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媒体最新公布的社调结果显示，目前有近九成中国公众对“新富家族”与公权力的利益交织感到忧虑。权贵资本主义与权钱交易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埋下隐患。
中国官方的人民论坛杂志社近日就目前中国公众对“新富家族”的看法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和新浪网进行了一次“千人问卷”调查。参与调查的总人数接近5千。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九成的公众对如何实现“新富家族”与公权力切割、做到官商分离表示出最大的忧虑。报道说，2009年中国有约3千个家族，平均财富超过5亿元人民币。在过去10年，被“胡润百富榜”收录的1300多名企业家当中，有48名因与“公权力”关系过于紧密，而受到法律制裁。公众戏称“百富榜”为“杀猪榜”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新富家族”的成败取决于与“公权力”的利益化联姻。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看，权力垄断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竞争机制，而政策制度的不透明也为消除权力腐败增加了难度：
“三千个家族里面过去有一个说法是90%以上都是属于有权贵背景的。这就说明了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化进程中，主要得益者是有官僚背景的、有权贵背景的家族。可以反映出我们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的市场化？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化？还是权力配置的市场化？如果要是讲靠垄断权力、垄断资源甚至是非法地掠夺来取得暴富这样一个路径的话，大家是无法接受的。特别是有一些隐性富豪，比如说李鹏家族，比如说温家宝呀，还有胡家家族的财富到底有多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获得的这些财富？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是一个不透明、不公开的东西。”
人民网公布的调查结果还显示，另有近八成的公众对利益化的官商交织表示反感，认为这是影响“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最主要原因。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在建政之初，将中国民间的财富家族几乎扫荡铲平。而当前，中国“新富家族”的形成则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因素。旅美中国社会学者程晓农认为，在中国，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新富家族”的复生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
“这个基本上还是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新的富豪们通过一系列别人不容易得到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多半也是与官员合作才能实现的。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经商只要做到稍微大一点，他就离不开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种种合作和通融。问题不在于说中国存在着官商勾结这样的腐败，而在于所有这些现象在中国现在都处于不透明状态，也正应为如此，现在民众对于这种新权贵、新富豪的社会不满是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最后发展成了所谓的仇官、仇富情节。如果说中国社会稳定存在着最大的威胁，这一个才是最大的威胁。”
报道说，目前中国新生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草根崛起。二是在体制内起步，本身亦官宜商，头顶红帽。例如今年中国500强企业沙钢的沈文荣和惠州市政府官员李东生通过企业改制，政府成为最大股东，最终获得企业的控制权。三为红色家族，他们多从事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和房地产等行业，以其政治资本，轻易实现了巨额财富的聚集。报道建议。执政者需要具备战略思维，对“新富家族”必须加以引导，防治权钱联姻，避免“权贵资本主义”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旅美社会学者程晓农对此认为：
“由于这个新富豪阶层的致富方式本身实际上是对正常经济秩序和正常的市场经济的一种破坏，是一种不公正的竞争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富豪们对社会做贡献有两类，一种是政治性的，一种是纯社会性的。政治性是指他们愿意推动社会的政治进步，这点我们可以基本排除，因为他们靠的就是现状才能够致富的。如果真的有政治进步了，他们的种种致富机会就会消失；另一方面在纯社会层面比方讲富豪们拿出一点钱财来从事一点慈善性的活动，并不是捐了一点钱以后他们就因此可以摆脱社会对他们的敌视和不满。实际上我想社会对他们最大的不满是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者说他们这种存在方式本身。”
报道还指出，由于近年来日益受到诟病的权力资本和权钱联姻，目前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不但存在诸多隐忧，也为其自身蒙上了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