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有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前对全国的人大代表做关于“个人财产公布”的台阶式调查时，有20位做官的人大代表透露了自己的房产数目和私家车数量。
粗略可分四类：一、华北科技学院院长杨庚宇、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浩良、河北沧州市副市长辛书华、有一套房和一辆车，江苏亚萍有限公司集团董事长陆亚萍有两套房和一辆车，二、浙江省虎山集团董事长张剑星有两、三套房，河北承德画院院长萧玉田、江苏盐城市市长李强、广西钦州市市委书记汤世保有两套房，没车；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栗甲、广西贵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沈并羿、澳门中华教育会会长李沛霖、中国银行香港营运部总经理吴亮星、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凤琦、江苏箭鹿集团董事长刘庆年、黑龙江奥利达医药集团董事长周有财、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山东烟台市烟台大学副校长江林昌、河北工程大学高教研究室主任赵林明有一套房，没车；三、广西大新县副县长农艺梅有一台拖拉机；四、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霍震寰没房，没车。
看上面的调查，有房有车的4人，有房无车的14人，有车无房1人，无车无房1人。这个调查很粗略，房屋面积、车辆品牌没在调查中，张剑星房两套或三套不明，农艺梅是住办公室或拖拉机也不明，霍震寰没房没车让人一头雾水。
上面受调查的20位官员向记者透露的个人财产情况，是真还是假？我们似乎不好简单地断言这些官员所回答的情况的真假。调查太粗略，如果上面的被调查者都无儿无女无配偶，数字确实，回答就是真；如果将财产登记在父母、子女或情人等名下，如果国企实际上配备了专车私用甚至司机随时调遣，或公务员有百万年薪而且车和房都是免费提供，那么上面的回答可能就是含糊其辞在骗人。
据说获悉调查结果后，香港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真是低调啊！上面被调查的20名人大代表，江苏亚萍有限公司集团董事长陆亚萍理应是私人企业的老板，此外19名很可能都是听命于共产党的红头文件的官员，包括公务员、国家企事业单位的头儿，可谓党领导下的官员（简称“党官员”）。党官员真是很低调吗？所谓低调，在这里，就是指清廉，没多少个人财产。如果香港记者就是这般感慨，那么大陆民众很多人就显然不信。有人因此嘲讽这些人说：他心里涌起了一股想要“接济”他们的冲动，第一次觉得跟他一般的群众富有的像一个奴隶主。这是一种挖苦的说法，不相信这些人公布的财产情况比许多民众还差。
那么，今日致富了的老百姓（比陆亚萍更富裕的私企老板和炒股或炒期货发了的个体户们）是奴隶主吗？奴隶主在山寨国是一个含义混乱的党文化名词，将希腊城邦国与罗马共和国公民政治特有的奴隶制下的“奴隶主”一词，随随便便用到中国大陆来了，用来指山寨国富裕的民众很不恰当。从1956年山寨国宣称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起到今日，普天之下莫非党土，所谓农村土地和工厂经营的城乡承包制都不过是共产党将以“领导”名义实际占有的大陆土地以租赁的方式交给城乡民众经营，种地建房修路等，产权在党；率土之滨莫非党奴，所以才有“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政治要求。由此可知，所有不动财产最终还是共产党在坚持领导中国的权力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名义下最终占有。谁都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私营企业的地产，老百姓的房产，在山寨国买的只是50年的使用权。山寨国今日富民没有一个够格的奴隶主。
弄清网民关于“老百姓是奴隶主”的说法是党文化思维下的随便说，便可推知：党官员是党的领导权的代表，绝对权力下普遍趾高气扬。财产的所谓低调，是在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和党铲除异己分子的反腐运动中，党官员面对记者的装模作样。当然，也有真正清廉、心存民众的好官员，但不多见，压在低下做牛使。
党官员面对记者的装模作样，即作假装廉。为什么山寨国官员要弄虚作假装清廉？一句话，在丧失了共产主义大同信仰的历史条件下，党官员以权致富财路不明，必定弄虚作假装清廉。这是以当官为民的油头粉面，保住党官位置有能力在政治上肥臀丰乳。广西党官员韩峰平时为人谦和，据说“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典型的文人，少与人结怨。”但韩峰日记曝光之后，其利用烟草专卖局局长职权多次收受承建商的贿赂钱财近80万元的贪官形象与利用权力获得的情色腐败生活都被揭露。韩峰以低调的谦和与清廉外观掩饰其贪财好色，绝不是个案。山寨国以“人民共和”为装饰，官场骗子如野草，“低调做官，性情生活”成了“草官”的游戏规则：低调做官是为官技巧，性情生活是做官目标。
中国官员从战国到唐代，被尊称为“官人”，为民做主，清官自然。从1950年起，共产党领导中国60年的山寨国时代，最为不幸是身为党国官员，“官本德带来，财生官自然，不刻意低调”的古代官道邪变恶化：缺德能做官，财坏官之德，低调是作假，官场通地狱。中国正处于去除党文化而重建的政治前夜。我们未来的国家应该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做官环境？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理性思考。
复兴中国古代的官人文化，转换西方现代的民主宪政。“官人”，本意是为官之人，战国荀子在其《强国》篇里说“官人益秩，庶人益禄”，表达为官治国——建立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后发展成为对男性的尊称，到宋朝也作为妇女对丈夫之称。这在中国历史上逐渐成为一种被“达官贵人”或“士大夫”词语经常表达并形成的官人文化，即儒家从推举制、科举制时代形成的劳心者治人、做官须有德、官德讲忠义的历史、文学（诗歌、散文、小说）等知识文化现象。所以中国古代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说法。复兴中国古代的官人文化，就是要把中国古代这种真切的做官为民的文化思想复兴起来，与此相联系官的尊严和财产也将被珍视，做官不怕财产见光。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复兴官人文化，并非复活中国古代的官老爷文化思想。如何才能既有做官的尊严和诚实，又没有做老爷的高高在上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引进西方现代的民主宪政，即分开党跟国而解决宪政虚拟问题，把共产党放进宪法和法律的政治舞台里，治官不需要党委和纪委。在宪政建设上我们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这45个党政红字的宪政装饰剥离。这样中国就真的成了人民共和国了。而这个人民国的人民不再被共产党领导着到处制造敌人战斗，他们根据宪政权利选举官员，却又秉承尊重官员的中华文化正统。这样，古代官人文化和现代民主宪政结合，做官财产见光也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