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值中国西南大旱之际，官方支持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九次主席团会、七届五次全委会却在重庆举行。参会成员被高规格接待，不仅入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吃的是高级宴席，而且还乘坐重庆作协安排的奥迪车离开机场。此举，遭到了公众和网民的强烈抨击。
中国西南大旱，灾情严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党的御用作家们谈笑风生。
《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请作协官员走出灾区“总统套房”》的文章，内中写道：“一向被国家斥巨资和正部级行政级别高额荣养的中国作协，面对灾情却如此不关痛痒，极尽挥霍，在旱情严重的灾区召开250人豪华年会，不仅入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一席宴更是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对此，作者直指作协官员：“此情此景，不知作协的官员们作何感想？”
作协的官员们该作何感想？窃以为文章的作者还是天真了些，既然知道作协属于官方的，作协的不少所谓的作家都是有级别的官员，那就应该知道，他们所关心的绝非是灾情，绝非是百姓的痛楚，而是如何写出符合“党主子”要求的作品；是故又怎能奢望他们深入灾区，体恤百姓疾苦呢？怎能奢望他们写出反映百姓真实生活但不符合“党主子”要求的作品呢？
或许，很多人还记得在与西南旱灾相隔快两年多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一名叫王兆山的山东作协副主席发表的那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的词作吧？在这首“遗臭网络”的词作中，王兆山发出的“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声音不仅让人愤怒，而且彰显出的奴性亦令人作呕。不知王兆山是否也参加了这次重庆聚会，也许面对西南干旱，他还会将这样的词句献给西南百姓吧：“纵渴死，也幸福”。
而另一位名扬大陆的作家、亦是上海戏剧协会主席的余秋雨，则在四川地震后发表了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博文，文中劝告失去孩子的父母不要和政府“作对”，因为政府已经“尽力”了，况且“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而“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另一位中国知名作家、作协主席铁凝则在2009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对记者说： “啥叫书报检查制度？在中国艺术家享有极大的自由。”“在中国，没有人会因为写作而坐牢。”
如果中国作协里都是像王兆山、余秋雨、铁凝这样的人物，他们又怎会在乎人们的指责呢？因为只要“党主子”满意，他们就有生存的空间，就有花天酒地的资本。尽管铁凝在4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作协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但事实上，这一万个理由归根结底就只有一个：为党服务。
为党服务的作家自中共成立之后就并不罕见，而中共也有意识地将作家培养成党忠实的“传声筒”。1980年，作家丁玲发表了《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1954年，有一位身居领导地位的人对我和周立波等人说：‘作家有什么了不起，党叫你当，你就是作家，党不叫你当，你什么也不是。’难道作家是 ‘党’叫当的，而且这里的‘党’是什么含义，我当时就想不清楚，后来从实践中知道，真有这么回事。”
“党叫你当，你就是作家，党不叫你当，你什么也不是”，果然是一语中的。写《莎菲女士日记》时的丁玲，是真正的作家；但是当她明白了“党”的含义的时候而进行创作时，她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了，而只是个政治化了的作家。这样的中国作家在现代中国可以列出一长串：郭沫若、周扬、周立波、铁凝……
政治化了的作协和作家自然得到了“党主子”的回报。像那个王兆山，就入选了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代表团名单，而铁凝的“高度政治性”也使她的作协主席做的稳稳当当。
就本人愚见，作家，就是将生活写成文字的人，从而让阅读者体味人生百味。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的思考、批判能力，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而这正是当今众多中国作家所缺乏的。也许，确切地应该说，在中共一党执政下根本不就允许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存在，作家可以写风花雪月，可以写侠骨柔肠，可以写一点点社会的阴暗，但是作家绝不可以直讽或暗讽“一贯正确的党”。如果作家逾越了这条线，那么后果是可想而知。而作协自然承载着替党“管理”作家的功用。
可是，政治化了的作协和作家们是否想到，自己的“党主子”真的可以活十年二十年吗？当“党主子”无存时，自己该如何自处呢？正如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在新浪微博上嘲讽的那样： “任何事物存在只需要一个理由。需要一万个理由才能证明其存在合理的事情，离寿终正寝不远了。”
大概作协也离寿终正寝的日子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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