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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财富神话幕后的高干子弟群体

何清涟: 漫谈中国的“红色家族”（一）

发表：2010-04-12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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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

中国的《人民论坛》2010年第4期

中国的《人民论坛》（《人民日报》旗下成员）2010年第4期发表了由一组文章构成的“中国新富家族”，透露一条重要消息：“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進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 2亿元。”

一、官媒首次公开承认“红色家族”为新富豪主体

该文对中国富豪群体的划分并无新意，但在排序上却大有讲究，按照该文的序列，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这种商人家族的热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这组文章有两点值得肯定之处。

第一点就是该文终于以官方报道的形式正式承认中国富豪家族当中，“红色家族”成为主要一员（虽然未点明谁是红色家族的成员）。但该文为了淡化富豪群体的政商结合特点，有意将“红色家族”排在最后。如果是按照致富时间先后排序，上述排序大抵成立。但如果按照财富总量及致富的速度排序，则应该倒过来。对中国自 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稍有了解，就明白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财富寻宝图上的主要宝藏就是房地产、矿产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颁发特许经营权的垄断领域，而这些领域恰好就是由红色家族垄断的。尽管如此，这条消息还是很有价值。因为在这之前，中国人虽然大都知道“高干子弟”在致富之路上捷足先登，但对这个群体的登龙术都处于耳语状态，没有媒体敢指出这一点。2001年11月24日，《证券市场周刊》曾刊发一篇“神秘的华能国际”，直指国有企业华能国际已经成为李鹏的家族企业，其夫人朱琳（时任华能国际电力发展公司董事长）、儿子李小鹏等人如何利用特权促使华能在美国、香港、中国大陆三地上市，总资本扩张至60亿元。该文发表后，作者马海林为武警部队军官，立刻被捕，至今下落不明。而该周刊的主编王波明虽然是中共元老王炳南之子，也不得不做数次检讨以求过关。从决不承认“红色家族”的存在到如今的半开门地承认，总算是有了一点小小的“進步”。

第二点则是公布了“您对新富家族群体形像的总体评价如何”的调查，其中针对“影响新富家族群体形像的因素主要有哪些”的提问，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搞官商权钱交易”（占总百分比75.56%）、“没有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占总百分比52.32%）、“富裕群体为富不仁”（占总百分比 42.5%）。该文承认：“由此可见，官商交织最影响群体形像。”

这篇文章的详细内容，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上网查看。我这里想谈的是这组文章涉及到却语焉不详的部分，即富豪中的“红色家族”――中国称之为“高干子弟”是如何成为先富起来中的翘楚。

二、九十年代：躲在财富神话幕后的高干子弟群体

高干子弟下海经商始自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的手段主要是利用价格双轨制批条子，利用特权经商，包括倒卖紧俏物质的批文如汽车指标、钢材指标之类。在九十年代以前，“国有土地”未進入买卖流程，能够依靠圈地发财者甚少。就我在深圳所闻，80年代中国正兴起所谓“建设企业文化”之风，宣传包装是企业文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其中一些高官子弟（比如某位副总理之子）还办过广告公司，找人拉广告（类于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女儿的手段），帮企业出宣传画册，或者是深圳市名优企业介绍，或者是某行业著名企业介绍。这些公司大都是些皮包公司，在写字楼里租几个房间做办公室，招募一些人跑业务。一般情况下，业务人员亮出公司老板名头，企业大都不计较那广告与画册是否真有宣传效果，立马掏钱。我有一位熟人在一家外资印刷公司任总经理，因拥有先進的彩印技术，专门承揽这类印刷生意，我听他谈过哪些人在他公司做过业务。80年代末，这些特殊人物出面做的宣传画册的价格一般是5万元一张彩页，内容是一张公司图片配上文字介绍，排场一些的公司做个连页。那时高干子弟积累财富的神话，大约是一纸批文倒出了上百万元，一本画册捞了几十万或者更多，垄断某行业的广告费用一年达几百万之类。

但到了90年代初期以后，积累财富的神话内容变了，期货（期货交易所的席位含金量高）、股市（股票上市需要审批，能让企业通过审批就意味印钞票）、土地就成了这个群体上下其手的竞逐财富之地。捞钱的数目自然也就跃升至千万元级。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常会告诉我，某座楼盘是某中央领导的儿子，某块地被某要人的女儿强行要走之类。

那时坊间流传的高干子弟致富神话很多，1989年北京学运起因之一是反腐败，目标是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做“官倒”。但唯一可做佐证的文字资料是以中纪委或国务院等中央部办名义下发的禁止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的文件（属于重迭发文，每年都有），中国国内没有哪家媒体敢染指这类话题。而境外有公信力的媒体对此有关的报道，国内基本见不到。香港杂志上的一些零星介绍，以及那本《中共太子党》，就成了大陆人人们争相阅读并传播的秘闻。但鲜有研究者征引其中资料，我相信大多数研究者是不敢――这里的“不敢”，主要是担心资料不确，是风闻，引用后会引起法律诉讼，一身爬满蚂蚁。所以高干子弟依靠父辈荫庇发财致富的故事，永远躲在中国财富神话的幕后。

这是第二代领导人与第三代领导人前期的情况，因为那一段时期，或是没有互联网，或是互联网初起，国人的英语阅读能力亦有限，因此有关这两代领导人及与他们同代的“红色家族”故事极少被曝光。但等到第四代领导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时，人类已经進入网络时代，信息传播远没有前互联网时代那般好控制，再加上这一代“红色家族”积累财富手段的国际化，封得住国人的嘴却捆不住外媒记者的笔，“红色家族”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并清晰起来。（待续）

来源:（原载《纵览中国》网，2010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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