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桢
安德海
清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57岁的丁宝桢受到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接见，被授头品顶戴、太子少保，挂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升任四川总督。当时四川吏治腐败财政赤字巨大，慈禧特为丁宝桢写了一幅字《国之宝桢》，足见朝廷对丁宝桢寄予了厚望。
清同治八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巧妙地利用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同治皇帝的复杂关系，智斩权监安德海，这次举动震惊了朝野。
清同治八年(1869)七月初，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安德海，率两只太平楼船沿京杭大运河顺流南下，楼船上悬着两面大旗，写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八个大字。大旗上又有一面小旗，中绘一个太阳内有一只三足乌。
安德海在船上挂出三足乌旗，无异于公然宣告：为慈禧太后办差。楼船的两旁插有若干龙凤旗帜，随风飘扬；楼船上仪卫煊赫，且有女乐成队品竹调丝，所经之处两岸观者如堵。
飞扬跋扈的安德海以钦差大臣身份出现，沿途一些趋炎附势的地方官不但不敢告发，还争先恐后地逢迎巴结，使得他更加忘乎所以为所欲为。七月二十日，楼船进入山东德州境内。次日，安德海竟然在船上为自己做寿，带领众人向所带龙衣罗拜，引得民间议论纷纷轰动德州城，也惊动了山东巡抚丁宝桢。
刚直不阿的丁宝桢，迅速命东昌府知府与济宁州知州等沿途府州县，将安德海等 “一体截拿在案，解省由其亲审”。同时，于七月二十九日将此事以四百里奏折，火速上呈两宫皇太后和同治皇帝。
无视祖制，公然出京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人，咸丰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咸丰年间曾先后任湖南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后任山东按察使、山东巡抚。
同治七年(1868)，西路捻军向定州进军逼近京师，丁宝桢率兵驰援保卫了京城安全，清廷数次降旨褒奖器重有加，后升任四川总督。督川十年体恤民情，实心办事深受民众爱戴。丁宝桢为官廉洁刚烈被誉为晚清“中兴名臣”，尤其是任职山东期间智斩权监安德海，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安德海(1844—1869)，祖籍直隶青县，10岁入宫充内廷太监。由于他办事机敏善于察言观色，因此深得慈禧太后欢心，成为慈禧太后身边备受宠信的大红人。之后，安德海恃宠而骄，虽然只是六品的蓝翎太监，却连小皇帝载淳、恭亲王奕訢等朝中大臣亦不放在眼里。
安德海还经常搬弄是非，挑拨同治和慈禧太后的母子关系，使得小皇帝常被慈禧太后训斥。他目无皇帝越权胡为，已经到了令同治皇帝忍无可忍的地步！
同治八年(1869)，久在宫闱的安德海想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遂借口预备同治帝大婚典礼，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派他到江南置办龙袍、预备宫中婚礼所用之物，获得慈禧太后许可。有了太后的支持，安德海置清朝不许太监擅出宫禁的祖制于不顾，带领着一班随从前呼后拥地出京了。
有鉴于明朝太监专权祸国的教训，清朝对内廷太监的管理异常严格防止太监干预朝政。开国之初，顺治帝就于顺治十年(1653)颁布上谕，对太监管理做出了规定：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三、不许招引外人；四、不许交接外官；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从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
两年后，顺治帝又命工部将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铸成铁牌，立于宫内交泰殿门前以示警戒。这道上谕后来成为清朝皇室的祖宗家法，但凡有太监触犯多会被处以极刑。
同时《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还规定：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安德海当时只是六品蓝翎太监，仗着慈禧太后的宠爱，在未知会任何官方衙门的情况下，便违反祖制擅出宫禁，最终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恃宠而骄，终丢性命
安德海虽号称钦差却并未携带任何公文，一路又过于威风张扬，因此在途经山东德州境内时，德州知州赵新闻讯对此颇感费解：既是钦差过境，却为何未接到“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按例清朝派遣大臣出京，军机处发公文沿途地方官员按礼迎送。)
仆役下船购买物品也未出示“传牌勘合”(清朝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途经各地不需花钱买东西，可凭证取得地方官府供应的物资)。为谨慎起见，赵新立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早就对安德海的仗势骄横非常愤慨，接报后立拟密折，痛陈安德海种种 “震骇地方”的不法行径。申诉了自己职守地方，“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的充分理由：
一、清朝二百余年不准宦官与外人交接，“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
二、龙袍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不用太监远涉糜费，且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使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
三、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绝不能听其任意游兴，漫无稽考。
四、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内廷供使的太监，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
五、出差携带女优尤属不成体制。
八月二日，安德海在泰安县被知县何毓福抓获，与其随从陈玉祥等三人随即被先行押往济南，由丁宝桢亲自审讯。
八月六日，丁宝桢接到由军机处寄发的密谕，内称：“该太监擅离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惟该督抚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
八月七日，丁宝桢亲自查验确实后，遵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于济南，此日距安德海被抓不过五天。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身边红得发紫的权监宠宦，他在经过顺天府、直隶境内时，各级地方官吏怕得罪慈禧太后身边的亲信，皆隐忍不敢发，何以能被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斩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两宫皇太后矛盾斗争的总爆发。
两宫皇太后之间一直貌合神离。同治帝虽为慈禧太后亲生，却与慈安太后的关系更为密切，慈禧太后对此深为不满。同时，随着慈禧太后羽翼渐丰，她开始不能容忍任何人分享其权力，慈安太后越来越成为她权力道路上的绊脚石。
慈安太后虽然懦弱，但也在意她中宫皇后的尊严和地位。安德海私出宫墙，慈安太后果断地站在同治、奕訢的一边，力主处决安德海，给慈禧太后以一定的震慑和打击。
二、同治帝力主杀安德海。
安德海得宠于慈禧太后后，目中无人，甚至对小皇帝都十分傲慢时时事事掣肘，以致同治帝必欲除之而后快。接到丁宝桢的密折，同治帝立即表示：“此曹如此，该杀之至！”
同时，借口母后养病不宜打扰，未将奏折呈递慈禧太后阅视，只与慈安太后、奕訢紧急密商，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同治帝于是迅速密谕丁宝桢：“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同治帝此举也是权力的一种暗中较量，是同治亲政前对慈禧太后干政揽权的反抗，是对皇权的一种切实维护。
三、安德海违犯了清朝管理太监的严格制度。
为防止太监祸乱朝纲，清朝自顺治时期的上谕敕令等祖宗家法，到乾隆时期编纂的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延续至同治朝积累了200多年的宫廷管理经验，这其中对太监的管理更是严而又严，许多规定详细而具体。
清朝历代统治者对这些规定都高度重视，反复重申认真执行，对犯事太监的处理毫不留情，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太监干预朝政的现象。安德海敢于以身试法违犯宫规，必然会落得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
此外，也有慈禧太后借刀杀人的说法。
慈禧太后与同治帝关系紧张，她对这种隔膜的母子关系一生都耿耿于怀，而安德海则对此难辞其咎。随着安德海在宫中的势力越来越大，在朝廷中树敌太多，对慈禧太后也造成了压力。为避免安德海对自己形成更大的威胁，慈禧太后逐步产生了除掉他的想法。
因此，当安德海要求出宫时，慈禧太后明知不妥也未加以阻拦。当丁宝桢奏折呈上时慈禧太后借口生病，将此事交给了同治帝和慈安太后处理，使安德海沦为宫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也表现了慈禧太后政治手腕的高明！
丁宝桢见机行事，巧妙地利用了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同治帝宫廷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智斩权监安德海。这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举动，震惊了朝野，连曾国藩都赞叹丁宝桢为“豪杰士”。权阉安德海伏法，也使得朝野上下人心大快，一时“丁青天”之誉传遍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