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连环画封面
对于女红作品和女红艺术，我以前知之不多，也很少关注，个中缘由非常简单：本为七尺之躯，热血男儿，怎会迷恋针头线脑，忙于穿针引线呢？不过，小时候在农村耳濡目染，且读书时有圣贤指点迷津，所以，我很早就知道女红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辞海》解释它为女子所做的手工，如纺织、编织、缝纫、刺绣、拼布、剪花、浆染等等。
由于女红技巧从过去到现在，一般都是由母女或婆媳世代传袭而来，因此，又称之为“母亲的艺术”。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女红之“红”字读gong，这是因为旧时社会对女性的评判，都以“德、言、容、工”来作为标准进行衡量的，其中的“工”即为女红活计。在古代，简单的缝补只能算是“女工”，要称得上“女红”，则指具有天衣无缝的裁剪功夫，既要实用，更求美观，两者融为一体了，就是至臻至美的艺术作品。过去的女性如果不懂女红，就等于不会持家度日，是很难找到如意郎君的，因为擅长女红是“贤妻良母”的标志，同时也是“相夫教子”的必备资格，这正应了民间的一句俗语：“要看家中妻，就看丈夫衣。”据史料记载，古时的女孩子大约在六七岁时，就要开始学习钩织编绣剪裁缝。“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就是对当时多数女子生活的生动描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东汉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堪称是女红的高手、巧女的楷模。故而，“女红”是中国女性的传统标识。
女红所用的工具不过针、线、剪、锥等寻常物什，要想使其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仅仅依靠手巧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需要兰心蕙质。如果没有天赐的灵性、高雅的气质，一般很难描绘出山水的钟灵毓秀和百花的姹紫嫣红，更不要说“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神奇了。
事实上，“女红”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刺绣。刺绣是在绸缎、麻葛、布帛等底布上，借助银针的穿引，将彩色的丝、绒、棉线等连成寓意不一的花纹、图案或文字，这不单要眼明手疾，还得针脚均匀、填色准确，几乎没有修补之余地，其精细非平常女人所能及也。中国的刺绣历史悠久，它集合了多少代绣女们的智慧，才形成了如今的四大名绣——湘绣、蜀绣、苏绣和粤绣。让中国的刺绣艺术走上世界舞台的，是被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喻为“针神”的女红艺术大师沈寿。作为姑苏女子，她七岁弄针，八岁学绣，十六七岁便成了有名的刺绣能手，其作品进献清廷为慈禧太后祝寿，慈禧极为满意，并任命其为清宫绣工科总教习，沈寿自创了“仿真绣”，在中国近代刺绣史上开拓了一代新风。而将“女红”艺术升华为理论的人，则是清朝末代状元、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1914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了女红传习所，沈寿应聘到南通，担任了所长兼教习，培养了许多苏绣人才。张謇为沈寿办学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因为“惧其艺之不传”，张謇还亲自动手记录、整理了沈寿的刺绣艺术经验，写成了《雪宦绣谱》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苏绣艺术经验的专门著作。
宋人曹缊《绣鸳鸯》诗云：“柴扉花屿接江湖，头白成双得自如。春晚有时描一对，日长销尽绣功夫。”正因如此，有人说“女红”就是女人的别名，换言之，女人是美的化身，最美的无疑是会做女红的女人。唐朝诗人孟郊的《游子吟》脍炙人口：“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千古传颂的乐府诗，描述了慈母为儿子缝衣纳衫的情景，丝丝缕缕饱含着亲情，字字句句熨贴了心田，慈母的一片深笃之情，正是在细密的针针线线中流露出来；秦韬玉的《贫女》则吟道：“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灵性聪慧的女子绣的织品只为生计，十指精巧不为己描，只因出身寒门，不得不为他人做嫁衣。这些诗颇具代表性，它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女红既是女人一生最大的快乐，同时也是女人一世最重的负担：要么具体到一家老小的穿衣戴帽，要么用它来换取日常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
在信息时代与电子时代交汇的今天，偶然提到女红，年长者一定恍若隔世，而年轻人或许会不知所云，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女生，对于“女红”，她们多是望文生义，所答令人啼笑皆非——说是脂粉一类者有之，说是娇容一类者有之，说是食品一类者有之，说是例假一类者亦有之。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女性的悲哀？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像唐装复兴一样，如今“女红”在不少地方又开始回潮，只是荷包变成了中国结，香囊变成了花围巾，功课变成了小娱乐。女红，已经从枯燥的繁忙中解脱出来；女红，让你记得自己还有一双灵巧的手；女红，让女人回归古朴的一份情结并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