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铲车无情的轰隆声中，又一条弱小的生命倒下毁灭了！
十一月十三日，在成都市一个村庄里，一位女村民企图以死对抗暴力拆迁，但未能阻遏绝灭人性的暴徒肆无忌惮的行动，竟以汽油浇身，自焚身亡。
唐福珍的房子原来是在村领导的鼓励下建造的。一九九六年，村支书亲口对她的丈夫胡昌明说：他们村準备招商引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使用土地政策优惠。因此胡昌明与村委会签订了《建房用地合同》，先后投资七百餘万元，建成一幢二千多平方米的综合楼，引来一家服装加工厂。
可是到了二○○五年，因为修路，官方却说他们的房子是“违章建筑”，要予以拆除。对这幢当时投资七百餘万元建成的楼房，政府开出的补偿款额起先只有九十万元，经胡昌明一再力争，最后才加到二百十七万元。
我们知道，物价是年年在涨的，房价也是年年在涨的，九十年代的七百万，到了二○○五年，早已不知涨了多少，区区二百七十万元的补偿，他们当然不能接受。不过事情还是拖到了今天。
管你接受不接受，反正当政者手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小小老百姓又能奈何？铲车开来了，公安来了，消防来了，头戴钢盔、手持铁棍的暴徒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群。唐福珍孤身一人，挺立在三层楼顶阁楼的天臺上。这是一场强弱悬殊的战争。铲车张开大口，只听轰的一声，门墙顷刻哗哗倒坍。
唐福珍力竭声嘶地向下面一遍又一遍地喊话，要求暴徒退下，再坐下商量。她举起汽油桶向身上浇，誓言要以自焚对付暴力。
可是，那是些利慾薰心的恶棍，在他们的心中，一个小妇人的生命又算什麼。铲车再次举起它的血盆大口，门窗继续倒坍；暴徒们砸开三楼的防盗门，头戴钢盔，手持铁棍，蜂拥而上，见人就打，见物就砸，一时哭声震天动地。於是，阁楼天臺上的唐福珍按下打火机，全身腾起火苗，顷刻被包裹在一团烈焰中。
这一瞬，在唐福珍心中翻腾著的，是什麼样的思想感情：愤怒？仇恨？绝望？如果她手中有枪，也许她会向暴徒开火；如果她有炸药，也许她会引爆，与恶徒同归於尽。可是她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弱者，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妇人，面对强敌，她没有任何抵抗的力量，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手段。她对这个没有天理、没有公道、无处可以伸冤、无人可以控诉的黑暗世界，已经完全绝望了。她不想活了！在极度的悲愤中，她没有选择，只好以毁灭自己来抗议！
可是自杀也是罪！如果在极左时代，可以给加上“畏罪自杀”、“自绝於人民”之罪，不过今天这样荒唐的罪名已经收起不用了，今世的当权者已经发明了更“时髦”、更“冠冕堂皇”，但也更荒唐的罪名。你听官方在干了这样残酷的暴行之后怎麼说：他们竟指控唐福珍夫妇“暴力抗法”，并把阻挠非法拆迁的无权无势的小小老百姓，加上“违法人员”的帽子，“依法实行刑事拘捕”！天乎！天乎！今世何世！今世何世！万恶的旧社会归纳出来的一条充满弱者的血泪的残酷结论—— “强权即公理”，竟见於“人民当家作主”、无比幸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共和国”时代！
《宪法》和《物权法》都明确规定，公民的财產是受到保护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制定别的一切法令法规时，都要以服从《宪法》为前提，才能生效。明明是官方践踏《宪法》和《物权法》，反而指控被逼得家破人亡的唐家“暴力抗法”！唐福珍向谁施加“暴力”？她既没有向官老爷们施加暴力，也没有向拆迁暴徒施加暴力，她是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对自己施加“暴力”——绝望自焚的！在强权的逻辑里，自焚成了“暴力抗法”，而破坏《宪法》和《物权法》的官方行为，倒成了“依法实行刑事拘捕”的光明正大的“执法”！天下竟有这样荒谬的法律，小小老百姓还有什麼话可说！还有什麼话可说！
唐福珍的悲剧决不是个别事例，在神州悲惨的大地上，同样的悲剧几乎到处都天天在上演。重庆黑龙房地產集团开发商向世全，为拆迁万州乌龙池一百号附二号楼，雇凶捅死崔家的独生子崔军。上海閔行妇为了拆迁，无锡市政府纠集了一千餘名黑社会人员，冲砸黿头渚三个村庄，打伤无数村民，并抓捕了几十餘名村民，事后还穷兇极恶地镇压村民的反抗，恣意进行打砸抢。贵州博宇房地產开发有限公司，对普陀巷、贵乌南路几家门面进行暴力拆迁，破门而入，打伤并逮捕正在熟睡的十几名无辜群眾，激起民愤，造成近万车辆滞留，数万群眾延误上班的重大事件。……
够了！够了！这一类事例是举不胜举的。在全国各地天天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的时候，我们尊敬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又在做什麼呢？他有没有看见这些血泪斑斑的悲剧？他似乎还沉浸在美妙的幻想里，如梦如醉地高唱“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美妙歌曲，几乎要把人们引向充满和平寧静的幸福天堂了。
尊敬的胡锦涛先生，美梦应该做醒了吧？！请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在我们这个悲惨的国家里，远不止这些拆迁悲剧，官方的暴行，每年去年有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湖南吉首非法集资事件，今年又有拉萨“三·一四”事件、乌鲁木齐“七·五”暴乱事件，——后二者都涉及民族问题，性质更加严重，影响更加恶劣。
这些恶性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责任该由谁来负？如果说，从个别事件的角度看，该由地方政府负责，那麼从全局来看，你，胡锦涛先生，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难道没有责任吗？你为什麼不惩治这些残害人民的贪官暴吏和奸商？你为什麼对这些恶性事件听之任之，无所作为？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事件才年年在成倍地发生，而且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形势下，你能“构建和谐社会”吗？在你治下的社会，果真“和谐”吗？
这些恶性事件的发生，大都是地方政府侵犯人民的利益造成的，——也是在你的纵容下造成的！——是政府压制舆论，剥夺人民自由民主的专制独裁政治体制的產物！有些有正义感的律师，勇敢地站出来为被伤害的人民维权，可是政府非但不为人民排难解困，反而给这些维权律师加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将他们逮捕判刑。政府对媒体也毫不容情，如果媒体敢揭露这些黑幕，或发表批评政府及高官的言论，报刊就要被查封，编辑则要受到撤职处分。
在暴力的镇压下，乱哄哄的骚动确实鸦雀无声了，於是一切变得“和谐”了，一切归於沉寂了。可是这样的“和谐”只是暂时的假像。压力锅的气阀堵塞了，就会爆炸；暴力超过亿万小民所能容忍的程度时，也会爆炸，这样的爆炸具有原子弹的威力，是十分可怕的。
一切压迫人民的政权都是没有好下场的，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是没有出路的。歷史上残暴无道的王朝如此，国民党如此，东欧和前苏联政权也是如此。殷鉴不可谓不多，请好自为之！
二○○九年十二月八日
附言：此文写好后，只在博客上发了一下，恐怕没几个人看过。唐福珍事件发生后，报上一度传闻，政府将考虑修改或废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等了这麼久，并未见政府有任何实际行动。而修改条例的信息传出之后，各地官商反而在加紧暴力拆迁行动，似乎要赶在新法规出臺以前完成他们的“伟大的拆迁计划”，以免失过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今年四月八日《南方週末》第一版登出一篇《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的报导，记者经过调查，列举了一长串暴力拆迁导致的命案，但这些失职的官员，却没有一个受到“问责”。“江苏东海、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寧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湖北武汉拆迁户被铲土机活埋，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即使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日前亦官復原职。”
实际上，坚决执行拆迁命令的官员，不但不会受到“问责”，倒反被认为是“有魄力的干部”，能够步步高升；而拆迁不力的官员，因为没有坚决完成拆迁任务，则要受到降级的处理。於是这些暴吏个个都变成绝灭天良的人，视人命如草芥。如暴力拆迁逼死唐福珍的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鐘昌林，竟把唐福珍的自焚归因於她的“法律意识淡薄”；在愤怒的网民要求他向死者谢罪时，他竟傲然声称要和他们打官司，而丝毫不感到对死者有任何歉意。
官员对人民的态度如此，简直比强盗还残暴了。一个由强盗来统治的国家，民无聊生之日，怎麼会有“和谐社会”？弱小者只能以自焚了结悲惨的一生，强悍者则成为暴力抗法的杨佳，——“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长此演变下去，个人的消极抗议和积极抗议，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分散的群体性事件，一呼百应，会形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於是，“和谐”彻底崩溃，动乱步步升级，那时候就不知如何收场了。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六日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