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薄熙来其人（三）江泽民与薄一波的交易

发表：2010-05-14 00:49

内容摘要薄一波在中南海与江泽民私下进行了交易，资历浅薄的上海滩跑江湖的江泽民，急需中共原老薄一波在背后支持他，特别是利用他在军队中与张震等人的老关系，操控国家机器，所以他们是互相利用。六四事件使江泽民认识到，唯此唯大。反过来，长寿的薄一波深知自已由于健康原因，不仅不得不淡出政坛，且难免一死，必须赶快培养儿子薄熙来，江泽民承诺，他只有从基层干起，才好为其讲活，所以薄熙来由金县调到大连，是他人生历程的转折点与里程碑。谷开来是一个处处想拔尖的精明女人，也由夫权大变看到了生财之道，赶忙成立了开来律师事务所，至于他们小家庭的琐事自有拍马屁的人代管。　

江泽民和薄一波

创办《东北之窗》要当东北老大

薄熙来在宣传部任职时间并不长，但大胆创办了经济政治综合性月刊《东北之窗》，可谓用心良苦。首先，是刊号问题，由于国家新闻出版署与辽宁省新闻出版局管理严格，审批难办，按规定大连报刊数目已满额，所以，薄熙来就选软柿子捏，下令大连科协原先创办的报纸《发展战略报》停刊，而把刊号让给《东北之窗》杂志，此前我与该刊联系很多，也常为其撰稿，据该刊负责人叶其成表示，这个报社的人员整齐，报纸创办较早，团结了一大批读者与作者，在全国同业中信誉良好，但薄熙来为了一己私利，偷粮换柱，下令解散了该报人员，使大家损失惨重。

为了大造声势，《东北之窗》从一创业，就摆出一副全国名牌大刊的架式，刊名由邓小平题字，薄熙来求助父亲向邓小平求教，并谈了杂志社市埸定位的事，邓小平表示感兴趣，还答应了他们父子题字的要求，又名正言顺地送上一笔贿赂，接着又获得上级批准刊物为正局级，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总编社长等人均为局级干部，立即吸引了全国同级文人的热辣的目光，表面上看，薄熙来要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编辑人才，但实际上他要摆脱地方势力的掣肘，为自已下一步高升寻找对自已没有个人成见的吹鼓手，以便步步高升，篡党夺权。很快他招聘了袁某超，吴某某，宋某龙，杨某立等追随者，这些人过去在原单位，都郁郁不得志，这下子终于有了机会，他们大肆为薄熙来书碑立传大造舆论，一时使其名声大噪，贪天之功归已有。仿佛大连过去所有的成绩都是他的。比如，大连星海湾的开发，最早是大连经委副主任李某带领人们干的，但薄熙来上台后，把他调到粮食局，安排自己的人马接手，立即《东北之窗》便把薄熙来吹成了星海湾的策划人。虽然，《东北之窗》自吹自擂，但由于国内平面媒体太多，竟争太激烈，该刊发行量不过一万册，每年产量30万财政拨款，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社长袁某超想骗取薄熙来的欢心，就向他汇报称，《东北之窗》已发行了三万册，薄熙来最初对此深信不疑，乐呵呵地说，在市场不景气的形势下，能达到这个水平，很不容易啊！宋协龙与袁世超争宠，便去告诉薄熙来说，才发行了8000册，他大为疑惑，派市政府办公厅的人去查证属实，于是大怒，把他叫到办公室一顿臭骂，并说如果年底前发行不了3万册，便要把他免职。袁社长无计可施，就策划了所谓的谷开来为马俊仁打官司的事。

其实，作家赵瑜若手中没有证据，不可能吃了豹子胆，写出那么长，那么有份量的报告文学，当然，谷开来也不敢真的与其打文字官司，不过是为了欺世盗名而已。而且这样做，还可以掩盖她多年来利用薄熙来的招牌，以权谋私，大做生意，用律师费冼净贿赂款的丑闻，所以与袁社长密切合作。

不久后，此刊推出以谷开来名义发表的长篇文章《我为马俊仁打官司》一文，而且还有她的题为《胜诉在美国》的著作问世，似见其博学多才，但其刊内部知情者透露，这些令人肉麻的自我吹嘘的文章，全部由《东北之窗》一些文人代笔，她却照拿稿费。杂志印了不下25万册，承包给了大连蓝盾印刷有限公司，不料只卖出了3万册，其它全部退回，只好堆在库房里，使《东北之窗》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以至6个月开不出员工薪水，造成多人辞职。由于谷开来不打官司只骗人，在当年的全国律师协会理事选举中，不得不败北落选。原《东北之窗》工作一位工作人员称，袁社长真鬼头，这样一搞，3万册的发行目标没达到，但把谷开来拉进来了，薄市长对他也奈何不得，因为自此他们成了一根草叶上的蚂蚱。虽然杂志社亏本了，但不用个人掏腰包，他才不在乎呢！薄熙来的小兄弟们，还利用该刊广告经营权，以拉赞助为名，到处搜刮企业钱财，并形成内斗不止的局面，无一不因为广告提成争利所致，惹上多埸官司，多次在大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败诉，因此在大连搞得声名狼籍，直到2006年由原《党建》杂志主编史卫国接任社长，才逐步改变了形象。2008年有一天史卫国对我说，怎么搞的，以前这么多官司，从未赢过？。。。。。。但这个胆小谨娠的杂志总编不敢批评薄熙来，只能欲言又止，他不得不在薄熙来这个高官调离大连8年后，才艰苦奋斗，千方百计，为其揩净了屁股，改变了杂志社连年亏损的局面。薄熙来豢养的这些文人，靠他的淫威胡作非为，中饱私囊，又用这本刊物编造了多少谎言，换取了企业多少广告款，或许永远成谜。这里仅举一例，原工人出身的孙其某，在《东北之窗》应聘期间，拿着介绍信，走遍东北三省，见过一大批省市干部，拉回了二十多万广告款，自已也从中获利，而且凭借刊物便利，结识了黑龙江省私营企业主张某，后被其聘为企业副总，结果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均一夜大变。 2008年，我在其豪华办公室里，见到了薄一波与其董事长等人在北京的合影，可以想见此人及其老板与薄家父子关系非同一般。他还靠这一关系，从大连市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彭勇毅处免费得到一辆汽车自用。而这些物品都是处罚没收的，理应上缴国库，但有媒体粉饰，彭勇毅便可以肆意枉为。

王启星求薄办事薄却两面三刀

王启星是新华社大连支社社长，80年代中期是我当时的上级，但由于辽宁分社把我的编制暂存市委办公厅政研室，所以我的工资变动，必须求助于市委领导的批文，于是王启星代我去见薄熙来，他说他以前与薄熙来相识，王社长的父亲王彪是新华社总社老摄影记者。他本人因没有文凭，曾在北京新闻学院进修两年，我诂计他们可能那时已相识，故我相信他们之间的的交情。至今我还保存一份以新华社大连支社名义上报的文件，上面有薄熙来的亲笔批示，其内容是赞同理顺我的工资问题，并充分肯定了我工作成绩，总之薄熙来当时做了详尽的指示，字迹很狂放，很僚草，但观点很明确。那天，王启星从市委回来后对我说，薄熙来对你宣传大连所做的成绩，做了言辞肯定的批示。并指令大连市人事局具体办理，但依照县体程序，我还必须去找市人事局有关部门，但由于薄熙来当时才到大连市内任职伊始，人们对他日后的仕途发展估计不足，所以在人事局三楼一间办公室，某处长对这个批示不屑一顾，并说叫他给我们局长亲自打电话吧，就把我拒之门外。这般无奈，我请示王启星，他同意我再去找薄熙来，次日我清晰地记得是上午9点左右，我到市委宣传部见薄部长，他不知何因，却对我十分冷漠，接过我递过去的文件看了看说，我知道啦，又还给我，我讲明来意，又把市政府人事局某局长电话给他，并转达了那位处长的话，他扫了一眼，也不接这张纸条，并说自已正要与同事谈工作，很忙。我说谢谢他，真不好意思，为这点小事麻烦你，他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我想起当初我去金州时他对我的态度，很是惊讶。他假如不同意办理此事，就不必给王社长这个面子，也不必写这个批示，既然批了，就应当跟进处理好，人应当言而有信啊，这次打交道，使我相信了一些金州干部的传言，薄熙来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说一套做一套，阳一套阴一套。我想到了市委书记于学祥，他是个老实人，从不这样对待任何人。虽然，这是一件很具体的小事，但我认为，只有认真办小事的人，才能办大事，只有通过办小事，才能全面了解一个人。

1984年中国散文学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一次文学讨论会，邀请我参加，但大连日报文艺部主任张德言不批，我又找主管副总编郭东斌，也不批，怎么办，当时我年轻气盛，非要去不可，便去见市委副书记于学详，我不认识他，只在报上得知，他由大连工学院调到市委任副书记，正好主管文教，很快我见到他的秘书林书彬，他很认真地记下我的请求，一天后报社领导找到我说，现在同意我去了，但未讲明原因。。。。。后来我调到文汇报，借工作之便，我经常面见于书记，问起这件事，他还依稀记得，他说大连文学人才不多，能去庐山开会，应当支持嘛！他认为这没什么。

由于学祥书记想到薄熙来，两个人比较一下，真的不一样。我明白了，薄熙来在王社长的文本上批示，是冲着新华社这个牌子来的，并非出于助人为乐的真情，他出身于宫庭，于学祥则出身于农家，虽然他们都是共党分子，但本质品行不同。这是一个人根本的不同。

后来没办法，我又去见人事局长。正巧，新任局长原为大连瓦房店市委书记宋有成，我此前曾在新华社《半月谈》内部版发表一篇题为《宋书记三下永宁除三霸》的文章，写得正是这个人。他以前在任职瓦房店市委书记期间，曾亲自三次到永宁乡去，下令公安镇压了三个黑社会头子。他看了薄熙来的批文，对我说，有没有这个东西都无所谓，我给你办，因为你有地方编制，不违背原则，而且何况我们还是老朋友。。。。。。后来我拿到了正科级干部的工资。

通过这些亲身经历的故事，我感受到薄熙来与上述这些普通人有很大不同。他喜欢玩权术。如果这个人当了大官，他会做出怎样的事情，由此即可以做出判断。

正式迁居大连附庸风雅

在我的记忆中，薄熙来一家人正式迁居大连的时间是1988年，此前4年间，他一会儿在金县，一会儿在北京，两个地方飞来飞去，反正乘飞机从大连到北京航程才45分钟，他有公款报销，根本无所谓。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在金县没有家。谷开来对外界讲，她是薄熙来到金州后与其相识的，这显然是谎言，据原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林某某披露，早在北大读书时，薄熙来就经常去看谷开来，那时他与前妻尚未离婚，谷开来称其与傅仇到大连访问金石滩时，第一次认识他，被这个下派干部的吃苦耐劳精神所打动，才与其相恋，这与事实不符。

自从当上了大连市委宣传部长之后，谷开来与薄的家人，更确信了薄熙来的政治前程，换句话说，薄一波在中南海与江泽民私下进行了交易，资历浅薄的上海滩跑江湖的江泽民，急需中共原老薄一波在背后支持他，特别是利用他在军队中与张震等人的老关系，操控国家机器，所以他们是互相利用。六四事件使江泽民认识到，唯此唯大。反过来，长寿的薄一波深知自已由于健康原因，不仅不得不淡出政坛，且难免一死，必须赶快培养儿子薄熙来，江泽民承诺，他只有从基层干起，才好为其讲活，所以薄熙来由金县调到大连，是他人生历程的转折点与里程碑。谷开来是一个处处想拔尖的精明女人，也由夫权大变看到了生财之道，赶忙成立了开来律师事务所，至于他们小家庭的琐事自有拍马屁的人代管。

他们把家选在大连老虎滩附近的海军大院，原因有二，一是靠海近，空气清新，依山傍海景色优美，二是大连水面舰艇学院里面安全，外面有哨兵全天24小时岗站，惯于与人民为敌的薄熙来，最怕别人暗害他及其家人。三是吴胜利当院长的海军大院，是中国海军舰艇营长以上干部的摇篮，此处信息灵通，与这些人结交，有利于日后在中共高层发迹。四是福利待遇好，做什么事都都不用个人买单。

薄熙来当了中国一个小城市的宣传部长，才是个市委常委，但派头大得等同中央领导，不用讲他个人，光他老婆谷开来，本来是个没有任何个人资历的小律师，却有一个专职秘书叫赵某，赵某原为海军大院中薄家的隔壁邻居，由于主动热情帮忙，感动了谷开来，找到了一棵大树，从此成了薄家另外一个全职管家，当然薄熙来的生活秘书还是车克民，工作秘书是吴文康，据说这个住所亦是当过海军战士的司机与厨师车克民具体选中的。

薄熙来在大连海军水面舰艇学院筑巢，架子不小，出入有专车，前后有保镖。挂警灯，响警笛，横冲直撞路人侧目。谷开来喜欢与文化人打交道，亦不甘寂寞地直接插手大连文联的人事安排，把自已看中的人推荐到肥缺的位置上。她本人跟画家张兴君学画山水，儿子还常到陶艺家邢良坤寓所学艺，当然这一切都是无偿的，他这一大雅兴，把一大批同级水平的官太太气得要死，因为市委书记毕锡祯与市长魏富海的太太，都是目不识丁的家妇，副书记于学祥，卞国胜，傅万忠的太太都是没有什么特长与业余爱好的机关职员，同时又把众多趋炎附势的画家羡慕得垂涎三尺，因为有了部长大人亲自提携，半吊子艺人亦能走红，劣作也能价值连城。谷开来不仅经常出席类似公关活动，而且还办了所谓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笼络文人，互相吹捧，设有账号，名利双收，尤其是在大连日报副刊部，直接安排自已的亲信，原金县人马某当了领导，千方百计地排挤另外学有专长的著名散文家王某某等人。

破坏了大连官埸规矩污染社会风气

80年代中后期的大连官埸，虽然也有一党执政缺失监督形成的诸多问题，比如官僚主义严重，办事效率低下等等，但有一点是我亲眼所见，没有任何一个市级领导干部的太太直接经商，我由于善于交际，有许多朋友，所以去过许多领导家里做客，比如崔荣汉，魏富海，于学祥，卞国胜，傅万忠等，他们的太太我都接触过，应当讲他们大都既不喜欢出风头，亦不看中钱财，往往生活过得很清贫，有的上街买菜，不得不与小商小贩讨价还价，这种场面我巧遇过很多次。

由于那时，我的人事关系在市委办公厅下属的政研室暂存，又在新华社做级别最小的驻地记者，所以谁也没有必要提防我，我四处乱窜，广交朋友，既使他们有心防我亦难，因此我当时目击的东西应当属实。有时，我回到位于大连市西岗区高尔基路27号的新华社大连支社吃午饭，因为没有自已的食堂，必须与王启星等人一起，穿过人民广埸到附近的市政府大楼食堂去，也会与那里的市政府官员聊天，我从未听说过哪个当官的太太经商发财。 1988年伴随薄熙来的步步高升，谷开来在大连建起了律师事务所，堂而皇之地大做生意，自此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局面，此后大连历任领导干部直系亲友经商捞钱的凤气，一发而不可收拾，人们说，你看北京来的薄一波的儿媳都这样干，我们不捞钱还等什么，捞了还怕什么？于是从科级，处级到局级市级，再到省级个个干部家属都抢钱红了眼，人人争学谷开来。毕锡桢书记的儿子，在斯大林路繁华地带，入股个体户杨某某的公司，办起了餐饮等综合性的娱乐城，公安局副局长韩某某的儿子韩某办了桑那浴与地下赌城，魏富海市长的女儿与香港老板薜某某办了房地产公司，在大连开发区大建标准厂房出售，等等，一时间大连群众议论纷纷，怨声载道，而大连新闻界在薄熙来的直接操控下，全用假大空的溢美之辞，掩盖现实。薄熙来以“六四事件”时的表现情况为借口，清冼了原先一些比较正直，专业水平比较高的新闻从业人员，把得意的亲信朋友安插在报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杂志社等要害部门，还通过他提拢重用的原大连日报农村部编辑，后来的社长，宣传部部长王某某，严密监视中央级省级驻大连数十家的媒体负责人，让他们感到恐惧，只能一个声调唱赞歌。这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带坏了干部队伍，而且使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急速加剧，两极分化变得十分严重，官民矛盾警民矛盾不断激化。而这一切又全部隐藏在谎言之下，成为社会矛盾积累的随时可能燃烧的引爆点。

挤走林庆民与傅万忠为自已开路

大连市消息人士指出，薄熙来在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一方面表面上讨好老干部与同僚，见了毕锡桢书记叫毕叔，见了卞国胜副书记叫卞叔，见了于学祥书记叫学祥，另一方面却经常去北京活动，叫上边大官对下边小官施加压力，先是把原市委副书记林庆民下派到金州区当书记，接替薄熙来留下的空缺，再在三个副书记中间，寻求生存空间，算计整走哪一个。

当时毕希帧书记名义上是大连市一把手，但其人原毕业于大连师专，为人拘谨严肃，又胆小怕事，起不到太大作用，而卞国胜虽从辽宁辽阳一个小城市调来，但因在省委有背景，故大权在握，再加上为人真诚，心胸开朗，所以人缘不错，紧追其后，辽阳市副市长李玉臻等人相继调入大连任副市长等职，亦足以说明他的权威，所以薄熙来先紧紧靠上他，不间断地找他汇报工作，还与其儿子主动示好拉上关系，不论在公私什么埸合，都把卞叔挂在嘴上，听得我身上都起鸡皮瘩疙，有一次卞书记对我说，小姜呀，熙来这个人真不错，爸爸那么大的官，对我一点架子也没有，象个可爱的大男孩！由于我与卞书记的儿子是好朋友，所以与他讲话不绕弯，我说：他是看你对他有用！卞书记笑而不语。他的双眉很浓，眼晴很大，总象带着温情的泪光，这与薄熙来的眼中闪射出的凶光截然不同，这一切至今恍然如昨。

相反，薄对同事，年龄与之相仿的傅万忠可不是这么恭敬。虽然傅是副书记，官比他大一级，但傅万忠原在大连造船厂当领导，是当技木员起家的，跟工人混久了，难免土气，薄熙来来自首都北京，是名牌大学毕业生，骨子里流的是皇族的血，所以很少正眼看他，两人连话都不曾讲几句。在当了一年多宣传部部长之后，薄熙来通过北京高层关系，又挤走了傅万忠，在没有任何迹象，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上级调傅万忠去沈阳当省审计署长。由于我与傅书记颇有私交，他有什么想法也不避讳我，对此他想不开，他愤愤不平地对我讲，这个调动，是为了挤走我，给小薄倒地方啊。果然不久，薄熙来踏上了又一个政治台阶：副书记与副市长，如同节节高升的火箭。

抓住历史机遇，名利双收

现在国内外人土对大连形成一个思维定势，即大连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是薄熙来倡导的好，干得好，但据我多年来近距离观察，这并不是事实。这种错误的印象是薄熙来任宣传部长后压抑与操控媒体的结果。他软硬兼施愚弄媒体，使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

1989年至1993年他由市委宣传部长调任大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这时才按照他父亲的旨意，绕过大连开发区这一级的唐启舜的阻力，并彻底战败了他，步上了市政府系列的轨道，离市长这梦寐以求的目标近在咫尺。薄熙来对过去金州时的哥们私下说，要狠狠地整死唐某舜，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软蛋，他才是混蛋。于是拍马屁的人，纷份向省纪委与中纪委写信，告老唐有经济问题，并抓住开发区中法合资炼油厂这个项目的失误，频频向唐副市长发难，过去的区市官员嗅到风声，特别是看到薄熙来的上升趋势日益凶猛，便纷纷倒戈，大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唐某舜一气之下，得了大病，还没等人家把他这个政敌关进大牢，自个竟身心交瘁，一命呜呼了。薄熙来对手下一个哥们说，死了算了，别忘了当年他怎么待我的，把我当傻蛋捏，这回真便宜了他！

实际上，薄熙来家在京城离权力与信息中心最近，早己清楚城市土地有偿出让这一改革的新政策即将出台，并非魏富海没本事，而是计划经济时，大连市长手中没钱，大连市城市建设只能靠财政拨款的年代久矣，巧夫难为无米之炊，这方面读者可通过《大连地方志》查看相关数据，我只写我亲身经历之事。薄熙来当了市长以后，大连与以前的根本不同，在于土地政策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前是无偿划拨，以后是按地段论价，当时各种法规又不健全配套，正是圈地捞钱一举两得的千截难逢之机。薄熙来与太太谷开来均为大学毕业生，亦与其它土八路式官员不同，他深知抓住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也会用合法的外衣保护自己，他们商定，一个批地皮交朋友往上高爬，一个挂牌收费捞钱不算受贿。但在大连新闻界无人不晓，他们的伪善与贪腐，不比沈阳的慕马弱，只是别人敢怒而不敢言而已。

可怜的是当地的小民百姓，只看大连日报，被谎言所蒙骗，他薄家捞了大钱，还得了个好名声。只有他们自己偷着乐。

开来律师事务所是什么东西？

80年代后期，律师业悄然兴起，但大连地处沿海小城，490万人口中，对律师业有清晰认识的人不多，所以时常有律师找到我，向我苦诉揽活难，律师界风气不正，有的给予中介人高价回扣，有的与法官暗渡陈仓，为了生存，千万百计，根本没有道德底线，可见生意难做，然而谷开来一挂出开来律师事务所的牌子，立即顾客盈门，有些大生意推不出去门，有一位大连司法界资深人士愤愤不平地对我说，假如她在深圳开办律师事务所，不在大连当地经营，这问题不大，但她在自已老公当权的小城市大连就地开业，会形成怎样一种不公平的局面呢？一方面是法院对她承办的民事诉讼案件有理也要亦让三分，谁都怕薄熙来大人公报私仇，另一方面是财大气粗的企业，无一不希望她做为自家的常年法律顾问，以便借机向市长进贡行贿，做所谓的感情投资。这样又名正言顺，也不违法。

在大连市中山区青泥洼桥的百丽大厦，即现在大商男店原址，有谷开来租用的写字间，分别位于两个楼层，其一度还有与美籍华人，大连荣誉市民程某某合搞的所谓大连惠瑞斯顾问投资有限公司，可见其规摸不小，气派不凡。由于当时我的一个亲友，那时正巧在其搂上的某服装贸易公司工作，所以我对该所生意兴隆情况，多有耳闻。

1998年，香港文汇报广州办事处调来一个新同事，与我满谈得来，她姓林，有一次在广州开会闲聊，她称与谷开来为北大同学，在亠个寝室住过，关系不错，故我回大连前她嘱我去代为问安，并修书一封，但几天后当我去拜访谷开来的律师所时，谷竟让一个叫赵丹的秘书接待我，并不在意林某某的室友之情，只留下书信不做回复。可见其心地冷漠与失礼。而且还发生以下兴师问罪的突发怪事。

当日午后，当我驾车离开百丽大厦之后不久，我还在外面公干，市政府查办处处长宋某某便带领三四个人，急匆勿赶到大连沙河口区民权街348号天河公寓18搂，即文汇报东北办，值班小姐称，宋某某出示了工作证，问我在不在，去开来律师事务所干嘛，态度很凶很傲慢。后来我想了一下，她的公司肯定存在相当严重的经济问题，只有心虚胆肥才敢派市政府查办处的人跑过来恐吓我。而能够调动市政府查办处的人，只有市薄熙来，这件事不单没有吓倒我，反倒激起我揭露这家公司的极大兴趣。

另有多人告诉我，谷开来这个公司原挂牌在大连开发区，现在业务发展过快，才迁到大连，并已在北京，香港以至美国都有据点，势力雄厚，行动诡秘，人才众多，生意很好，在大连影响力日见强大。1999年大连大学校长，教授，著名书法家于植元对我说，司法部长蔡城曾对他说，薄熙来当市长，老婆开律师事务所，你说大连还哪有法律？这真是一针见血。

排挤宫明程暗斗魏富海

1989年至1992年，薄熙来给市长魏富海当副手，另一个与之竟争的人是宫明程，是常务副市长，即在魏市长出差时，由其主持工作，但薄熙来从不按照组织程序，向他做工作汇报，而是处处显示自巳，越权发号施令，使魏市长形同虚设。实际上，如果他心黑手辣，多点谋略，便有机会整肃薄熙来，但可惜魏市长是个办事老实认真的人，出身于工人家庭，从小受家庭教育，父毋就告诉他做人要有道德底线，这就使他与喜欢三国权术的薄的争斗，始终处于明显的劣势。

魏富海是老大连坐地户，原为大连化工厂技术员，工程师，后任厂长，化工局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其在80年代上半期当政时曾被百娃戏称“魏四蛋”，即市场凭票供应每户4斤鸡蛋，不过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都是这样，这不能怪他。但他天性厚道，不善自辨，也不会包装自已，所以这使他与薄熙来相形见绌。

不过，就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可以看出魏富海的性格特征。他当市长时，我家从大连火车站前的中山区友谊街1号搬到中山路224号2搂，当时是农牧业局职工宿舍，但不知为什么，煤气久拖不上，搬迁新居后多有不便，在市农牧业局工作的爸爸，打电话给魏市长告状，他根本不认识他，只知道市政府的电话号码，不料第二天魏富海一个人亲自来了，他还打开阀管看了看，对我说等明天办吧，结果次日准时有工人上门兑现承诺。这种情况在薄熙来身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另一件事更有趣，金州石河子镇有个农民企业老板叫石大胆，什么都敢干。那几年，区政府年初与农民签订合同，按较高的价收购他们种植生产的葡萄，但到了年底，葡萄赶上大丰收年，产量太多卖不出去，政府竟撕毁合同，把果农拒之门外。这种言而无信的传统，是薄熙来在当地留下的，农民怕薄熙来动用黑社会整他们，所以那时不敢闹，现在薄熙来离开了金州，就在背后暗中鼓动他们闹事，石大胆带领10几辆大卡车载满葡萄，聚集在市政府大院示威，给魏富海施加了压力，对此新华社记者李某某发了内参，参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副总理田纪云做了批示，这使魏市长很丢脸，省领导也很生气，有人劝他找个理由抓记者泄愤，魏富海说，你们坑了农民，民众闹事，记者报了，抓记者干啥？抓了能解决葡萄积压的困难吗？当然这些记者也不先打招呼，就捅上去，真不够朋友！因为那时新华社大连支社的人，每天都到市政府职工食堂吃午饭啊。。。。。。由此可见魏市长为人还不错。

薄熙来与之不同，他是个有仇必报之人，他不仅整垮了唐副市长，还私下唆使一批金州的哥们，盯住宫明程的亲友不放，咬住他们在开发区经商的事，步步紧查，宫明程是个聪明人，知道挡住薄熙来仕途的严重后果，就断然辞职，主动要求到国家粮食部下属企业中国北粮集团任董事长去了。

然而，薄熙来在政坛上软硬兼施，两手交替，死缠烂打，左右逢缘。把《三国演义》中的合纵连横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他把市政府的老干部排了个队，知道原副市长袁某某最有资历与人缘，于是又在崔荣汉书记退休之后，与袁老市长套近乎。60年代时胡明任大连市委书记时，袁某某便是常委，薄熙来深知他的份量。

事有玄机，袁某某的女儿在大连春海热电厂当领导，与另一男性上司发生矛盾，不知为何关系紧张到一种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造成了她先杀人尔后跳搂身亡的惨剧，留下一个不及10岁的小女孩，薄熙来见机行事，带着谷开来，主动到袁副市长家里，声言要收养此女孩为义女，令知者动容，并举行了正宗的领养仪式，闹得满城风雨，但数年后自已翅膀硬了，等袁的影响力渐微之后亦没了权势，此事不了了之。但不管怎样，在当时薄熙来收养未成年弱女子之举，为巳得分的确不少。

上述这一打一拉，左右开弓，广受好评，薄熙来在1992年至1993年当上大连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之后，又在93年至99年当上了副书记兼市长，99年至多2000年又成为市委书记。这种党政大权几乎一肩挑的干部任命情况，为大连历史上仅见。这时的薄熙来巳打败了大部分政敌，进军省委书记高位，大展拳脚的机会终于到了。

与电活号码一样多的选票

薄熙来挤掉其它人，登上大连市长宝座之时，正逢香港文汇报在大连建站之际。文汇报原先选派的筹办人是广州办事处的主任关齐云，其毕业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曾与薄熙来为同学，1993年关齐云在大连带着官方批文，与我一同去找薄熙来，薄却借故推辞不见，后来关齐云因经济问题假冒自杀现场，逃到云南昆明藏匿12年后投案自首，2005年被判刑，至今还在狱中。由此我接过东北办这个烂摊子，创办了香港文汇报一个新的办事处，本来按照上面规定，这个办事处下设哈尔滨，长春，大连等三个站，故理应在省会城市，但因我家在大连，不愿赴沈阳而使薄熙来受益，原本国务院新闻办批复香港文汇报，在哈尔滨设点，但我据理力争，并拉了大笔广告款给香港文汇报，故使这家香港报纸办事处落脚大连，而雄心勃勃的薄熙来则立志海外招商，重塑大连形象，正急需文汇报为其大造舆论。故双方一拍即合。

尽管就我个人来讲，对薄熙来没有太好的看法，但报社领导要求我，把个人成见与报社工作区分开来，为得到办事处首席代表兼高级记者这份收入不菲的工作，我们的报纸必须为大连的改革开放甘当吹鼓手。并由此换取广告收入，自负盈亏。　

上任不久，我就参加了一次选举市长的第十一届人代会，开会前有人在场内外暗中散发传单，其内容是指责薄熙来自任职大连代市长以来，出卖大连的土地给北京权贵，从中渔利，搞形象工程，种花种草不干实事，弄虚作假，欺骗上级等，并配有一副漫画，画上是个子高大的薄熙来，背着一个大麻袋在奔跑，满头大汗，他表情象沿街叫卖的商贩，滑稽可笑，上面写一行大字：薄熙来把大连整个卖了！这个事立即被国安特工报告薄，他顿时大怒，命令公安人员展开调查，以破坏选举罪，严惩罪犯，但当时的公安局长是王永奎，他与班子人员研究后认为，这构不成犯罪，查到亦难办，但又得罪不起薄熙来，便巧妙地以没有查到线索为借囗，拖而不办，薄熙来素知王局长是于学祥线上的红人，就气愤难忍，一边参加人大会，一边寻思讲话稿，虽然上级已任命他为唯一市长候选人，这种等额选集不过是走过场，但漫画事件仍然提醒他，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还有许多人在暗中捣鬼，所以他叫车克民等特务，监听一些代表的手机，知道他们的选举意向，该拿钱摆平的拿钱摆平，该恐吓的立刻恐吓，该请客吃饭的就马上吃饭，总之仔细地计算选票情况，生怕有任何闪失。

好在，大连的人大代表，大都被薄熙来的死党或金钱买通，或武力恐吓，在会上表决时超过了半数，而且正巧是411票，这使自信心大增的薄熙来喜出望外，权己在手，又是4年，这才是扬眉吐气。薄熙来说，漫画的事，慢慢地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至今事过境迁，年头已远，但我还能记得，人代会在大连市中山广埸的人民文化俱乐部举办，薄熙来说，我得了411票，还少10几票，但不要紧，省委支持我，群众支持我。大连的电话号码的地区号是0411。。。。。。许多人都笑了，包括卞国胜，高姿，于学祥等人，他们笑得不同寻常。

显然，在薄熙来看来，0411的地区号与411张票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这叫天意，出身于北京高干家庭的薄熙来不认为自己当官是靠老子，而是君权神授，是民意支持，是天经地义，此后他之所以做出许多与他在北大所接受的教育，完全对立的丑事，均与他骨子里的这种封建意识有关。

在香港明报首次介绍薄熙来

由于我调到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工作，按照中共国安局内部规定，我的电话，包括手机与坐机，就已被卫星定位24小时监控了，这是我2000年12月4日被捕后才知道的。

虽然，我个人无意于巴结薄熙来，但我喜欢发布新闻稿，我觉得深入生活的过程，特别是采写与发表文章的过程，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于是我撰写了一篇题为《薄熙来当选大连市长》的新闻稿，大约1500字，我还引叙了薄熙来关于他一生要刮三埸台风的讲话，他说他属牛，每到本命年就想刮台风，他就要为老百姓办一件大事。。。。。。我还生动地描绘了大连人大选举的情况，以及他对411张赞同票的想法。此文发到香港《明报》后，马上就接到编辑夏泰宁的电话，他说他是中国版负责人，报社副总编，他认为文章很好，可以刊发，他本人亦是学新闻的，与薄熙来是大学同学，也认识与了解薄熙来的为人等等。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1984年薄熙来亲口告诉我，他有许多同学都分配到了海内外各地媒体工作。

这篇文章非同小可，当时薄熙来默默无名，虽然在大连政坛已羽毛丰满，但在香港及海外，人们还没有多少人人另眼关注他，我是出于个人良好的愿望，希望他为大连干一点实事而发表这篇稿件的，我也没有计较报酬，夏泰宁在发表时不属我的实名，我也并不在乎。而薄熙来的死党后来与我翻脸，在两次对我抄家时，为何没有取走这份手稿与打印稿呢，如果不是疏忽，一旦拿走，假如他本人读过会有所启发吗？会良心发现吗？因为用这篇稿件比对我后来发表在《前哨》杂志上的稿件，可知我对其原本并无成见，对其我存在着一个认知发展与思想变化的过程，我一直在把他当成新闻人物观察与写作，如此而已。做为一个文人，他做得对时我就表扬，他做的错时我就批判，有之改正，无则加免，何罪之有？

后来我多次去香港，见过《明报》的夏泰宁，也谈过薄熙来，夏说那时有很多人读过上述文章，都对他寄托厚望。当然与中共所主持的文汇报相比，香港明报是小巫见大巫，当然我指的是有关薄熙来的报道数量，如果查阅自我加盟文汇报之后的中国新闻版，薄熙来与大连在海外的知名度的确增加了不少，但是随着我对其人不断了解与本质的逐步认识，我对其的评价由褒到贬发生了质的变化。

但不管怎样，上述一切都在薄熙来及其党羽的掌控之中，他们正在张开触觉的无所不在的大网，全面而细致地了解我的情况，讨论决定对我如何利用与镇压，当然薄熙来躲在秘密特工的背后，是最终抓我的决策者。他认为文汇报吹捧他是应该的，但批评他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厨师司机当上了安全局领导

薄熙来在当大连市长之前，处于他人的制约之下，还有所顾忌，现在当上实际上的一把手，有了权力，首先是在重要部门安插亲信，他知道大连国家安全局的重要性，虽然名义上是反间谍机构，但可以公器私用，打击政敌，排斥异已，恂私枉法，所以薄熙来立即疏通北京国家安全部的关系，亲自点名叫车克民任大连市国家安全局长，但市委书记于学祥不同意，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便操控人大不批准不任命，薄熙来亦不怕，改任车克民为党委书记，叫“软包蛋”万国涛当局长。市纪委书记王希智对同僚说，从此我们都没有了秘密。

万国涛个头瘦小，贼眉鼠眼，是个见利忘义的势力小人，他早在辽宁大学读书时既在外语系被人耻笑，因为他从某农村考上的大学，不知为何，班里只要一考试就不及格，不及格他就痛哭流涕，同学们都对其不屑一顾，但不想此人毕业后进了大连国安局当了特务，有人说是由于他在大学时代喜欢暗中举报同学思想问题，才被选中的。说来也巧，安全局长万国涛与我太太是辽大同学，不是一班，但同为一届一系，毕业后太太在国旅工作多年，办公搂与安全局不过十米，所以大家混得很熟。

据我所知，在万国涛之前的局长姓马，他人还比较正派，有人曾问他我在香港发表的文章狠反动，应当定什么性质的罪，他认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拘捕。为此他在大连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委婉地谈了他的看法。但薄熙来很生气，把他劝退后，万国涛接手局长，就一切听命于书记车克民了。从此大连市国安局变成了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而车克民把进口的现代化反间谍设备全布用于内斗与倾轧，不仅监听于书记等对立面领导的电话，而且他自已的所有仇人亦都难逃其网。车书记还在大连市开发区湾里乡做房地产生意，用监听电话方式，掌控生意伙伴，逼其就范。

据大连著名律师陈某惠披露，薄熙来与车克民私下列了一个黑名单，把政敌全部拿下，不惜动用多名秘密警察，个个单线联系，对反对过他或有可能挡道的人或跟踪，或监控，从早到晚，不厌其烦地一一记录在案，以便网络罪名，编造证据，拘捕下狱，置于死地而后快。

这还不够，薄熙来指使车克民把特务安插到法院，检察院，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等等，形成了枉法追诉一条龙的高效的体系。这就是说，薄熙来想抓谁，他就能合理合法地把谁送进监狱。想放谁谁就能仅凭薄市长的一句话重获自由。于是整个大连在经济繁荣的表象背后堕落于一片红色恐怖之中。比如大连名人协会的秘书长王某斌，因诈骗罪被捕，他求情于薄，薄一句话就把他放了。韩某某被拘押，便通过太太找薄熙来的死党刘某茹，刘过话给薄，薄熙来立即下令放人。总只之在薄熙来当政大连的日子里，类似丑闻不断出现，以而使司法的公信力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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