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平常人眼里，科学界的人们在1949年后好长时间都不大吃香，至少“臭老九”的帽子是戴着的。因此，当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当年有的科学家工资比毛泽东还高，着实是有些不能相信。
然而老先生说这是事实。他还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叶企荪先生。
老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工作，担任秘书，而秘书们的总管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也会有很多人熟悉——那就是邓稼先。
数理化学部是科学院当时的第一大部（似乎还有一个科学技术部），在这里做秘书，最低，也得是当时全国十大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老先生告诉我，当他毕业的时候，全国只有五万名大学生，今天，有五百万，是他想不到的。似乎也有为自己是那五万分之一有些得意的样子。
因为做这个秘书，教授们的工资多少，老先生也自然有数。
当时，叶企荪先生的工资，是三百六十元。
毛泽东呢，则是肆百零四点八元。
如果是这样，怎么能说叶先生比毛公工资还高呢？
因为叶先生还有一个固定收入，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委员每个月要补一百元钱的。
所以叶先生的固定收入是四百六十元。
四百六十元是个什么概念呢？老先生说，当时他的师兄在清华教书，每个月拿出八块钱来当伙食费，可以天天吃水鱼王八的。
所以叶企荪先生当时实在“阔”得很。
叶先生还不是最有钱的，当时工资最高的，既不是国家领袖，也不是科学家，而是梅兰芳--梅先生的工资一个月两千元。比他少一点的是马连良，马先生一个月一千八百元。
所以抗美援朝时梅先生捐就捐飞机，那才是大手笔呢。
不过叶先生却是很简朴的人。钱，多半是接济学生和给穷亲戚花掉了，有些积蓄也在“文革”中被洗劫一空。那位在数理化学部当秘书的老先生，当时经常为了审稿的事情去叶先生家--那时候没有传真和电子邮件，重要的稿件只能秘书自己跑。他说叶先生家在北大，是个老院子，周围环水，给人感觉像个岛，是个很让人羡慕的地方，但先生偶尔留他吃饭，一起吃的都是很简单的饭菜。唯有一次吃到了好东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先生看他送稿来，就招呼他说来得正好，于是送给他四个苹果。
当时的情况是全国都在挨饿，先生也很消瘦，却有苹果给自己吃，还能带回家！小秘书喜出望外，那苹果的滋味和带来的快乐，一直记到了几十年后。
后来才知道叶先生是政协委员，有权利到政协的内部商店买东西十次（估计是一年十次）。当时学生们没有东西吃，叶先生就把能买的配额都买了苹果，放在家里，来的学生、同事就一人送四个，送完了，自己再去买。
先生自己吃过没有，就不知道了。
叶企荪先生何许人也？老实说听到他的工资比老毛还高的时候，我对先生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物理学家。是这两天准备整理这段文字，查找叶企荪先生的情况，恍然才突然看到了一位大师的影子。
叶企荪，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他的门下，出了中国科学院七十九名院士。他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科学研究院干事长，在世界上为精确测量巴朗克常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不懂巴朗克常数，讲此事的老先生口音很重，说的是“布莱克常数”，它的内容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但我知道有了这个常数以后，有很多物理方面的计算就变得迎刃而解。对叶先生的事迹，我就不必多言了。
叶先生晚年极惨，在“文革”中被作为特务嫌疑犯关押而后接受监督劳动。他的一个学生、我的师长曾亲口告诉我——“叶先生是活活饿死的”。这是事实，而是因为我的这位师长曾目睹叶先生晚年的惨景，所以对此深信不疑。实际上，叶先生死于1977年，但他所受的苦，足以让他的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刘克选、胡升华的《叶企荪的贡献与悲剧》中，曾描述穷途末路的先生——“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荪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过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而叶先生的侄子回忆，在那样的时刻，叔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他一生很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对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疾病缠身，两脚肿胀，小便失禁的叶先生，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87年，叶企荪先生获平反昭雪，重还清白。
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回到先生雄姿英发的时代吧。
另一位老先生和我谈起的叶企荪先生，让我想起了和他同时代的金岳霖，一样的才子佳人，一样的重情如斯，故事竟然仿佛雷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