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涉黑高官乌小青自杀
在网络发达的时代里，“事件”一词被高度淡化，但是有些同质事件在顽强地重覆，迫使人们在迅捷浏览的同时要反省其复现的意义。中国官员自杀现象是为经典例证：二○○九年底，《南方日报（广州）》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在北京割腕自杀事件为切入点，做了专题报道，称“中国一个月内五起官员自杀事件，民众关注官场生态”。时当全国两会刚刚结束，官方所营造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去之际，媒体又报道了两起官员自杀事件。
为了避免民间纵深质疑，官方媒体在简短的报道中称两起自杀事件均与经济案件无涉，纯属个人生活问题。三月二十日自杀的中共广东省江门市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甄励富，被中国新闻网报道为因长期抑郁而选择了上吊结束生命的方式；三月二十一日自杀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中年女干部（未披露姓名），北京警方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京华时报》则根据自己的消息源称该女干部是因生活不顺遂而自杀。
博洛尔感言的不幸证实
即便按著官方一直试图降低官员自杀事件政治色彩的路子来看，自杀事件背后是官员的心理健康问题，官员心理健康是公权力行使的安全性问题。如果把国家比作一部大客车，把官员集团整体比作一个驾驶员，那么，社会公众就等於坐在一部由“神经病人”驾驶的客车上，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进而言之，把整个社会分成多部客车，把整个官员集团分成驾驶与维修两部分，维修工们“神经不正常”的危险性给社会造成的隐性危害比驾驶员那部分更厉害。
维修工的比喻也许是诠释中国司法腐败的一个恰当途径。
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精神健康分析专家说：中国官员的精神疾病患病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如果仅以抑郁症为标志，患病率更高达百分之八十。当然，这只是个概数，国家尚没有、也几乎不可能做出该方面的详细调查。但是，官方主办的中国精神健康网还是间接证明了事实的严重性，该网说：“短时间内官员密集自杀应该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人到中年后，经常被各种复杂的事情折磨得精疲力竭，精神上也大受刺激，不少人因此患上抑郁症。”
十九世纪晚期法国政治学家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感言道：“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求自己的统治者，但是，他们寻求到的统治者往往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刽子手、狂人、大盗、伪善者、破产者、疯子、道德败坏者和邪恶的传播者。”我们不妨把此九种人的八种排除去，只看“疯子”这一项，就不难知道为什么中国会存在比牛皮癣还顽固的暴力拆迁、城管打死小贩诸种缺德现象，还有法院怎么会在法典之外发明了“临时强奸”的术语。
权力使人腐败也使人疯狂
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腐败本身就是一种疯病，而疯病并不一定是在大街上胡言乱语、东走西撞的行为。疯病更多地发生在外表庄严的权力机关的办公室里，以及官员们肆意挥洒自己欲望的地方。比如说，一个上访的农妇经过再三哀求见到了政府法制办的官员，官员也答应给她一份文件的复印件（这份文件不涉及任何等级的国家秘密），见面五分钟后，官员突然改变态度且不说明任何理由，拒绝提供文件复印件。结果，农妇当场哭闹起来，官员就藉口农民精神有问题，叫政府保安将其赶出。如果农妇继续闹下去，就会被送进精神病医院或劳教所。
有精神疾病的官员把没有精神疾病的农民当做“神经病”对待，可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中的一大奇观。
如果说以上的案例还不普遍的话，并且其中查不出诬陷农妇的官员有经济问题，那么许多贪官在被查处后声称被情妇套住，则是隐性的精神疾病反应。事实是官员心理变态，要以情妇的数量来炫耀自身能量即存在价值而不惜金钱。疯狂捞钱导致不道德的性行为暴露，反过来往情妇头上推责，连海外亲共媒体都说“『情妇逼腐』不值一驳”。
不同的是，官员情妇比农妇要好多了，她们不会被有精神疾病的人诬赖为“神经病”，尽管她们不免要面对牢狱之灾。
官员“神经病”掩盖官场谋杀
尽管官方不可能以官员精神健康检查的方式来调查其群体的精神疾病比率，但是，利用“神经病”为口实掩盖官场谋杀，成了北京高层要求官员实行严格道德自律的强烈反讽。虽然一些鉴定没有明说自杀官员有“神经病”，但“长期抑郁导致自杀”的说辞已经是通用格式，最典型的是湖北武冈市（县级）副市长杨宽生非正常死亡事件。虽然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对外公布经过武冈、邵阳、湖北省三级公安法医的鉴定，确认杨“系精神抑郁自杀身亡”，但是杨的家属并不认可三级一致的说法，因为邵阳政法委在武冈公安局出具法医鉴定的前一天就给杨的死亡作出了定性。
杨的非正常死亡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多数参与此事调查的记者与介入杨的家属上访的律师都认为自杀原因不成立。武冈当地的一些知情人坚称：是地方官员的派系斗争导致了这一恶性谋杀事件，否则本著同情死者的人道原则，邵阳和省里的官员也不会拿杨有经济问题来威胁杨的妻子。杨不幸地成了官场腐败的牺牲品，尽管他也有腐败问题，而只有他的死掉才能保住武冈和邵阳不牵出腐败窝案。
被逼杀的官员往往被安上“长期抑郁”的事后鉴定结果。比如，湖南衡阳在打黑中立功但也犯有严重错误的一位警官，在二○○九年底开枪自杀。其自杀确系警方内部利益逼迫所致，而公安系统的高级学术机构──中国公安大学研究所则概括地说：“高强度危险性工作造成严重心理障碍、办案过程中的人情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的执法干扰、因工作造成的个人生活问题都是导致警察自杀的重要原因。”同时，有关媒体也批评说：“警察自杀的现象研究在我国一度成为禁区，自杀的流行病学数据一度成为保密或者讳莫如深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警察自杀数据仍然没有公开。此外，今年二月初自杀的广东茂名市退休不到一年的原检察长刘先进，曾在公安系统工作过二十三年。
危险的“六○后”官员
在中共官僚系统里取得个人满意地位的人，一定能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相比之下，中上层官场的“五○后”一代比“六○后”一代在该方面要好一些，尽管官员自杀案例中前者亦不乏人。这是因为前者经历过“文革”的动荡与上山下乡的磨难，而后者大部分少有苦难的记忆，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群体，比如得到较为完整的学历教育且教育质量较高。另一方面，这个群体的基本道德与社会现实的冲突更为激烈。
自杀官员中级别最高的赵宪春一九六一年出生，官居副厅级；前述未被披露姓名的最高检女官员被报道为四十多岁年纪，属於“六○后”无疑；级别较低的湖南衡阳打黑并涉案的警官，其年龄更低一些，出生於一九六八年。中国的省部级官员正在逐步“六○后”化，带有精神疾病倾向的行政行为会出现高峰期。这个高峰期是否会因小概率事件引发大规模社会骚乱，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