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吴语浓浓，名家辈出
早期的老书场进场时要买“竹筹”亦称“签子”，凭此入场。竹筹阔约一寸，长四至六寸不等，上烙有火印号码。书场门入口处，悬挂每场演出书目和演出者名子，内容用油漆书写干木版上，过去称“水牌”或“书牌”知会听客。书场如简陋的茶馆，则说书台就摆在平地上，此则谓“平台书”；书台以砖或木垒起，高出地面，便于后排听客聆听观看，此则称“龙桌”。过去书场没长台和方台，两旁放长凳或靠椅，台上可以放置茶具。凡书台前方的长凳或靠椅大多为年长而听书资历较深者而设，以示尊重优待老听客。椅背上往往有一圆形杯环架（木质或铁条丝），可供后面一排听客放置茶杯。
说书先生的演出台上放置醒木、折扇、手帕、茶杯和乐器等道具，而他们的座椅较普通座椅要高，因此椅前脚下须放以小凳搁脚，其用意在于用乐器时可将脚部托起，便于弹奏，而唱声用气，可发自丹田。台上坐于右侧者为说书的舵手，也称为“上手”，操三弦；坐于左侧者为“下手”是配角，弹琵琶；如此二人合演谓“双档”。倘三人同台，坐于中间者，除弹琵琶外，也弹奏琴或拉二胡。
以前书场一般演出三档书，叫连档书，称“中篇评弹”，也有各不连贯的短篇书，凡在台上正在上演的时间将要落档时，台上悬挂的红灯点亮，则是对演员收书换档的示意。听客倘对演员不满，即高叫“倒面汤水”（意思是叫书场人员准备洗脸水，让演员下台洗脸）。到书场的客人也有携带家眷和小孩的，书场内除了供听客香茗一杯外，也有其他小食售卖，饿了还可以叫生煎馒头、蟹壳黄、火腿粽子和泡茶送毛巾的服务。书档中间的休息片刻，往往是服务生收取茶资小费，卖小点心等服务，书场内十分热闹。（书）场东主要负责聘请说书艺人，生财设备，水电煤茶叶；领班负责毛巾，雇佣服务生，领班和服务生的收入靠服务小费。演出卖筹子的收入，场东和艺人四六拆帐，即场东拿六成，艺人拿四成。过去上海鼎有名的十几家书场，生意好得热昏，一天要演出三、四场。市中心的几爿书场更是闹猛非凡，其中发生过许多传奇故事。
书场演出的书目，主要取材来源于中国历史，无论是正史或是民间传奇，大部份故事都有史可载，有据可考，虚构和编造的极少。【注1】那些忠诚义士、豪杰英雄、清官廉吏、贞节烈女、才子佳人，成了评弹表现的主角。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忠肝义胆、善恶有报，通过评弹的说唱表演而家喻户晓，也感染和传承了一代又一代的听客观众。在文化不很普及的民国时代，正是通过评弹的说唱形式，了解了中国历史，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中，对于国民起到了寓教于民的作用。许多老听客回忆当初怎么会听书上瘾的，都说小时候父母领去书场，那儿有很多好吃的零食。（作者语：我也是如此，三、四岁就被领进去听书吃零食了。）
江南评弹从明清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江浙昆沪地区，乃有几百位评弹艺人，在各地进行演出。上海地方志记载，1927年上海始有民办华商电台。1928年12月和1929年8月，国民党政府先后公布《中华民国广播无线电台条例》和《电信条例》，允许公私团体和个人经营广播电台。民办广播电台就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50多家，最高峰时达到200余家。当时许多电台开设空中书场播放评弹节目，街头巷尾收音机里弦索叮咚，昼夜不辍。从当时的节目单看，徐云志、邢瑞庭、蒋如庭、朱介生、朱耀祥、赵稼秋、蒋月泉等名家都在电台演播长篇和唱开篇。最典型如蒋月泉就是通过在电台里演唱开篇，一炮而红。每天更有数以百万计的听众，节目播出时收听的境况更堪称万人空巷，都在欣赏着这门被誉为“江南曲艺之花”的评弹。
小资料：
评弹前四家（清乾嘉年间）：陈遇乾 毛菖佩 俞秀山 陆瑞廷
评弹后四家（清同光年间）：马如飞 姚士章 赵湘舟 王石泉
【注1】：见《弹词叙录》潭正壁、谭寻编著，评弹书目有两百余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0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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