”、“慈善人士”、“红顶企业家”。三是政治上“染红”，千方百计博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寻求“保护伞”。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而沈中阳走的就是第三条道。2001年正式成立了“天津武警总医院移植中心”，沈任该中心主任。那时沈已经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正式职工，担任下属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一中心地方医院和武警医院是完全不搭界的两个系统，更没有隶属关系；沈本人是农工民主党员，一个民主人士被任命为武警医院的一级领导，并不符合中共的干部人事常规的任命。但从中可以看出沈中阳和武警总医院的关系非同一般。在中国的军界和医界，军队医院有“白色731”之说，也就说军队医院往往是为中共高层和军方高层进行非法器官移植服务的地方。在2001年之前，沈中阳和武警总院就已经有了密切往来。沈需要从武警总医院得到做肝移植的肝供体，武警总院则需要沈的器官移植技术指导。
2007年，其主持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派人到德国购买手术室设备，他们不惜重金购买了多套外科手术室设备，来人说，肝移植中心要从原来的7个手术室扩建到20个。从大量移植中得到大量利润和政治人脉，打通各个关节，到得到种种头衔，当上‘东方之子”、“杰出青年”。最后进入全国政协当上政协委员，在中共的政治系统里有一席之地，进入其集团的核心。
看起来似乎走的是一条“成功转型”之路，但放大一点来看，或许这只不过是中共系统主动的拉他入伙、有目的的把他培养成了活摘器官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