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尤其是当权者，爱把当下说成中国“最好的年代”，因为三十二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骄人成就。可是，中国也出现严重的贪腐及贫富悬殊现象，贵权本主义大行其道。近期中国的杀童案就在这一背景上发生。而且，福建南平杀童惨案发生以来，短短五十天里，各地又发生五起目标锁定幼童的杀人案，连同南平被杀幼童达二十一人。
中国知名的时评家许知远最近在香港亚洲周刊上发表文章表示，在“和谐社会”的口号高喊了五年之后，连续几起的行凶事件，让所有父母与学校都陷入了恐慌; “在一则关于深圳的新闻中，我看到一群保安人员正手持钢叉集体受训，期望能制伏未来的对手；在北京，很多小学配备了一名警察、一名社会联防、一名保安；在上海，孩子们不再能自由在校园内追跑打闹，他们被要求呆在教室里”。
许知远说，不安全感，从看似遥远的煤矿、新疆的骚乱、慢性中毒的奶粉与疫苗，扩展到校园门口的砍杀。中国社会像进入一条恶性发展的单行道。一方面，官僚系统的扩张成为社会疾病的主要来源，它窒息了商业创新，败坏了教育系统，造就了无穷的浪费，侵吞了中国人创造出的主要财富，摧毁了文化传统，压抑了舆论自由，逼迫拆迁户自焚；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了安全感的唯一来源，人们希望它能抬高股市指数、压低房房价格、打击腐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许知远写道，政治人物已经熟练的玩弄这套游戏。他们一方面纵容官僚系统对于商业、社会、文化的无节制的入侵；一面又不断给出新的许诺：我们要给予人民以民主和有尊严的生活。一种普遍性的思维混乱则弥漫于中国社会。人们在这一刻痛骂权钱交易、制度性腐败，下一刻又盛赞专制体制的高效，它令中国迅速掘起；人们还会说，一切问题缘于地方官员，中央仍想为民做主，无奈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或是中国如此庞大，哪能不加强管理。校园的悲剧，无疑会加剧这思维的混乱，社会恐慌令政府与警察变成了安全的象征。但它能见效吗？
许知远说，中国越来越严峻的社会危机，主要缘于官僚系统的膨胀，它只能加剧问题的恶化，而非带来解决方案。官僚系统信奉的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手中的权力更重要，生命、尊严、自由，都毫无价值，最多是一种技术手段。那怎样能指望他们来保护任何人？五年来，中国当局对意识形态的重新强调，继续加剧了虚无与犬儒主义的盛行。“和谐社会”变成了舆论控制的新借口，媒体的揭露与监督能力进一步下降，它也令官僚系统更为傲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