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既不是法律惩处形式，又不是所谓的“人民内部”处理形式；什么时候有的这一高招，无从考证，应该说这是特色社会主义下，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按照毛泽东的：“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主”的最高指示，新发明,的，未公布却推行全国的一项专利。
五十年代时，只听说有一种最轻的刑法叫做“管制”。这种最轻的刑法是要经过法院依法判处的。被判“管制”的人并不押在监狱，还住在家里，但不许随便离开家（如去外地等）只是每两周要到派出所向管片民警汇报一次自己的思想和问题。
什么人才会受到“管制”的刑法惩处呢？1958年，我被“扩大化”为“极右分子”，被送到茶淀农场“劳教”，和我曾同在一组，同住一屋的G君在清华地学系读书时，曾担任清华、燕京两校国民党支（或分）部的成员。北平解放后，他就被判处“管制”一年。我曾经开玩笑地说他：“你这刑罚够轻的。”他则感慨系之地说：“两校才九个人，还都是学生兼着，指不定多久才开一次会，能干了什么？现在清华、北大（燕京已并入北大）两校专职党、团干部还不得上百呀`？绝对的不一样啊，没干什么呀。”
我自己并没有犯过法，更没有作过涉及刑法的事。“管制”是最轻刑法就是他具体、形象地讲给我听的。后来制定的《刑法》，听说取消了“管制”这一项。
还有一种是所谓“人民内部”的惩罚形式，叫做“劳动教养”。58年我被“扩大化”成“极右分子”，亲身领教过，实际上那比刑法还刑法，九死一生，逃了一命。
21世纪开始，我已经年过80了。没有违犯《宪法》和任何法律，却遭受了一种非法的，由党的“政法委”掌控的“监控”。
“监控”是怎么回事？“监控”了些什么呢？
（1）某种行动失去自由
2007年9月，香港五七学会发来一份邀请我去香港开会的邀请函，我买了票到车站被“弄”回来，没去成。
也许他们知道形式上他们在犯法，政法委、国安、公安都没出面，找了个“替身”，让不具有“执法”身份的街道办事处派来一辆车，三个人，从车站采用“死说活说”的战术，把我“弄”了回来。他们一个劲儿地对我说：
“那个会不好，不要去。”
我问：“怎么不好？你们知道开会什么内容？”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会说一句话：“我们也不知道内容，不好是上级说的”。
“那么你找你们上级来！”
他们说：“上级不来，就让我们来”。
有道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如今老百姓碰上GCD有理更说不清！
按理说54和82宪法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82宪法还补充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共产党一直以来是毛泽东的徒孙，奉行着“法是给别人定的”的遗诏，这些“国家大法”只不过是骗骗老百姓和外国人。他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打算真正实行。
回来以后，我想想：这究竟算怎么一档子事呢？执法者不露面，我又很难和“替身”讲法。既不算“押解”，又算不得完全的“强迫”，这新政策用北京老百姓的话说简直是“闹着玩儿”。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呢？念过几天书，老毛病来了，查字典。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这种方式乃是：“【裹】”。解释为：“为了不正当的目的，把人或物夹杂在别的人或物里面；（例句）匪军撤退时裹走了村里的人。”噢，这叫做“裹”，这才闹明白。
我被“裹”回来以后，那些执法单位也不露面，只是让街道办事处又送牛奶，又送鸡蛋，这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方式，叫人真是哭笑不得。这也算堂堂共产党的政策？难道拿这点鸡毛蒜皮就要清22年所欠的工资账？这不成了旷古奇闻了吗？在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中，我们怎么碰上了这么一位赖账又可笑的债务人？
既然事先有了“裹”人，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计划，为什么还要给我办《港澳通行证》呢？
回想起来那真叫：“不办不知道，办得真奇妙”。
办证那天，我到公安局签证处。先交完120多元的“证费”，（这价钱也够宰人的）然后要拿身份证到旁边复印处，我问：“印几份？”
答曰：“印四份”。
又问：“交几份？”
答曰：“交一份”
我说：“交一份，我为什么要印四份？”
复印小姐：“嘻，嘻，嘻……（不说话）”
我说：“那我拿到外边印（这里比外边复印店贵一倍）。”
复印小姐：“不可以。”
我问：“为什么？“
复印小姐：“嘻，嘻，嘻……（不说话）”
我明白了，这嘻，嘻就是“宰你没商量”，只能挨宰。
然后去照相。一共照八张。
我问；“实际通行证用几张？”
照相女士答曰；“一张。”
我说：“那我就照一张。”
照相女士：“不行，一照就是八张。”
我怎么搞不清我这是进了为人民服务的公安局，还是进了宰人的黑店？看来还只能是挨宰没商量。
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还要宰我三刀。这种服务水平太高明了，世界一流！
这以后有没有什么人监控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在暗中，我在明处。
叫人匪夷所思的是2009年底，一个骗子到我家行骗，打的居然是“社区给你送礼的”旗号。既然是来送礼，当然我得以礼相待，给了两件价值一、二百元的无用保健用品，临走要900元“成本费”。我还以为当官的能贪污，这些小不拉子也学会从老百姓身上捞一把了。骗子走了，才醒悟到原来是骗子。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骗子也知道打“社区送礼”的旗号？这是怎么搞的？难道骗子认识那些监控者———政法委？国安？公安？还是街道办事处？真是搞不懂。
（二）网络受到暗中控制
我已经83岁，虽然学会电脑也有七年了，但我不使用的复杂技术并不懂。怎样发觉被监控也还不太清楚。不过，我觉得以下情况可能不正常：
1．{记住你的账号}的功能基本失效。上网、打开邮箱很繁琐。有朋友说，这是让你每一上网或打开邮箱，重新打开账号，就能进入他们设计好的“监控”设备，没有这些手续，你就跳过了“监控”。我不懂，可能有道理。
2．“网易”这个网站，曾经把好好的来信列入“垃圾信箱”；我退休前在外贸公司工作，前不久，朋友的孩子，开一家公司，托我给介绍一家外国公司。忽然，信箱里来了5——6页全英文的CONTRACT。也成了“垃圾邮件”。
3．发一封只有两行半字的信，点击了{发送}，显示的“稍候”，这一候，一刻钟也发不出去，只好换邮箱，重新打字。要发附件，它会显示：{有敏感内容，不能发}。哪些是“敏感内容”？谁公布过？
4．有时来了信，它就叫你打不开。这个“126”信箱，朋友知道的比较多，我一直对付，没有改。实在不行，那只有改。但各个网站实际上统一管理，别的网站怎么样？一时还没搞清。
5.我真的是“老眼昏花”，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想下载下来看。不料它使了坏着儿，让我下载下来是空的。
（三）失去了“通信自由”
从法律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另外以“人民内部”的名义，实际上无限制地整人的“劳教”看，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关于转发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通知的第八章第五十二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的通信，不检查。
那么我既没犯法，又没被劳教，但通信却被野蛮地“偷查”、“偷拆”、“偷走”。
1．一开始是从我老伴的信发现的。我老伴是中学退休教师，退休以后，她身体不好，经常和一些卖保健品的联系、购买。2007年12月，本市一家保健药品公司来信让她去领奖品，我们知道这都是卖药者的宣传，奖品也无足轻重。但这封本市发来的信2008年1月13日才受到。而且信显然被拆过。
2．2008年4月，《往事》登了我一篇稿，编辑寄给我一份《往事》，我没收到，又寄了一份，还没收到。后来寄到朋友处，才转给我。这两封寄材料的信显然被偷偷没收了，或者说是被特务偷了。
3．2008年8月，我寄一封信到太原，走了28天。
4．2008年10月，我寄给香港朋友一封信，20天后，他来电话说：“怎么搞的那么长时间？信封还破了，这算怎么回事呢？”
5．2009年春节前，我给本市一位朋友寄了一份贺卡。春节后十四天了他才收到。这是位老朋友，收到后来电话：“哎，这阵儿你给我寄张贺卡干吗？”我说：“你看看那邮戳。”他看后明白了。信差不多走了20多天！这特务连贺年卡也要查，而且叫你过完年才收到。显示特务的权力。
6．2010年2月，浙江余姚一位离休回乡难友来信说，他头一天收到湖南一位朋友寄给他一份“吕加平”写的材料，第二天国安、公安就来找他。一进门就说：
“听说湖南给你寄来一份XXX材料……”
这戏演得也太拙劣，简直是不打自招，你从哪儿听说？怎么昨天信到，今天你就听说了？分明等于告诉他，他的来信已经被他们“查”过了。这也说明共产党制定了“全国‘原右派分子’的信件全部秘密检查的“政策”，已经非法剥夺了《宪法》赋予他们‘通信自由’的合法权利。
7．我2010年3月初，写给一位老同学（退休教授、党员）一封信。当地和北京只有三小时的车程，信走了17天。信封又搞了个污七八糟。
8．……举这几个事例，差不多够明白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不是邮局的问题。”
不是，绝对不是。我在这里居住已40年了。邮局的工作方针是：“信不过夜”。什么叫做“信不过夜”呢？那就是：当天投到邮局的信，下班之前一定送到总分拣处；当天收到总局来的信，一定要送给收信人。小邮局不存信。那些邮递员连年风雨无阻辛勤工作，我和他们有的一直打交道到他们退休，这种冤枉是不能加在他们身上的。
八十年代我在深圳工作了八年，那时候从深圳寄一封信到香港需要七天，我当时还纳闷儿，一桥之隔，怎么要七天？后来听说广州有一种不需要拆开，就可以检查信件内容的仪器，深圳没有，所以从深圳寄往香港的信，必须先送到广州，因而要多耽搁几天。那时候我还感叹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明是一致的，以往在电影、小说中，地下工作者干这种事，细心操作，尽力不留痕迹。有了这种仪器，让被查者毫不知情，岂不更加文明。
如今又过了二十年，社会应该是越发展越进步，岂有越来越野蛮的道理？作为首都的信件检查，且不说公然违法，其形式何以竟不及二十年前的广州文明，又明拆，又撕破，又押期，又搞脏，还干脆给你没收。真还有点野蛮。为什么会是这样？百思不得其解。如今二十一世纪，作法和水平怎么会没一点文明化？反而越粗暴，越野蛮了呢？
我知道，我还不能问他，因为我没有亲眼看到。他们一句“不知道”就可以打发我。实际上就算我看到了，又能怎么样？现在作这种工作的人，大概素质也逐步下降。我的一位朋友S君被跟踪，那位跟踪者就是一位肩头有“刺青”的青年。经他点明后，就连这位有“刺青”的年轻人也说：“要辞职，再也不干了！”他们还能雇到什么好人？重庆公安局不是和黑社会成了一家吗？我就查你的信了！还给你搞脏！还随便给你拿走！你能怎么样！？
现在的《宪法》算个啥！
王朔有句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
他们大概是：“我是特务我怕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