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居重庆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建人之一，由于他在建党中的巨大贡献，他一直担任了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他本人也因为革命而先后四次被捕，其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是在1932年10月15日。这一次，他在狱中被关了4年零10个月又8天，直到1937年8月23日才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释放。出狱后，陈独秀去了武汉，但武汉的生活却也不如意，加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武汉的形势越来越不乐观，因而他决定举家迁往重庆。
陈独秀先雇船把嗣母谢氏、儿子陈松年及儿媳送往重庆，后来又把大姐一家人送走，自己直到1938年7月2日才与妻子潘兰珍和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包的专轮直接去了重庆。船在当天就抵达了重庆，他的老朋友周钦岳、张恨水和高语罕等前往重庆朝天门码头迎接。并由周钦岳把陈独秀安顿在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不久又搬到了上石板街15号川源公司楼上。罗汉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负责照顾陈的生活。
重庆山多雾重，夏天相当闷热，这对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来说，相当难受，而他的妻子也因初到没有适应而中暑，这更令他不安。再加上日本飞机又连连轰炸，白天黑夜不得安宁，令他心神不安。另外，陪都重庆特务多如牛毛，他虽早已被开除出共产党，但仍不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这些使得他相当郁闷，甚至有时怀念监狱不愁吃喝、不用漂泊的生活。
正当他在山城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意外地收到了日本留学时的同乡好友邓仲纯从江津寄来的信。信中邓仲纯诚恳地邀请陈独秀去江津居住，并说“如果你及嫂夫人潘兰珍愿来江津避难，我及家弟热情欢迎，其住所和生活费用，均由我们兄弟二人承担”。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有这么一个热心的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不啻于雪中送炭。因此，1938年8月3日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搭乘“民惠”号，溯江而上，满怀期望地来到江津。
在江津码头，早已等候在此的好友邓仲纯、邓季宣、方孝远等人，一见陈独秀到来，即上前迎接握手。相互寒暄之后，陈独秀将潘兰珍一一介绍给诸位好友。随后一行人即前往邓家。这样多的人走在一起，尤其是潘兰珍还搀扶着陈独秀走（陈潘二人当时相差30多岁），难免引来路人的目光。尤其是那些妇女们对着老夫少妻难免指手画脚、议论纷纷。而这一切，却偏偏让迎候在门前的邓仲纯之妻看在眼底，使得她陡生厌恶之情。
她认为老夫娶少妻乃是伤风败俗之事，所以不愿让他们住进家门。因此，就在陈独秀夫妇在邓仲纯陪同下，有说有笑地走到家门口时，邓妻却给了一个大大的闭门羹。这令善良朴实的邓仲纯十分尴尬，但他又是个惧内的人，一时却也没有办法。
陈独秀此时也是十分狼狈，在他给儿子陈松年的信中，他写到：“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不过幸好得到同乡方孝远一家的接待，临时住了下来。随后又搬到郭家公馆，暂时安顿下来。这些令这位曾见过大风大浪的风云人物也不禁感叹“出门之难如此”。
由于生活艰苦和环境的不适应，陈独秀发病并住入邓仲纯开办的“延年医院”，此时的邓妻也来照顾陈独秀。邓仲纯乘机劝说其妻。经过一番思想工作，邓妻终于同意让陈独秀搬进邓家住。这样陈独秀总算安顿下来了，虽然是寄人篱下，但总比漂泊好。但矛盾仍未解决，在又一次大矛盾爆发之后，陈独秀最终决定搬家，迁居至鹤山坪杨庆馀家中。
这其中的缘由还是陈独秀对杨庆馀祖父杨鲁承所编撰的《皇清经典》感兴趣，而杨庆馀正想找个名人来整理祖父的遗着。两下正好合意，于是杨庆馀就把陈独秀请到家中来帮助整理文稿，而陈也正好有个落脚之地。正是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自己凄凉的晚年。
终究不能逸出政治
陈独秀原本就是个不甘寂寞的人，现在虽不属于任何党派，但作为一个仍与托派有藕断丝连关系的政治人物，作为一个仍然关心国事的爱国者，他和政治的联系至死都没有割断过。
陈独秀搬到鹤山坪之后，生活安定了许多，但仍不时有人来拜访。当地县长就曾登门拜访并向陈索求条幅。当然也有更大的政治人物。戴笠和胡宗南就曾密访陈独秀。他们开门见山地说:“独秀先生，蒋校长问你好。”陈独秀不想招引他们，只是说自己是逃难入川的，现在隐居于这个僻静的山村，虽然关心国事，但并没有过问政治，更不曾有什么政治活动。不知二位来此有何公干？
这时，胡宗南把早已准备好的挑拨陈独秀与共产党关系的剪报给陈看。他一看，是1938年3月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等9人在重庆《大公报》上为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日本侦探”、“汉奸”，每月领300元津贴的事件而发表的辩护词的启事。陈看后气愤不已，说道：“这件事，虽然经过徐特立先生调解，但我受到了极大地人身攻击，至今仍不能忘怀。不过仍要感谢诸位先生为我鸣不平。”胡宗南说道：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今天鄙人和戴主任特来请教陈老对国事的看法。”
陈独秀默默思考了一会儿，说道：“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弱国强敌，速战困难，但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以渡过的……本人孤陋寡闻，惟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这反映出陈独秀在奔波反复之后，内心确实也想静一静的心理，至少他不想再卷入国共的纷争之中去。
除了国民党，周恩来也曾亲自拜访过陈独秀。陈独秀对周恩来的精明干练的印象比较深刻，而且在“八七”会议后周还一度照顾过陈的生活，因此他对周恩来的印象不错。周恩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想请陈回延安为党继续工作，希望他能够抛弃个人的成见，以国家民族为重，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但陈独秀拒绝了这个意见。
他说：“回党工作是我的愿望，但写书面检查是不行的。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了你，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何必弄得大家无果而散呢？”周恩来看陈独秀还是那么固执，也就没有勉强，只是期望陈再多多考虑，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随时去重庆找他，随后就告辞了。陈独秀听后不由得心里一阵酸楚。
陈独秀虽不想再和国共双方有什么关系，但他并没有退出政治，他仍旧关心着政治，并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主要表现在他的学生何资深编辑的《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的“最后见解”中。这些见解主要包括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和前途问题等方面。它的具体内容是：
第一，认为民主“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而是“超时代”的，是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开始的，是被压迫大众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他的民主概念是与独裁专制相对立的，他相信未来的世界，民主主义必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必将实现。这和他以前提倡民主以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是有区别、有进步的。
第二，民主是人民“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不是专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产物，是人民斗争的产物。而且近代民主制的内涵比古代民主思想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要广。
第三，认为斯大林政权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现在的苏俄，不是有了斯大林而产生独裁，而是其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
第四，他认为大战中不能迅速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最好的前途。“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并幻想如果“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
陈独秀的这些理论，首先就遭到在上海的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由此引发他们之间的一场持续不断的论争。不过由于当时的托派不见容于国人，他们的争论只是在书信中传递，并没有公开。倒是陈独秀公开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由于散布悲观论调，并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因而该文一发表就引起轩然大波。
国民党政府认为其不利于“对苏外交”，指令中国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注意检扣，因而陈的续篇《再论世界大势》也被禁止刊登。同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指出陈文的“主旨是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不过此文刊登后，陈独秀还没有看到就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了。关于他的争论就永远地留给了后人，他自己终于可以不再与闻政治了。
清贫的晚年生活
陈独秀晚年生活相当贫困，其主要生活来源主要是靠朋友接济。江津德感坝九中教务处主任潘赞化曾对何资深说：“陈独秀不行了，没有了英雄气慨，儿女情长。”何资深也说：“嗯，他现在讲米价，过去是不讲这些的。”其潦倒之状，可见一斑。但在贫困潦倒之时却有许多热心人来帮助他，这说明陈独秀先前的名望相当高，也说明他的人格是值得别人相信和尊重的，因而在其困难时也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曾参加辛亥革命并担任过安徽省都督的柏文蔚，与陈独秀是同乡，也曾在一起共过事。1939年冬，他到重庆开会便顺路来探望陈独秀。当他看到陈独秀在大冬天里只穿着单薄的棉衣时，不禁泛起一阵酸楚，当即把身上的狐皮袄赠送给陈独秀。
但固执的陈独秀坚决不收。柏文蔚说：“仲甫，你我辛亥革命时便是生死与共的老朋友了！当年你年轻有为，不怕杀头坐牢，豪气冲天。现在你穷困到这个地步，作为老朋友送你一点东西难道也不行么？你再坚持，我就立即告辞！”见老朋友如此，陈独秀只好收下。
对陈独秀经济上帮助最大的恐怕要算杨鹏升、邓仲纯等人和北大同学会了。陈独秀曾写信告知杨鹏升要去重庆治病。杨得知后即寄了300元给陈。此后杨鹏升又陆续给陈汇款达数千元之多。不仅如此，杨鹏升还先后转交了名为“晋公”的匿名人士送给陈独秀的2200元。
这些在当时确实给陈独秀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北大同学会”也每月定期资助陈独秀300元，而且还委托罗汉具体照顾陈独秀的生活。罗汉在1939年5月重庆大轰炸中遇难后，该会委托何资深照顾陈独秀。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陈独秀的晚年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陈独秀是个个性强烈的人，无论经济上如何困苦，他都不会牺牲原则去接受别人的帮助。他曾致信杨鹏升说：“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对不留姓名的晋公，他多次表示一旦得知将全部奉还。另外他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以“北大同学会”名义除外）或共产党的叛徒，不管是否出于何种动机，都一概拒绝。
当时在国民党政权中任职的罗家伦、傅斯年曾送一些钱给陈独秀，但陈坚决不收。并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施舍，不要你们的救济。”使得罗、傅二人相当尴尬。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也曾给陈独秀送过一张5000元的支票，但被陈拒绝了。
后来，朱家骅又托张国焘转交，又被陈拒绝了。张国焘又托邓学稼寄赠，陈独秀还是没有收。对此，陈独秀是有他的苦衷的。他曾对邓仲纯说：“这些人的钱是不能收的。我宁愿饿死，饿死!收了他们的钱，是非多。王明、康生对我人身攻击的那件事，弄得我够苦的了。”为了避免卷入政治是非，陈独秀才会表现得那样近乎绝情。
1942年5月12日，陈独秀听信偏方，喝了发了霉的蚕豆花煮的汤，引起腹胀不适。13日，包惠僧来看他，他一高兴，吃了许多四季豆烧肉，夜里呕吐不止。此后，病情一日重甚一日，不见好转，最终在27日病逝。6月1日葬于鼎山山麓康庄，1947年由其子陈松年迁回安徽省安庆市重新安葬。
陈独秀死后，《时事新报》《新民报》发表评论说：“年轻时代的陈独秀，向偶像宣战，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先驱者。”同时，文章也评价晚年的陈独秀，说他“究竟是一个操守者，因为我们还得到了他身后萧条的消息”。对于陈独秀的个性，恐怕鲁迅的概括更精炼：“假如把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树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这就形象地描绘出陈独秀待人坦诚、耿介固执的鲜明个性。这种个性也是造就他成为一个 “终身反对派”的悲剧人生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