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以来，我的同事和朋友们一直在埋怨我不回他们的邮件。可我发誓我根本没有收到过它们。
我的电子邮件系统几乎每天都会崩溃。不过直到我的全部联系人第二次莫名消失后，我才开始怀疑这种崩溃的性质，并开始调查和改进我的邮箱设置。在仔细研究了雅虎邮箱设置后，我不寒而栗。我的来信一直被转发到一个陌生的电子邮件地址，这个地址有可能是某个入侵我邮箱的人在转发设置中输入的。
我被黑客攻击了。
“黑客攻击”这个词语在中国境内最近的网聊和饭局中屡屡出现，很多外国记者都曾发现他们的邮箱账户被非法侵入了。
但与为了盗取银行账户密码和窥探隐私以期骗取艳遇的那些恶意软件不同的是，这类攻击看起来是更像是传统间谍行动。最近，多伦多大学的反网络侦测研究结果暴露了一系列在100多个国家的电脑中偷窃文件和信件的电子间谍行为。这些间谍行为有一些共性：其中很多来自于位于中国境内的电脑，这些黑客似乎对印度国防部、西藏人权行动支持者、达赖喇嘛和负责报道中国大陆和台湾消息的外国记者们有着特殊的兴趣。
虽然作者谨慎的未在报告中对中国进行谴责，但报告的潜台词并不难解读：中国的什么人——可能是一个单干的网络流氓，也可能是一个政府机构——正使用高科技监视和偷窃潜在的国家敌对势力的网络信息。
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将意味着：中国在企图管理在华工作和生活的400多名外国记者的悠久历史又进入了新的篇章。
这种对外国记者的监视和操纵——让他们和他们的消息源时刻坐立不安—从早先有套着不合身的夹克的大块头尾随记者去采访地点，或打电话时不得不用某种敲击方式来代表“党章”开始，已经由来已久了。
可能最让人心烦的是，这些攻击完全是匿名的，这意味着我们和我们的消息源永远也会不知道我们到底面对着怎样的敌人，到底应该向谁问责。
加拿大研究员纳尔特.维尔纳夫(NartVilleneuve)专业从事分析黑客攻击，并成功鉴别过一封用来欺骗那些外国记者助手的传染性邮件。他警告说，现在无法证明是中国人，或者说，至少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中国政府应该为这些网络袭击负责。
“黑客们试图隐藏他们的所在地,”互联网安保公司SecDev.cyber的首席研究员维尔纳夫先生说，“可话说回来，你不得不怀疑还有谁会在针对这些人群的黑客攻击上花费时间和精力。”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人来说，怀疑是东道国，或至少是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红客军团发动了这样的袭击大概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没法确定，但很有可能是这些民族主义独狼们上周攻击并关闭了驻外记者协会在中国的网站。
澄清一点：近年来，驻华外国记者的境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古至今，很多顽固的中国人始终认为驻华记者都是能言善道的间谍。(这点是我最近才深刻体会到的：一个朋友的母亲居然要求他离我远点，以免堕入我的圈套。)
虽然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大多数外国记者们开始相信我们的电话被监听了。我们已经学会了在接触政见不同者时，要把手机SIM卡拔出。在办公室里，我们在谈论到“政治敏感”话题时，会自觉自发的把音量降低。
这只是我们在疑神疑鬼么？或许吧。不过最近发生的事情为政府非法侵入驻华记者及其雇员事务的看法提供了不少实证。因涉嫌欺诈罪而被当局监禁3年的《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研究助理赵岩2007年刚刚出狱。对他毫无根据的指控——说他泄露国家机密——源于一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这篇文章正确的预测了中国高级国家领导人退休时间。（译注：http://zh.wikipedia.org/zh-cn/%E8%B5%B5%E5%B2%A9）最终，赵岩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并未成立，而是变成了严重程度远远低于原指控的诈骗罪。但这是在原告引用了《纽约时报》职场内办公桌上的一份文件后才更改的——老大哥一直在看着我们。
即便是现在，西方新闻组织仍因安保人员为了打听他们的雇员正在进行的报导而请其去“喝茶”而怨声载道。
大家都认为，对驻华记者的对抗和监视在过去的数年里逐渐低调下来。最对立的时候应该是1967年，中国政府允许入境的第一名外国记者——路透社的英裔通讯员安东尼格雷（AnthonyGrey）——被在其北京住所限制行动长达两年之久。他被控间谍罪，但从未正式审判。普遍认为对他的拘留是当局对两名中国记者在香港——当时的英属殖民地——被捕的报复行为。这两名记者在一次抗议过程中被扣押，并且在格雷获释前很久就被释放了。
当作家兼新闻记者的夏伟（OrvilleSchell）在1975年到达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时，无时不在的恐惧威慑着中国公民，在经过当局长达十年过激的反西方宣传后，他们不敢与外国人进行任何意义上的接触。夏伟先生说，即使有几次他从他的中国监护身边离开，安保官员仍会找到他，并护送他回旅馆。
有一次，他刚成功的与一个山西苹果园里的果农交谈了一会儿，谢尔先生就被有关方面称病并关在了当时分配给他居住的窑洞里。即使他设法拦着行人想要提出一些问题，也经常被人摆摆手拒绝或干脆无视。“人们与我们隔阂极深，几乎对我们完全无视,”他说，“我们这些外国人对他们而言，就像生活在气泡中一样，看得见听不着。”
对外国人的态度和限制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缓和了下来，但却在1989年学生运动被镇压后再次变得紧张。当时携眷驻京的《纽约时报》特派记者纪思道（NicholasKristof）回忆起当时晨跑时，曾被车辆尾随的情形。"他们有时有些大意，"他说，"我们留有所有当时跟踪过我们的车辆的牌号清单。"
虽然纪思道先生说他们学会了从楼梯井溜出大厦以躲避监视及用暗语进行采访的技巧，但当他得知一个密友（一位中国记者）居然是政府的间谍时，他实在受不了了。“我们没法对被监视这件事见怪不怪，”谈及监控时，他这样说，“我们总会担心哪个中国朋友会因为我们遇到麻烦，有惊无险的事情发生过几次。”
中国政府不会审查驻华记者的派遣令，但是当局经常采取不予更新某个记者的签证的方式来表达对他工作的不满。在极个别情况下,当局还会将驻华记者驱逐，1986年，《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约翰泊思（JohnBurns)就曾经受到过这种待遇，当时当局谴责他非法进入军事管辖区并拍了不该拍的照片。多数当今的驻华记者都会同意，对这个群体明目张胆的监控行为比起当初已经显著的减少了。不过有些人则认为，这只是因为当局的监控技术越来越完善，难以察觉罢了。话说回来，这让我们又回到了最近的黑客攻击事件。
由于雅虎拒绝对这次事件进行定性，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得而知。雅虎只告知一些被攻击者他们的账户被强行进入了，但拒绝进一步的信息披露。这些账户的电子邮件被别人读过了么?他们的信息提供者受到威胁了么?他们无从得知。
虽然不知道黑客到底来自何方，但这次攻击让很多记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感到很紧张。一个在中国工作多年的记者朋友说，她得知自己的邮箱被攻击后，感到被侵犯了，十分恼怒。可更让人泄气的是,她说,我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去向谁问责。“我为一些给我写过邮件的中国朋友担忧，他们的邮件内容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她说,她要求不在文中透露姓名，以免引来黑客攻击。“我宁愿黑客窃取的是我的信用卡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