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著名诗人臧克家有一首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这首题为《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的诗，发表于1949年11月1日，距今已长达60多年，但它作为二十世纪诗歌史上的经典之作，传唱千古。如同这位由诗人荆鸿介绍，生前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大诗人一样，他早就去世了，但他的诗集《泥土的歌》，特别是这句富有哲理的名诗还留在我的心中，他诗中描绘的这种死而犹生，愿做野草的人，我也幸运地碰到过几个，香港艺术家张云就是这样一位令我永世难忘的人。
虽然，我至今也没有见过他，但岁月无法从我的记忆中将此尊者抹去，因为他闯进我的脑海的时候，恰值我人生的低谷。2006年1月3日，我走出了监禁了5年零1个月的大牢，为了生活的温饱，我在大连天津街的硕麟古玩城三楼租用了一个三尺见方的摊位，出售我的字发作品，虽不曾发大财，却也可以勉强糊口。我出狱后第一次接受老朋友，香港《亚洲周刊》驻中国特派记者王建民的采访，他很快发表了豆腐块大小的文字，虽然不过区区500字，但在香港及海外却反响十份强烈，它不仅引来了日本驻上海支局长，记者加藤隆则的访问，其日后竟帮我举办了首次赴日本东京个人书法艺术展，而且还使我有幸认识了香港的张云先生，并得到他无私的帮助。
王建民是我90年代中期认识的老朋友，他也是一个喜欢无私帮助它人的新闻记者，他电话告诉我，他的短文刊发后，有一个80多岁的长者，拄着拐棍找到他，除了给了他一本自编的打油诗集外，还捐出了3000港币，要他转给我，他说他一直关注我的遭遇和命运，这些钱对我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但可以表达他的心情。当时我的确很需要这笔钱，但一时又不方便去深圳领取，当然，我也不好意思要求王建民汇给我，所以3000港币就暫存他处，由于我知道自已的电话被警方监听，也不能详细讯问张先生的情况，对其只是略知一二，自然也无法表达我心中的谢意。
时光流逝，岁月蹉跎。很快到了2007年8月中旬，我有一个香港新闻界的朋友在深圳记者站工作，我帮她介绍了一笔业务，与其接洽的恰是我太太的一位亲友，他在天津杨柳青开办一家制药厂，生意不错，我正好也去此处看他，于是，我电话请求王建民委托她把张先生的义款和物品带给我。就这样，在事隔近一年之后，我才在天津第一次看到了张云先生的诗集和3000元港币。
原来，张先生已是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了，从他的诗集《张云打油诗草300首》得知，他坐过英国人的牢，是一个坚强地反抗英殖民统治的爱国者，早年他当过演员和画家，还在30岁娶了一个18岁的漂亮太太，育有3个儿子，大的儿子在瑞典，小的儿子在温哥华，他虽历经坎坷，但硬骨铮铮，因为诗中记载了他对许多不公平社会现象的抨击，这充分说明他很有责任感，正义感和人情味，这本共165页的诗集的第17页，收录了他在2002年写的一首为我鸣不平的打油诗，其内容是：
文汇记者姜维平
高官腐败写真情
惨遭九年文字狱
长使传媒恨难平
从误传我的刑期是9年看，他应当是读了2002年初的香港报章的结果，我一审判了有期徒刑8年，但此前法院内定的刑期是9年，我太太通过朋友及时得知后，向海外媒体提前发布了这一消息，因海外舆论压力太大，法院就在正式公布时，减改为8年，张云是在此前写的诗，故难免笔误，但至少它表明，老人家关注了我很早很久，从最初的传闻，一直到我提前11个月重获自由，他都是我的忠实的“粉丝”，他在2006年12月21日，由香港的《亚洲周刊》上读到王建民的文章，心里非常难过，他认为，共产党的贪官薄熙来太无情，太霸道，不应当把反腐败的良心记者投入监狱，更不应当出狱后让他失业，并拒发护照，使我不能和移居加拿大的妻小团聚，所以，他从自已微薄的退休金中挤出一点钱，帮助我度过生活的难关……张先生没有给我写信，我领悟的所有东西，除了来自王建民的只言片语，就是这部书稿，虽说张云谦称“打油诗集”，但我称其为诗体《张云自传》更为贴切，我拿到这笔钱和诗集后，非常感动，几乎一夜未眠，伴着月上中天，我一口气读了两遍，我连夜写了一首诗回他：
敬赠张云先生
1
不因有恨却有情
肝胆一片慕邹容
所幸五载身犹在
只是黑发白雪生
为得恩人夜不眠
愧对香江老仙翁
三千港币三百首
亦是热雨亦是风
2
八十三叟赤子心
素未平生叹古今
困境助我三千兵
舞起十里火烧云
远在天边默祈祷
托高点亮寿星群
不知何年泪对眼
亦是笑纹亦是痕
3
先生佳句诉衷情
彻夜吟咏泪盈盈
不是冤狱无人理
香江大潮波难平
梦里冲破文字狱
醒来铁窗冰激情
手捧三百打油诗
油燃血泪脉管行
4
耄耋之年菩萨心
拜读诗作在天津
依稀见得发如雪
夜听心声过燕京
不忘香江老寿星
三千善款绿邓林
泪水已随囹圄去
面壁对月空留痕
2007年8月16日夜
写完这首诗后，我反复修改了每一个字，又连夜用狂草书法认真抄写了一遍，放在一个牛皮大信封里，在封面我恭恭敬敬地写上张云先生的名子，此间，我曾几次起身要出去给张老打电话，因为他的电话号码就印在诗集封底，但我深知自已既使在天津小住，也会有当地的国保日夜监控，由于下了飞机之后转乘巴士，我已发现了穷追不舍的尾巴，我不想给太太的亲友带来麻烦，只好打消念头，辗转反侧，熬到天明。过了两天，我得知朋友谈罢生意，要回深圳了，我必须有所拜托。此前，我专门去了扬名中外的天津古文化街，给王建民和张老分别买了纪念品：两套十分有趣的“泥人张工艺品”，我还给他们准备了诗作和书法作品，我想，等张云先生看到了这套神态可掬的泥人张独创的“喜怒哀乐群像”，一定会使他老人家乐开了怀！他会知道我是一个身处逆境非常乐观的人。我还写了一封感谢信，托朋友带给王建民再转呈张云先生。
很快我乘座飞机回到了大连，我估计一下，最多一周之后，这些物品就会转到张云老先生手中，我心情略感欣慰。到了故乡，我也没有了故虑，在8月25日我终于拨通了张先生在诗集里留下的香港电话，却是他儿子接听的，我讲明了身份和变故，不料他儿子却说：家父已经过世了！
“什麽？”如同五雷轰顶，我被这突如奇来的噩耗砸蒙了，我说，不对呀，我的朋友不久前还和他联系过啊！
对啊，父亲几天前才忽然过世的！我变得语无伦次，或许讲清了张先生对我的恩德，但他儿子似乎很淡然，他平静地说，他是张云的长子，是最近专程从瑞典赶回香港为父亲料理后事的，他不太会讲国语，也听不懂我的东北话，他说让我最好找他弟弟谈谈，但他给我的一个香港电话号码，不知何因，却始终打不通……我想，张先生亲笔签名的诗集和3000元钱，已成为永诀的遗物，今生有愿，已被阴阳两隔。我只能悲叹！我給王建民打了电话，他说，我深圳的朋友可能太忙了，还没有把物品转给他……我用一只发烫的手，扶着电话亭的墙壁，另一只颤抖的手，使劲地抓住话筒，手心流汗，久久无言……我失魂落魄地走回去，一路上默默无语，我没有乘坐巴士，不接听任何来电，在寓所附近也不和邻居讲话，我没有吃饭，躺在床上昏昏欲睡，我已经没有了眼泪和思维，共产党的监狱，早就把我变成了一个不会流泪的总是沉默的人，而此时我心灵再次受伤，如同雪上加霜，我恨自已故虑太多，忧柔寡断，性格懦弱，我想如果早一点决策，即拿到诗集时立刻打电话给他，说不定他还活着呢，而他在有生之年了解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该多么高兴啊！现在，难过，无奈和怀念伴随着我，将使我度过余生！我成了一个知恩难报的弱者！我时常叹息，无言以对张云的诗集。那封面的朱红色，如同凝结的一大片血块，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又写了一首长诗，题目是《张云先生，请你慢些走》，我先后把它投给国内出版的三本诗歌杂志，没有一本理我，其中一本刊物的编辑，还是我80年代初培养的学生之一……一切都是尽在不言中啊。
2008年底的一天，我站在星海公园的海边，自已大声朗诵了这首诗，我终于发表了它！我把海湾感动得手舞足蹈，波飞浪卷，连海鸥也围着我大声喊叫和翱翔，但仅有的两个听众是一对海滩漫步的情侣，虽说我热泪盈眶，但那个美丽的女孩却对男孩说，这个老头真飙！大连第五人民医院今天门卫休息吧……作为一个老大连人，我知道，那是神精病专科医院。据说近年来大连的患者暴满。我想，到底是我病了，还是社会病入膏盲了？……
至今，我还将不愉快的记忆和这本打油诗集珍藏着，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每一遍我都有新的感受，我曾在2008年把它影印了一份，寄给了远在多伦多的太太，现在我已与妻小团聚，诗集的原件又成了我的宝物，我坐在多伦多北约克寓所附近的一个公院里苦思冥想，一个人，如果帮助了自已的家人，那是天经地义的小事，如果帮助了交往过的友人，那是理所当然的中事，但象张云先生这样，无私地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则是伟大和高尚的大事吧。因此看一个人境界是否高尚，不是看他帮助了多少亲朋好友和同事，而是看他如何对待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这是一块试金石！2009年2月4日，我来到加拿大之后，才真正地知道，这是一个遍地生长着白求恩，和张云式人物的地方，比如，我的英语老师苏珊，是读了报道我的报纸新闻后，主动写信自荐教我英语的女人，而另一个叫汤坶的男老师，每周登门为我做两次大半天的面授英文，也都是义工……他们退休了，已有稳定而微薄的收入，对多余的钱财没有任何兴趣，只想帮助别人，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啊！
我时常想，张云到了晚年，已失去了工作能力，诗集又不能卖钱，他也许贫病交加，他靠什么维持晚年的生活呢？他为什麽要慷慨地帮助一个中国的劳改释放犯呢？连我当年精心培养的同事和慷慨帮助过的人，大都躲避我如同瘟疫，而与我毫无利害关系的张老，却如此仁义，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只能有一种解释：为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因为它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利器！他的义款和诗集，正如2001年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把世界新闻自由奖授予我一样，虽然它没有分文奖金，但我珍惜它的荣誉，因为它不仅仅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的追求新闻自由，希望中国走向进步，民主，法制和富强的人，也当然包括所有因言获罪的人们，换句话说，我活着从狱中出来了，我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已，我必须拼命地战斗，用我手中的笔，为民请命！为民呼吁！这就是张老假如不过世，他见到我时，会对我提出的要求！显然，我有一百条理由可以休息和退却，像许多身居海外的中国人那样，嘴上挂着“爱国主义”，实则明哲保身，心里盘算着个人得失，我可以轻松自在地来往于中加两国之间做生意，有几个人具备我在中国东北的人脉关系呢？我可以发财致富而遗忘过去，把丢去的光阴和青春追回来，但是，面对这本薄薄而沉重的诗集，我眼眶涌潮，心旌摇荡，我能对得起那些分布于全世界，素未平生，但曾以各种不同方式为我呼吁，无私地帮助过我的人吗？我能使伟大的张云先生的灵魂在九泉之下安息吗？我还能活多久呢，什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想，我终会有一天在香港找到张云的墓地，祭奠和还愿，但我必须有一本出版的自已的自传或评论集献在他老人家的坟头，我要告诉他，我还活着，我没有倒下，我没有折断手中的笔，我更没有忘记他，我对得起他送给我的诗集和3000港币捐款！我把他的钱转化成了活生生的文字和精神财富，它是匕首和投枪，曾使贪官坐立不安！我是与专制政权决战的幸存者！我必须继续战斗！直到中国改变！
我还要深深地鞠躬，为了这个“宁愿做野草”的默默无闻的张云先生，他象藏克家说的那样，在“等着地下的火烧”！我将会点上纸钱！
2010年3月23日草，4月5日清明节前修改于多伦多，谨以此文纪念我所敬重的张云先生
原题目：怀念一个死去的人：张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