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接受教育起，地主就被列为黑五类之首。他们的典型形象是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等等。他们集人性丑恶之大成：贪婪、狠毒、奸诈、腐化、堕落，无恶不作，无耻之极。他们的形象，贼眉鼠眼，鬼鬼祟祟。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觊觎着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从小对地主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和厌恶。
直到下放农村，我才接触到真实的、作为一个人的地主。我们村上有两个地主，都是五、六十岁，两人是表亲。我主要说一说其中的大地主吧。
大地主是一个老头，个子矮小，古铜色的脸上皱纹纵横交错，永远一身皱巴巴的破衣裳。村上年轻人告诉我，他是地主，我仔细端详，看他同村里农民没有任何两样。但是我害怕，因为我当时满脑子「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主席教导，我自然联想到当时话剧「夺印」里的情节。因此第一次的偶然照面，他看着我，脸上似乎想挤出笑容，我则板着脸，警惕而又冷漠地看着他。
多少年来，我们被告知，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和剥削分子。但是随着对老地主的逐步了解，我简直不相信他是地主。最重要的一条，他是我们村上干农活的第一能人。当地的农活中，一个是堆草垛，还一个是筛大筛子，属于技术活，村上能干而熟练的没有几人，包括队上雇农出身的生产队长，曾经的长工头子，他会堆草剁，但是大筛子筛得不怎么样；另一个贫农，大筛子筛得好，但是草垛堆得又不怎样。但是这个地主，两样农活样样做得漂亮，其它农活如耕田、耙地等，他样样在行、麻利，一天农活干下来，身上衣服不带一点儿泥星子，实在是地道的种田把式！我们队长是个种田好手，一般庄稼汉的种田水平他都看不起，但是对这个地主的农活一向夸奖。
更奇怪的是，队长说地主的为人不薄，从来不亏待打工的。他不止一次地介绍说，农忙在地主家干活，一天五、六餐，大鱼大肉尽管吃，地主家人也没有他们吃得好。地主对长工从来没有斥责，特别对他这个长工头子，工钱也开得最高。
多年阶级斗争的宣传教育，与现实介绍相互碰撞，于是我得出这样矛盾的印象：他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村上有田有地，镇上有半条街的店铺；他一生辛劳，是种田的好把式；他是地富反坏右之首，但在村上口碑不错；他很有眼光，几个儿子都供在外面念书；他作风正派，没有所谓妻妾之闻，他的老婆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年轻时很是漂亮，解放后成为地主婆，两人相依为命，苦度余生。
我下农村的那几年，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之弦绷得正紧，所以，地主作为黑五类之首，遭受的磨难是最多的。那年头，三天两头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把地主拉到大队去批斗。地主、富农们站成一排，垂首而立，每人胸前挂着牌子，上书「地主分子XXX」（后来因为批斗太多，也不挂牌子了）。批斗期间，不断有人高呼口号，「打倒地富反坏分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一串一串的，呼喊一个小时口号不会重复。地主、富农分子也得跟着举手，骂自己，喊万岁。
地主富农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这样敌对、仇视的氛围中。我注意到，地主们从来是上工最早，下工最后，最苦的活肯定派给他们。贫下中农干活时偷懒耍滑，停下来聊天说笑，地主们不敢停（尽管没有人监督），而且似乎没有听见，看不出说笑内容在他们的脸上有什么反映；贫下中农为自身利益可以吵架甚至打架，但是地主们似乎对个人利益十分淡然，不回嘴，不争辩，不解释。我从来看不出他们的喜怒哀乐，从来听不到他们对生活、对身边的事物、对个人行为发表看法、作出判断；他们永远无声无息，他们的表情要么漠然，要么是微笑，附和着你谦卑地笑。
最底层的普通农民和不识字的妇女没有学会斥责与吆喝，他们习惯性地称呼地主夫妻为XX（地主儿子的名字）他爸、XX他妈。地主夫妻也同样称呼底层的普通农民为XX（农民儿子的名字）他爸、XX他妈。算是一点慰籍？
跟着倒霉的是地主的子女。听说地主的大儿子参加过志愿军，因为有技术，回国后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我不了解他的具体工作情况）。二儿子是某厂职工，结婚后育有一女。三儿子学的是兽医学，毕业后在某农场担任兽医，因为文革，加之地主成分，二儿子一家和三儿子都被下放回家。四儿子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在家种田。从地主大儿子到四儿子的经历和遭遇，也可看出，阶级斗争之弦在中国是越绷越紧的。
地主的二儿子不但农活做得好，而且会驾驶和修理拖拉机。因为有技术，加之见过世面，擅长交往，虽然成分不好，政治上倒也没有吃什么苦。尽管生活艰苦，尽管养的是个女儿，他仍坚持送女儿上学读书（我们村上女孩子读书的很少）。
地主的三儿子是个兽医，在农村可是非常受欢迎的职业。因为成分不好还是为人态度谦和？反正远近的农民凡是家里的猪有病，肯定找到地主的三儿子，包括村干部、共产党员，倒也不在乎他的地主成分。地主的三儿子从来都是搭上自己的休息或工分（外出给猪看病，队里不记工分的），而且从来不收人工费。他有一技之长，有文化，长得不错（用今天的审美语言，地主的几个儿子都长得很帅，特别是他的四儿子，下面要说到），人缘很好，可是三十出头了，还没有对象。
地主的四儿子当时也有二十五、六岁了，他长得天庭饱满，浓眉大眼，高鼻梁，身材魁梧而匀称，干农活一把好手。他自知出身不好，见人三分笑，客气、谦和但是绝不显卑微。不考虑所谓阶级成分，他实在是个优秀青年。可是那年头，没有人家敢于把女儿嫁给他。1970年代中期，邻村迁来一户苏北父女（可能当时的苏北不少地方比我们这里还要穷，现在回忆，至少有三户苏北人举家迁居到我们这里）。那女孩子高大丰满而水灵（当地人称之为飞嫩），长得不丑，居然就看上了地主的儿子，并且就恋爱上了。
虽然宣传自由恋爱几十年了，我们那一带基本沿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通常是一场交易，双方家长通过媒人谈判，主要内容是女方家的彩礼多少。谈判成功，婚姻就算定下来了。男女本人结婚之前，难得有机会见面；说悄悄话、「谈」恋爱更是一种奢侈。
地主儿子的自由恋爱，属于离经叛道，遭到许多光棍青年的嫉妒，而且由于不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多少贫下中农的儿子找不到老婆），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地主儿子闷头干活，但是不言放弃，那个女孩子遭到她父亲的多次打骂，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有一天晚上她父亲不在家，她偷偷住到了地主儿子的房间里。大概因为女孩子主动投怀送抱，而且据说她公开承认生米煮成了熟饭，她父亲气得半死，村上人也骂女孩子不要脸。两人就这样算是结了婚，也没有办什么酒席。
这就是农村地主儿子的艰难婚姻。回想起来，幸亏「一打三反」运动已经结束，否则地主儿子可能被判刑的。但是，当时的我们，非常讲究所谓纯洁的「爱情」，对地主儿子的这种不「光彩」的同居，我们不仅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反而看不起这一对患难中的偷情男女。
现在重新审视自己，越发觉得由于浅薄而显示出的冷酷。如今再没人称呼地主儿子了，遥祝他们夫妻幸福安享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