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进退维谷的在华外商


可以预言,Google退出中国将成为外商在华投资道路上的一个指标性事件。在Google事件发生之前的2009年11月至12月,“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曾做过第12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调查显示,91%的受调查企业对中国未来5年的前景表示“谨慎乐观”或“乐观”。这次调查共有388家企业参与,调查结果迟至4月2日才发布。但Google事件发生之后,中美关系波澜迭起,外商对中国商务环境的感觉已大不如前。“中国美国商会”于3月下旬发布了另一项调查报告,这一报告与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的公开文章,表明在华外商对其投资前景深感困惑。

一、在华欧美外商的困惑何在?

美国商会在中国有两个,一个在上海,另一个在北京。北京的美国商会名为“中国美国商会”。该机构3月下旬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由于中国政府陆续采取措施,将外资企业排除在中国一些蓬勃发展的市场领域之外,在华跨国公司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据称,由于担心不断恶化的投资环境和中国本土创新规定的影响,中国美国商会就中国拟议中的〈政府采购条例〉对会员进行了调查,并像往年一样询问了它们对中国总体商业环境的看法。调查结果是:感觉不被欢迎参与中国市场并进行竞争的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到受访企业的38%──而仅仅就在几个月前的2009年12月公布的2009年度调查为26%,2008年为23%。自中国美国商会开始针对该问题对会员进行调查以来,这是4次调查中不满意比例最高的一次,表示外国在华企业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估在迅速恶化。

这些外企抱怨的内容包括中国有利于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新规定,以及使外企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政府采购政策。在那些感觉到不受欢迎的公司中,58%提及因中国科技标准的强制实施而产生的障碍,还有50%提到了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这都与中国政府一项新规定有关:2009年10月底,中国三部委联合发布通知,要求科技供货商在被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之前必须获得产品认定。该目录将涵盖外国企业销售的数十种产品,包括服务器(伺服器)、移动基站(基地台)、安全和财务软体及风力发电机。在被问及新政策影响的受调查科技企业中,有57%说它们认为这会对未来在华业务造成负面影响,而有37%的企业说已经产生影响了──即使条例尚未正式生效。许多外国公司在中国投入重金设立了研发业务,它们担心新的采购政策可能迫使它们将自己的创新成果与中国的竞争对手或政府机构共享。

上述担心是新调查显示的。但“中国美国商会”第12年度的调查所显示的一些担忧并未成为过去式。在第12年度的调查里,“法规解释相互矛盾”被列为首要挑战。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对获得必要的经营许可和国家保护主义方面的担忧日益加剧,外资企业在华面临的8大挑战中,有7项与中国政府相关。这项调查中的一些担忧,也反映在美国贸易办公室提交国会的年度报告中。

二、彷徨踟蹰的在华外商

仿佛是为“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做注脚,“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叫做〈中国正在让外企灰心〉。文章谈到,“突然之间,政治上的进展和监管方面的限制汇集到一起,酿成一杯危险的‘鸡尾酒’──许多公司从中嗅到了保护主义气息。……在许多行业,外国企业的挫折感远比中国政府意识到的更为明显。我第一次听说有(外国)企业考虑完全撤离中国。它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并非因为它们无法与本土对手竞争,而是因为它们厌倦了在一种无法预测的商业环境里苦苦挣扎,……我还听说一些大型企业准备制定战略,将未来的部分投资撤出中国,转投其他亚洲国家。”

彭博通讯社的报导证实了许多外资企业正在亚洲其他国家“筑巢”应变。奇异电器、福特汽车、纽巴伦(New Balance)等长期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纷纷增加亚洲市场的多样化经营。福特在泰国投资10亿美元,与马自达(Mazda)合资办厂;奇异电器在越南海防市投资6,100万美元,兴建风力发电机工厂;纽百伦运动品牌企业计划在印尼寻找分承包商,为在中国的四座工厂和越南的一个工厂寻找新货源。纽百伦亚洲经理朱迪斯.麦凯(Judith Mackay)将此称为“中国加一战略”。

分析人士指出,政治、经济因素正在促使外商扩大视野,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找发展机会。美国新兴市场战略公司总裁甘布尔(William Gamble)分析,劳工成本不断增加与正在改变的政策法规环境,加上知识产权的剽窃与干涉行为,以及骇客攻击和造谣中伤等等,已经让中国的经营吸引力有所下降。Google就是这种环境的冰山一角,美国前任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Susan Schwab)近日对香港媒体说,中国依然是最大的市场,但最近,“我看到很多美国公司正在寻找替代市场。”

三、中国政府出面安抚效果不彰

中国当局对外商日益增强的忧虑并非毫无感觉。在外商对中国投资和经营环境忧虑日益加重的时候,温家宝于3月22日出席中国发展高峰论坛,在与60多位外企负责人会面之时,代表政府向在华经营的外商释放善意。他强调,中国的发展依然需要外资,他能够增强外商的投资信心,并表示会增加与外国企业的往来。

4月13日,中国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中国将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所谓“两高一资”行业,即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的行业。中国还将鼓励外资去西部贫穷地区,扩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删除了有关采购新规草案中一些限制性条款。中国政府采购市场每年的交易额高达数十亿美元,根据去年发布但未正式执行的规定,供货商在被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之前必须获得产品认定。所有申报的产品都要拥有中国的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且申报人的知识产权必须完全独立于海外机构或个人。这一限制性规定曾经引发外商强烈不满。根据外资企业的理解,这一规定意味着没有中国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就不能进入政府的采购名录。这导致北美、欧洲和亚洲,代表全球多数科技巨头的30多个行业团体向中国官方致函抗议,称这些规则属于保护主义。

最新草案中删掉了这一条款,只要求政府采购目录上的产品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申报人拥有或有权在中国使用该产品的知识产权。但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uncil)负责全球政策的副总裁诺弗尔(John Neuffer)称,尽管中国政府对批评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但这并未解决外商所有的担忧。外商必须全面理解这个规定,其措辞仍模糊不清。即使删除了部分引起麻烦的词句,在政府采购时使用自主创新清单仍是一个大问题。

在我看来,外资被从“神坛”上赶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对外资政策从来就未脱“利用”二字。所谓“利用”,指的就是当中国羽翼未丰,有资金技术等需要时,双方合作,这时候可以给对方各种优惠;一旦中国羽翼丰满,外资利用价值下降,优惠自然取消,门也开得越来越窄。不过,这扇门并非这时才猛然关上,中国外资政策环境变化的转折点应当追溯至2006年11月9日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十一五期间外资利用规划》,该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要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自此以后,外资在中国的优惠待遇逐渐丧失。今年3月21日,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外资利用放在了重点工作的第44条。在外商投资持续下滑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并未强调加强吸引外资,相反强调工作中心在于最佳化利用外资结构。这些都是在华外资不可不注意的讯息,如果忽视了这些讯息的内涵,最后可能只会自找不痛快。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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