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过世有四个月了，按照农村的习俗，不能再叫他“爸”了，我却时时回忆起他最后的时间里在医院的情形，因病危从医院被赶回家时的情形，慢慢的记忆拉长，会想起几年前，十几年前和小时候的情形。父亲生于1950年的饥馑年代，死于胃癌癌细胞大面积转移和扩散，死前吃不下任何东西，很饿很饿，却连喝口水都要大口吐血。这个一生困于饥饿与贫穷的普通中国农民，有着太多没有实现的心愿与理想，撒手人寰那一刻不肯告诉我母亲家里的存款在哪些银行，存折在哪里，不肯交代对我们兄妹有什么期望和要求，至死不信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要离开家人。
因为父亲太普通，我一直不知道怎样去讲述他的一生，但作为一个恰好“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中国农民，他这将近六十年的经历却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建国大业”或者“共和国六十年阅兵”那般豪迈，而是极端让人辛酸和钦佩的方式，见证了中国60年的变化。
父亲两岁丧母，自幼失怙，父亲再娶，娶的是自己的表妹。后母则是因家贫而被自己的叔父在14岁时卖到其它地方嫁给一个老头，几年后老头过世，但太过穷困，拖带着孩子回不来。刚好祖父丧妻，曾祖母可怜侄女，便让祖父凑了盘缠去接表妹。于是，我父亲的姑姑便成了他的后母。也许是因为祖母早年过早经历磨难，经历过太多穷困带来的羞辱，所以自我有记忆以来，她如同“妖婆”一般可怕，这个人一生刻薄、冷酷而又阴毒，骂街技术堪称一流，同她骂街的人、抢夺东西的人，定会备受羞辱，很多街坊就此不再往来。在那个全国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物质贫乏的年代，父亲幼年的记忆总是饥饿。
因了父亲再婚，后母带有孩子，于是我父亲几乎是在还没什么记忆时就打幡葬母，而后便被抛给了自己的祖母。他的祖母30多岁丧夫，靠自己拉扯大两个儿子，到这时却因为不忍心看孙子饿死收留了他而被两个儿子嫌弃。于是父亲几岁开始便跟着祖母劳动，在不懂事时就开始努力劳动养活自己。在他人生的第一个十年里，他的记忆多是吃不饱，多是遭白眼和嘲弄，人们都欺负这个自己的父亲也欺负的孩子，因为他有娘生没爹养。我父亲这一辈子看电视或看书刊杂志，讲亲情的都会流泪，一直到他去世前，看很幼稚的古装剧，讲母子情深的，都还会哭，可见他的父母一辈子情感上对他的亏欠。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人民公社运动开始了，紧接着因国家政策失误而发生的“自然灾害”使得贫困的农村常常饿殍满地。我的记忆中，我父亲不肯吃玉米、红薯和南瓜，这些现如今被称为“绿色食品”的粗粮，他在缺少粮食的年代吃不到，在物质条件改善时吃了个够，在后来农村普遍能吃上白米白面时就绝不再碰上一碰。他说，那时候只有生产队长和他们的家属才能吃上这些粮食，普通人只能吃红薯叶、南瓜蔓这些东西。那时候人饿极了，能吃的东西全都吃了，树叶、树皮全都一扫而光，却还是吃不饱。那时候是根据各人的劳动力来分配食物的，青壮年劳动力可以吃稠的，老人小孩只能吃清汤寡水，生产队长的家人不用劳动也可以吃好的，所以即使在政治最平等的年代，在最初级的政治单位中，也还是有等级和权力优先关系的。
我们家附近有个老人，是那个年代的队长，他以前跟我说他文革时受到迫害，把自己说的很可怜。我父亲说，他再被别人斗都没有人同情，做队长时缺德事做太多，自家的老婆和儿子、女儿都不用上工，专职在家给他做饭，别人家6、7岁的小孩和70多的老人都被他赶着上工，稍微慢点还要谩骂和殴打。他从做小学生一直到初中毕业，每天下了课回来就赶紧去上工，为的是要靠挣工分养活自己和祖母。十几岁的小孩哪干得动重活，可是这队长专叫别人家的小孩去用瓦罐挑粪，那本来是青壮年劳动力干着就吃力的农活，小孩子去干工分算的特别少，规定时间担不到，就扣工分，就打他们，如果瓦罐摔碎了，扣工分还不许吃饭。我父亲说他们这些小孩被这队长那些年用鞭子打得真够呛。到了后来公共食堂解散了，他和我母亲结婚，两个人上工，祖母也被分配去干摘棉花之类的事，家里没人做饭。这队长常常让大家下工很晚，他自己的家住在离队里的耕地最近的地方，自己家的老婆与孩子都不用劳动，回家一会功夫吃完饭就开始鸣钟吹哨，三分钟以内赶不到他家门口集合，就要扣掉全天的工分，于是大多数人常常来不及吃饭，被这队长安排着超负荷劳作。
对于公共食堂时期，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我祖父的弟弟，至今还在人世的小爷爷，一生是个极为奇怪的人，人很浮夸，好事不干几件，但却有能耐让自己声誉很好。他一生引以为豪的便是他是我们村“有名”的“大孝子”，这一称号便来自于公共食堂时期。生产队长和副队长有权力私分集体财产，或者私开小灶，而普通农户家若是私自在自己家做饭甚至熬药，都会被队长登门打翻并受到处罚。我小爷爷那时大概分到了几十斤麦子，而当时很多人对他和我祖父不赡养老人和小孩的行为指指戳戳，我祖父因有老婆那样冷酷阴毒的人坐镇，早已经成为万人唾弃的对象，不在乎赡不赡养自己的母亲是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小爷爷不同，他是生产队副队长，时常到大队（后来的村委会）开会，有人就说了这个事，他觉得自己的母亲靠着自己的侄子养活，母亲和侄子过得还那般苦，丢了他的脸，于是就把自己私分到的几十斤麦子拿了20斤给了我曾祖母。但第二天这个事就捅了篓子，大队知道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和两个副队长私分了粮食，要通报批评，做检讨时我小爷爷就说我是拿粮食去孝敬我母亲，她老人家带着我侄子实在过不下去。后来凭着这个，他侥幸过关。我曾祖母后来又把粮食交了回去。所以我总怀疑这是小爷爷的阴谋，他一生从没干过对自己母亲特别孝敬的事，只此一件，他名声大扬，我曾祖母把他给的粮食交了回去，而他拿回去的早已经进了家人肚子。
那时期生产队长、副队长和会计的特权着实不小。刚开始每次搜到农民私藏粮食或者私养家禽，就会被没收，然后全队人都得闻着这些人杀鸡宰羊煮肉的香味，而口水倒流到肚里。那时病死老死的马，得了鸡瘟猪瘟的牲畜，甚至是猫，都要煮一锅汤吃。我们家斜对门的人家的老头子我从来没见过，据说是男主人没出世时就死了，死因让所有人又好笑又解恨。那人当时是队长，队长、副队长与会计煮了没收别人家的猪炖肉吃，这人是在普通队员只能闻到而吃不到肉的饥荒年代吃肉吃死的。
我父亲初中毕业时文革还没开始，他很想跟别人一样去读高中，他祖母实在筹不出学费，让他去问父亲要钱。钱是要到了，可被后母知道了，到他和祖母住的房子掀房揭瓦，弄得是鸡飞狗跳，她骂这老不死和小不死拖累她，逼着父亲把她的钱还给她，于是父亲就这样没有读成高中。他是个非常珍惜书本和知识的人，上学时抄的诗词，自己写的日记、诗词，至今都还保留着。他一生像个破烂王，看到有字的纸都要捡回家。前几年他没生病还在劳动时，我放假回去陪他劳动他还给我背诵小时候学过的课文。后来文革开始了，他非常羡慕那些造反派和红卫兵，也很想做红卫兵做革命青年，像邻居家的男孩子一样去串联，但是没办法，他还得靠劳动养活自己和祖母，于是就规规矩矩地在生产队劳动，什么都没参与。文革也是有家底的人的游戏，所以我父亲的文革，真的是很平静。
他病危住院时我陪护，他讲过的文革故事，便是文革开始时大队不明就里，不知道该怎样开展，于是组织大家斗骂街妇。那时的农村，每个生产队的悍妇都很多，物质贫乏的人精神也狂躁不安，于是常常有妇女当街叫骂，而我们那个生产队就有5、6个。文化革命的通知传达到农村，大队想想好像也没什么坏人可斗了，地主恶霸和土匪三反五反时已经游街批斗或枪毙完了，既然是文化革命，就先斗骂街妇吧，这帮凶悍恶毒的妇女真该好好整治一下。于是先在各小队斗，再在大队评选，而在全村很有名的一个骂街妇，我爸说叫“井井妈”。这老太太老伴是国家干部，有三个女儿，井井是其中之一，嫁得比较好，大家都叫她“井井妈”。老太太心太强，我有个小学同学便是她的外孙女，而同学的妈和爸就是在她的挑拨与干涉下烧了房子同归于尽。“井井妈”最让人忍俊不禁处在于拉关系很有一手，去煤矿拉煤不用排队，供销社争抢东西不用排队，别人弄不到的东西她都能弄到，秘诀便在于不给她她就向人群喊“某某干部钻过我被窝”。大队干部也常常被她威胁，一旦不答应她要求就跑人家家里上人家的床上不下来，后来居然还有人学她，所以我们村的文革一开始斗的就是这帮“骂街妇”。斗了很长时间了向上汇报时吃了批评，才知道不是斗这些无关紧要的人，于是转了向。
我父亲的外公年轻时是村里有知识有家底的人物，于是日本人占领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被任命过保长，到了新中国时便命运多舛。文革之前受受批评交代交代问题便也无事，大我父亲三岁的舅公天资聪颖，去了西安读大学，也没有受到阻碍，但到舅公读到大三时文革的影响开始显现，因他是“伪保长”的子弟而被开除回家。闹到后来，舅公便贴了公开的大字报，批斗自己的父亲，并声言断绝父子关系，本来政治风波的迫害只是外加的，经舅公这么一闹，他的父亲经受不住，没活多久便离了世。舅公一直没有说过他的父亲和文革对他的命运的改变，但那么一个聪明的人，后面几十年过得十分苟且，随遇而安得有些可怜。
到了80年代，我父亲期望能变成工人，因为当农民实在太苦，也因为根正苗红的工人出身的我外公，嫌我父亲家的条件太糟，就想帮他办成工人。那是个城乡阻隔很严格的年代，农民想要转换身份需要很多方面的审批。电厂的审批通过了，大队的审批通过了，还要父母亲同意。我不知道政策上来讲是不是要这样，但后来我父亲没从农民变成工人，是因为他后母去大队闹，说“不能让这兔崽子活得比我好”，还因为小爷爷说“你要当了工人，我娘谁养活”，小爷爷后来跑去大队说不能让他出去，他出去了老人没人照顾。说来这也真是现世报，小时因为祖母照顾而不至饿死冻死，成人了因为父辈怕养活自己的母亲而一辈子被困在土地上养活自己的祖母。因为此事，我外公就此很鄙视我父亲，觉得连自己的父亲都那样憎恨他，肯定也不是好东西。
80年代初我父亲经历过一场劫难，为此差点没命。起因在于我父亲因从小被性格刚强的祖母养大，为活命看多了人的脸色，所以性格比较温顺懦弱，害怕与人起争执。也因为他勤快肯干、性格惇厚，他当上了炙手可热的队会计，负责队里的账目和生产队的集体财产的管理。第一次去信用社给村里取钱，取的是一百，信用社的小青年使了坏，出具票据时添了一笔，一百就成了两百。于是全队都说没教养的人当会计就敢贪污，那时真是求告无门，我小爷爷甚至还代表某些人出面劝说我父亲承认，并把钱填上。推荐他当会计的人家不相信，找了自己的远房亲戚咨询，后来鼓励我父亲写信给信用社的上级机关和公安厅反映情况，结果银行系统与公安系统都下来调查了这件事，以信用社工作人员贪渎为果。我父亲生前一直说，那时的国家机关可真是认真负责，也真把老百姓的事当回事。但那犯事的青年因父亲是信用社系统的官员，也小花了点力气，使儿子免了追责，调到另一个地方任职。中国的老百姓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只要得一点点好，就感恩戴德。
后来还出了一件事，终于给那些嫉恨这个没教养的人有好机会的人们一个机会。队里仓库的木材丢了，尽管取钱的事真相大白了，可很多人还是说他既然敢贪污队里的钱，就敢偷队里的木材，我们今天就打死这个私吞我们东西的人。我父亲说他真不知道是谁半夜撬了锁偷了东西，但是被煽动起来的人已经涌过来。一个人拿着斧头朝他背上砍了几下，有人拿锄头打了他，他被打昏在地时又有人提议，我们把他拖回去，叫全村人看看偷我们东西的下场。于是父亲在昏迷中满头满背是血，被人倒提着拖了几里地，从地里拖回到村中央的大队部，倒挂在大门上。有人告诉了我母亲，于是她冲过去大声骂了这群动手的人，指责他们每一个人这些年干过的伤天害理的事情，那时母亲肚里怀着我，她后来说，如果那次我父亲有事，不会有今天的我，这句话，在后面的很多故事里，同样可以重复。丢木材的事至今没有结果，90年代初我们家做家具时隔壁伯伯不怀好意地带一堆人去凑热闹，意图向别人指证我们家用的木材就是那时偷来的。我本家的伯伯，也是年幼丧母，父亲再娶，过得十分可怜，但他害人时异常地凶狠，常挑唆他儿子欺负街上的小孩子。我爸以前常说，他总觉得是他偷的，他们是堂兄弟，之前取钱的事也是他到处说是他贪污把事闹大，后来也是他挑唆别人打他把他往死里打，什么都是他冲在前，倒让人觉得很奇怪。
80年代人人感受到了没钱的窘迫，于是父亲想方设法赚钱，从小孩子玩的气球、喇叭、袜子，到玉米、熟花生、甘蔗，什么都卖过，我不知道赚钱的时候多不多，但我小时候家里堆了很多他卖不出去的东西，因为没经验，进到的东西很多次品，所以这些东西后来都成了我的玩具。为了赚钱，他和我母亲什么都种过，甜瓜、西瓜、红薯、地黄，那些年头我们兄妹俩也跟着累得半死。我哥个头不高，跟很小时就干重活很有关系。那时候家里缺少劳力，我出生那年曾祖母过世，没有人看管我们兄妹俩，祖母常常叫街上的小孩子揍我哥哥，而我常年被扔在床上没人管，一次因尿湿裤子蹬了绕脖子的棉裤越蹬越紧，我父母从地里回来时我差点断气，为此我父母对祖父母非常寒心。小时候哥哥带着我到处玩，他上学时带着我去把我藏在桌子底下玩。哥哥常常放学要踩在小板凳上够到锅台上做饭，做好饭没有时间吃就去上学。农忙时节我们常常跟着父母在地里，因为别人家人手要多，所以夏收与秋收时父母就很辛苦，常常没有时间回去做饭，全家人就靠啃干粮在地里耗上一周多，我们兄妹困了就躲在麦秸杆子堆里，躲避蚊子。我记忆中有一年，打场收麦我们家在地里耗了很多天，很多人家的麦子都打好收回去了，扯的电灯也都收了，四处黑灯瞎火，有些地方还有尸骨燃烧的“鬼火”。我父母用架子车拉麦子拉了很多趟，最后一趟实在太满，没办法叫我们坐上去，于是叫我们在地里等他们。我跟哥哥说，我想回家，我哥就说那我们回吧。一路上很黑，我们都很害怕，我走一段就走不动了，我哥就蹲下来背我，背一段背不动了，就再让我下来跑，我们就这样跑回了家。到家门口时我母亲在说，快去接孩子吧，我们推门叫“妈”，哭了起来。我母亲说，他们那些年就下定决心要让我们好好读书，不要再吃这样的苦。
小时候我们常去水库玩，水库每年都要淹死人，于是每去一次，回来就要挨一次打。每次打人的人都是母亲，打得还蛮重。我常常提起这个，我妈就很不好意思，她说家里没老人，没人护着你们，打你们时你爸还在边上说就该狠狠地打。不过我从来不记得我父亲说过这样的话，倒是总记得我母亲挥着扫帚打我们不长记性。那个时候吃上也很贫乏，春季没菜吃，所以冬天的萝卜、白菜和萝卜缨都会晒干留待来年春天吃，我印象中我吃了很多年，所以恨死了萝卜干和干白菜什么的。冬天下雪我们一家人躲在灶火房吃饭，父亲就会把我放在锅台边上，搁个小凳子叫我坐在上面。每次杀鸡，他都会留最长最挑眼的毛给我做毽子，记得有年下雪，他做好了毽子，想试一下弹性好不好，结果我妈一掀锅，就掉了进去。我父亲手很巧，家里很多东西都是他做的，他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等你爸爸有空了，给你做个什么什么。结果有些东西说了很多年，也没做出来。
我父亲的第四个十年，已经不再想自己能够翻身。这时我们兄妹的读书费用成了他不轻的负担。好在我们读书都很努力，哥哥读了重点高中，我父亲深受鼓舞，哥哥上高中我上初中时父母亲已经有些吃不消，于是开始种反季蔬菜赚钱。我跟着他们种菜的时间也有十二年，第十三年我工作了，再接着父亲病倒了。贫穷和低人一等的刺激总是让父母亲很羞愧，我读高中时哥哥读大学，一周回家一次拿生活费对他们来说都很紧张，有时我带走的全是零钱，有时因为凑不够要给我的20块钱去向人家借，常常看到人家轻蔑的脸色，所以我们读书那些年带给父母亲的压力实在是很大。等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父亲很高兴，那年夏天镇干部在村干部的陪同下去我们家催缴农业税费，我父亲因为村里私自把队里的承包地卖了，和镇里把钱给二一添作五私分了，却还要负担卖了的地的税费，几年前就开始拒交公粮。别人拒交别人没事求政府，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读大学要转档案，因此他们以此为名，说若是不补上那些年的公粮，就不许我的档案被提走。我父亲就发了怒，在我们家院子里恨恨地说，你们试试看，谁敢这样干我就拼了命。他一生性格忠厚懦弱，常被人欺负，那是我见过的他脾气最大的一次。又过了三年，农业税费废除了，拒交的公粮也就作罢了。
但那些交公粮的年代农民的生活真的很沉重，小麦、玉米、棉花是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有些年头年成不好，刚打下粮食就要一家一户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的东西排队去粮站交公粮。棉花的成活率很低，不能旱不能涝，幼苗很难管理，结蕾时遇到阴雨天又会受损，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常常有摘棉花的场景，腰间捆上我母亲做的花包去摘棉花。棉花在我们那个地方其实并不适合种植，结蕾时正是秋收雨季时节，所以常常是摘了没开花的蕾回去用煤炉烤干，掰出硬邦邦的瓣。父亲说棉花算是军用物资，所以每户都有任务下达，要不是硬性征收，谁愿意种这种东西。到棉花不再作为公粮的一部分向国家缴纳时，我们那边棉花就非常少见了。
我大学毕业那年父亲爬梯子摔了下来，肋骨断了几根，正骨医生说要好生休养，不然下半辈子半身不遂。因为当时正值我人生的一个转折机会，哥哥辞去工作去广东闯荡刚刚有起色，父母亲就瞒下来没让我们知道。等我知道时他已经坚强地自己起来走动和上厕所了，又过了一个月就又下地干活种菜去了。所以讲到这里我还是想起我妈那句话，要是他那时候出了事，就没有今天的我。又过了几年我要工作了，他很不想再种菜，当初种菜是为了供我们读书，现在我不读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太累了，种不动了。于是不管再远的地方，无论是翻砂还是砌墙，再累的事情，只要不是种菜，他就很高兴地去干。
他一生有很多心愿，我读大学时他想去我在的城市，但当时给我筹学费生活费都很紧张，他只是说说，到我毕业去了别的地方，又换地方，他又说他还没机会去前一个地方。我以前问他，如果将来我有能力帮他实现愿望，他最想干的是什么。他说要去大学里上学，去学雕塑。我很惊奇父亲有这样的梦想，因为之前他只是得空就如饥似渴地看有字的东西。
到他后来病倒做了胃切除手术，他每天都觉得很饿，我就拚命到处给他找补品，可是有好东西吃时已经不大能吃，总是饿，吃下去总想吐，他说你爸爸这辈子有好多东西都没吃过，还不能死。他生了病后脾气大长，彷佛要把一生忍受的屈辱、把年轻时代错过的叛逆期全都讨要回来。因为精神状态一直很好，全家人都以为没事了，在小心翼翼和谨慎的乐观中过了一年多，突然之间其它的症状就出现了。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拚命散步锻炼，希望自己能像之前那样，但却渐渐弱下去。上年底昏倒进了医院后，医生说已经扩散四个多月了，没有多少时间了，于是我就回了家照顾他。
迟暮之年的人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我就看着他泛黄瘦削的脸上就眼睛凸得特别吓人，瘦得只剩下骨头，皮肉都能大把抓在手里，病变细胞已经吞噬肌体，他早在几个月前已经浑身疼得不能睡觉。他总是沉默，如果没人陪在他身边他就会害怕。我陪他听收音机里的戏曲，让他讲戏曲的故事，逗他说话，逼他下床动一动，洗脸洗脚，让自己看着有点精神。我不知轻重，问医生如果用进口药他的状况能不能改观，医生说用再好的东西都只是喂养癌细胞，让他更痛苦。但他没精神就会跟我闹，要我和母亲让他输血输进口药，他以为他输上两次血就会好起来，就能回家。我和母亲一离开病房他就很害怕，就眼巴巴盯着房门等着我们回来，我出去时就会告诉他去干什么，一会就回来，回来时发现他很不安地等着我回来。我想他一定想过生死问题，预感到了自己的状况，但是家人都在骗他，他又接受不了死亡，只能配合我们演戏。但死亡没人能替他面对，或告诉他该怎么办，于是他不那么难受时又闹着要回家，说不浪费钱看病了。隔壁病床的老头是心脏病，住在医院挂着水还越犯越厉害，于是医生通知家属准备10万去做搭桥手术，不然赶人。眼看着那老头和三个儿子被医生吓得哭将起来，我父亲就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不用花那么多钱，并且病没那么急。但我当时就哭了，要是他的命可以用更多钱换回来，那我也愿意，他不知道他比人家还走投无路。
后来状况恶化得越来越快，他很快戴上了氧气罩，又过了一天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要赶人，强行把我父亲送回了家。我母亲和舅舅简直要向医院下跪，说子女还要两天才能赶回来，但我父亲很高兴他能回家了。人若有灵魂，我想父亲的灵魂在病危通知下达时可能就不在了，后来浮肿的身体，不断吐血的肠道，都只是为了勉励和安慰亲人的道具。他凌晨过世前让我去睡，让我把哥哥叫起来，跟我母亲和哥哥说他想吃东西，喝了点奶就开始不停吐血，想小便，可是已经尿不出来。他说这罐氧气我用不完了，把灯关了吧，太浪费电，哥哥说给你翻个身吧，呼吸舒服点，他说好，翻了个身哥哥看不到他的脸了，他就过去了。后来我们喊他，他努力想睁眼，微微睁一点睁不动又闭上，几次尝试，终于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再也没有声息。
农民供养子女特别不容易，供养子女读书的农民又是最苦的一类人，我父亲就是这样耗尽了他一生的能量。他一生都想翻身，做个工人，做个不那么贫穷的人，做个不会挨饿、自己受过的屈辱子女不再会受的人，到没有机会翻身时又希望子女能翻身，于是硬是靠从土里刨钱供养子女去改变命运。他前半辈子与饥饿与穷困作斗争，后半辈子为了我们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断劳作，直至生病。他一辈子是极其节俭的人，因生病做手术与化疗花了一大笔钱而一直很愧疚，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创造过多少财富，而只想着一辈子没花这么多钱，心疼得很。
我父亲病逝这件事让我很是遗憾，他供养我读书二十年，临到他遗体要从家里拉出去火化之前，我为他写的一篇悼词，才让我读的书和读的学位与他这个普通的农民挂上关系。悼词是念给别人听的，却是为他写的，听者唏嘘，而静躺在冷冻棺里的他却雷打不动，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和我的学业之间的关联仅限于此。但我想说他病逝之惨并不在此，而是想知道什么出了问题，我家附近他那个年纪的人，比他年轻十多岁的人，有那么多患上的都是胃癌或脑癌。地域性的、群体性的病症，让我父亲那一代人，年轻时受尽穷困饥馑之苦，年老时受尽病痛的折磨。我不知道父亲对我们有什么期望，但我想如果他知道现在大学生毕业时已经很难就业，很多被“自愿”去当村官当城市高学历掏粪工时，他一定会深深叹息自己一生的不幸：原来普通的中国农民和普通的中国人，想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让自己和子女翻身，竟是几乎没可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