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历次特大矿难不同，这次山西王家岭透水事故，在153名矿工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转机发生，救援队发现了并救出了百余幸存者。内地许多媒体风向忽转，绝望变为欢呼。一片“奇迹”声里，时光倒流，人们恍若回到红色年代：“感谢，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壮哉，伟大的党！壮哉，伟大的祖国！”“只有社会主义中国才能见证如此奇迹！”“为党骄傲！”“一曲共产主义精神的凯歌！”（参见：人民网报道）
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时间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以王家岭煤矿救援为生动教材。通知称：“在党中央、胡主席的科学决策和坚强领导下，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科学组织、科学施救，广大救援人员奋力救援，被困矿工顽强自救，有关部门领导靠前指挥，目前已有115名工人成功获救。”它“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凝聚力”，要用救援事例教育军队，“增强广大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自觉性坚定性”（参见：国防部网站）
请不要忘记，当红色口号铺天盖地之时，救援者已在井下发现多具遇难者遗体，还有多名被困矿工生死未卜，他们那哭干了眼泪的家人，正万箭穿心凝望井口。获救的百余名矿工，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他们的心理创痛更远未平复。
我曾两次采访脱险矿工。一次在唐山，一次在义县。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有5名矿工，一镐镐打通被煤矸石堵塞的运输巷，一寸寸爬上800米斜坡，先喝自己的尿，后喝巷道里的水，挣扎爬到井口附近，终于在地震后第15天获得营救。1996年12月15日，辽宁义县煤矿塌方，4位矿工被困井下。在声息全无的头数日，他们吃过矿井木上的树皮，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地政府组织了大规模营救，包括调来石油钻井队，耗巨资打通生命孔。生命孔打通后，有了生的希望，但是营救进展困难，极度寒冷和水淹成为新的威胁。我亲眼见过矿工们通过生命孔传递上来的12张字条，在苦苦等待中，他们情绪低落，甚至有很大抱怨，生理心理均濒临崩溃。和唐山矿工一样，义县矿工也在15天后获救。两次采访，给我共同的深刻印象：绝境之恐怖，常人难以想象；对生活的渴望，对贫困家中老父、老母、妻儿的牵肠挂肚，是被困矿工们“活下去”的最大动力。
九死一生，阴影久久笼罩着这些脱险者。最初接触义县矿工时，已经遇到过多批记者的他们不愿和我交谈，更不愿谈井下的求生经历。正当我坐在他们病房中时，推门闯进来一个抱着摄像机的武警军官，要工人立刻接受采访，回答武警是如何救了他们（其实，戴着遮光眼罩的矿工完全不能分辨救援者是谁）。矿工接受了采访，似乎这样的采访已有数次，对着摄像机背书似的说出几句“感谢”之类的话。
在内地，这种红色宣传的习性根深蒂固。笔者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也在党媒体工作多年，对那一套十分熟悉。一些领导常常不顾最基本的事实，悲喜反转，“坏事变好事”，用救援的奇迹遮掩人祸，表功，抢功，献忠。
王家岭百余矿工脱险，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要向顽强自救的矿工致敬，要向置生死于度外的救援者表示深深的感激，但是，为什么要对政府说“感谢”？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救回矿工的生命，无疑值得肯定。但这是由亿万纳税人所供养的政府必须承担的职责，这是一个举国体制下的政府应有的能力。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公民无须对政府应尽的职责感恩。在王家岭透水事故中，政府已经失职在先，未能有效监管煤矿安全；现在紧急补救在后，除了给国家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最后仍有多名矿工葬身井下。死亡矿工的鲜血，脱险矿工的辛酸泪水，一笔笔写下的是悲剧，是教训。矿工，是矿难中的第一主角。他们坚韧顽强的坚持和自救，惊天地，泣鬼神。当这场宣传大戏落幕，从摄像机的镜头前离开，他们仍将延续日复一日的底层艰辛--身心创伤也许令他们的生活更为艰难。这一切，都应促使政府临深履薄，反躬自省。应当负荆请罪的官员们，有何颜面自夸自耀，弹冠相庆，用矿工的血泪涂写红色口号！
据报道，中煤集团总经理王安已向被困人员致歉，坦承事故原因是大型企业盲目扩张，层层承包安全落实不到位（参见）。那么，国家安监局和山西省的领导呢？更高层级的领导呢？我相信，在这个时候，真诚向人民致歉，彻查事故，追究责任，是最有利于党和政府取信于民、重拾公众信任的举措，而高喊红色口号的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