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杀人实录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热烈支持清华大学附中自称为“红卫兵”的学生。那时全国的大学和中学已经停课开展文革两个月。六月一日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指控北大领导是“反D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工作组”被派到各大学中学掌权，号召学生揭发“斗争”校领导与教师。后来工作组被中央否定。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发出中央文件，不准学生“乱斗”。八月五日，中央发出三九五号档，撤销刘少奇的三一○号文件。影响巨大。无异于发出了暴力准许证。
随着工作组被撤销及红卫兵在各学校掌权，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全面展开。以红卫兵发源地清华大学附中为例，红卫兵建立了校园“专政队”，对领导干部和教员“劳改”，并且以剃“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挂黑牌、戴高帽子等手段侮辱和野蛮殴打。校长万邦儒被打得肾脏出血，头上被打出裂口长期不能愈合。副校长韩家鳌的头被按在火盆里烧，打伤后不准就医。红卫兵强迫老师和干部成排跪在教室大楼的阶梯平台上挨斗。
清华附中红卫兵还推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高一女生杨爱伦，初中时因成绩优秀而获得金质奖章，校运动队，校文工团独唱演员，父亲曾是旧政府职员。因此，红卫兵领导人说要“杀鸡给猴看”。红卫兵在班里开会斗她，揪她的辫子，打她，踢她，强迫她低头下跪。她被单独关押，去食堂吃饭由同学押着。一个星期后，八月八日，她逃出学校，在清华园火车站寻死卧轨。疾驶而来的火车头把她推出了轨道。（在同一地点，文革后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长的俞伟超也在被斗争被打后卧轨而被火车头推出轨道但变成瘸子。）杨爱伦受了重伤，失去三个手指，头部缝合的伤口有一尺长，幸而未死。（二○○八年，该校红卫兵卜伟华写文章却说，杨爱伦“只受了轻伤”。）除了教职员以外，该校还有杨百龄、陈向明、张蕴环、王淑英、孙淑绮等女同学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并且遭到殴打。八月二十日是星期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郭兰蕙获知下星期要斗她时，服毒自杀身亡。罪名之一是“灰色人生观”。
文革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在手段上和希特勒、斯达林有所区别，就是毛泽东说的“群众专政”。因此，红卫兵在施害中起了重要作用。红卫兵只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以家庭出身作为入伙标准，使其暴力倾向更为放肆无忌。这样一整套迫害方式，清华附中是最早配套成型的地方，可以称之为“清华附中模式”。
八月五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校园中（西单附近）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折磨殴打的过程持续数小时。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和她一起被打的还有另外四名学校领导人。卞仲耘被打死之事立即被报告北京市委以及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但是上面没有派人来制止红卫兵打人（二○○六年，南京的电影制作者胡杰把卞仲耘的故事制成纪录片。片中有她被打死时的血衣和打坏的手表等实物，也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人处理尸体时写下的字据。这纪录片在香港获奖并已经被翻译成德文，但在中国不能公演）。
十二天以后，八月十七日，北京一○一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在学校喷水池边被打死。同时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师。初三女生吴芳芳，被指控撕坏一张毛泽东像。她的父亲是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也算家庭出身不好。她遭到毒打，还和陈葆昆尸体关在一小屋里。她从此精神失常，一直没有康复，由父母照顾（大型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制片人卡玛当时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她的电影里没有报导这类红卫兵暴行。影片中出现的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成员，都没有为红卫兵暴行表示道歉。那五所中学有九人被红卫兵打死）。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高呼万岁的红卫兵。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些红卫兵头头几乎全是高干子弟。八一八大会向全国实况广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红卫兵彭小蒙代表红卫兵讲话。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名字后，说“要武嘛”。这样的接见以后还有七次。一千多万红卫兵得到免费火车票和食宿来到北京，被称为“革命大串连”。
北大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六六年八月，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三个人。而师大女中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八一八大会上得到的显赫位置，其中包含的指令再清楚不过。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八一八大会前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有二人。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竟打死了一千多人。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在八一八大会后回到党校就被抓去“游街”、戴高帽子、手里敲着簸箕自报“罪名”。中央党校干部说，这是中学红卫兵引导了高层理论机关。
十九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在舞台上，教育局长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他们的血流在舞台上。从那时候起，剧场、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延续多年。
八月十九日晚，位于北京和平门的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打死了两名教师张辅仁和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红卫兵从八月十九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八月二十日上午，沙坪和几十名教员干部跪在全校人面前被斗和殴打。沙坪在中午时候死亡。副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块砖头，额头打破，流了一地血。数学教员张梅岩上吊身亡。一位教师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都是中学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动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八月十九日被斗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二十日早晨坠楼身亡。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八岁九岁十一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
清华大学校长、高教部长蒋南翔在西单家中遭打二龙路中学红卫兵毒打。目击者说，红卫兵命令他跪在地上，用铜头皮带抽他的后背。打了一阵，掀起他的衬衫说背上的条状伤痕分布不对称，接着又抽打伤痕较少的半边。
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暴力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八月廿三日，北京市文联的廿八名作家、演员和领导干部在文庙（现在是博物馆）遭到红卫兵毒打，其中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他在第二天投湖身亡。八月廿四日，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并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租住他家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他们的哀嚎传到四邻。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八月廿二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红卫兵“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行动，特别介绍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还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
八月廿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北京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他们在清华大学里打人，抄家。此前暴力主要由中学红卫兵施行，这时传到了大学生中。那一天，无线电系教员被打，血流在地，有人在旁边写了“狗血”二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跪在地上被打还被剪了“阴阳头”。然后，他被挂上黑牌去拆除一九一一年为清华建校所造的汉白玉牌坊。牌坊被拉倒后，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搬走石头，还在他们身后用鞭子打他们。六七年在那个地点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林彪为此塑像题字。（这个塑像已在一九八七年被拆除。但是前两年有人写书题为“四个伟大毛泽东”，书名显然来自这个林彪题词。现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也都不知道这座俗称“二校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样重建的。）
清华牌坊是旧学校制度的一个象征。拉倒这个牌坊，殴打侮辱学校的教授，当然是对教育制度的打击和破坏。“红八月”的校外打击目标是有房产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抄家甚至打死。红卫兵命令人们交出房产证。面对被打死的恐怖，人们到房管所排队上缴房契。在北京有五十万间私房被没收，从此共产党一直没有取缔的房屋私有就被彻底结束了。 “红八月”还改变了当时的“集体制”企业。例如，文革前的理发店虽然已不再是私营，但是理发师的收入是按劳所得。这种分配制度在那个月也被取消。
八月廿四日这一天，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三位数。每天公安局和其他情报机构向上报告死亡人数。
八月廿五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中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中打死了三个人：语文老师靳振宇，学校书记江培良，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当日发生在崇文区的一个事件成为已经十分严重的红卫兵暴力再次升级的藉口。
廿五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到广渠门内大街一二一号李文波家抄家。李文波从前曾是小资本家，产业早已没有，他自住房子的房产证也已经在前一天交给了房管局。抄家过程中，红卫兵说他打了红卫兵（文革后有红卫兵承认说没有其事）。李文波当时就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带走。刘文秀在九月十日被法院判处死刑，两天后被处决。文革结束后他们夫妇得到平反。
当日夜里，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把该校校长梁光琪活活打死。梁光琪的儿子痛心地说，他那时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参加过抄家打人，没想到自己的母亲也被红卫兵打死，他说为此“后悔一辈子”。
第二天上午，在清华大学西大操场召开了全体“红五类子弟”大会（与这个特别的词语对应的“黑五类子弟“在文革中成为迫害的新对象之一。而北京的主体居民都不是“红五类”，这是新一轮的摧毁城市文明的手段。这种分类法，后来在红色高棉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声讨反革命分子杀害红卫兵的滔天罪行”。
会后，在清华大学附中立即开始更疯狂地殴打所谓“狗崽子”和“黑帮”。高三学生戴建忠、郑光昭等遭到毒打后继续在抽打中“劳改“拔草。然后被罚每人写一百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贴到各学校去。那天下午，团委书记顾涵芬（女，清华大学一九六○年毕业生，当时三十岁）那时已经被剃了头发，和副书记刘澍华（物理老师）跪在高二的教室里被斗。
顾涵芬的衣服被打得满是窟窿（八月炎夏只穿单衣），她背部都被打烂了。特别严重的是她的左眼被铜头皮带打伤，眼睛肿大鼓出来，快有鸡蛋大。她丈夫来把她背回家。他们上医院时，需要有红卫兵开的证明信，还有两个红卫兵押送去。（当时清华附中红卫兵已经刻了一个圆形公章。用在对被打死的人的尸体处理的信上。可见红卫兵暴力已经相当制度化。）她的眼睛从此失明。文革后“落实政策”，大学给她买了一副墨镜了事。打她的红卫兵，直到二○○九年也没有向她道过歉。
八月廿六日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五楼大教室召开斗争会直到深夜。刘澍华跪在教室前面，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和他一起被打的还有清华大学主管附中的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和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等人。会后，刘澍华爬上清华校园内的大烟囟，跳下身亡。
八月廿七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印发了《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其中第三点说：“目前，有些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被反革命杀害了，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阶级兄弟报仇，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没有说出是哪个红卫兵或者红五类子弟被杀害。二○○九年卜伟华说这指的是李文波事件。但是李文波事件中根本没有红卫兵被打死，连受重伤的都没有。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份传单显然是在说谎，为的是煽动起更残酷的迫害。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八月廿六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八月廿五日到廿六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八月廿六日到八月廿七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九月一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八月三十一日，被打死人数低下来，是因为那一天毛接见百万红卫兵，大批红卫兵停工一天，死人相对少了。
九月一日，发生了北京杀戮的最高峰，一天内有二百二十八人被打死。那天以后数字骤降，原因也很清楚。九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档，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效果。说明暴行是可以控制的，不是现在有人说暴行产生是因为“失控“当局无能为力。
（表二）是北京市各区的被打死的人的数字。区名按照和中南海的距离排列。可以看到，离中南海最近的西城区数字最高。其他被打死人的很多区，也都是距离中南海很近的。北京六中和中南海仅一街之隔，该校红卫兵在他们的校内监狱中就打死了三个人，一个退休老校工，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以及附近一个拥有房产的老人。
八月廿七日，在北京宽街小学（在市中心），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同时遭到毒打，两天后死亡。连小学生也成为凶杀犯，可见红八月暴行已疯狂到何等地步！
八月廿九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第四号通令”，其中第七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个“通令”在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而且，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且作为“阶级敌人”遭到批斗，很快死去。
八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三十一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九月十三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本文不能详述八月发生在北京之外的暴行。实际上，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和乡村学校中，都发生了类似暴行。在笔者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全国找不到一所没有殴打侮辱老师的学校。但是相对来说，红卫兵暴行在外地没有北京那么严重，在小城市也没有资讯发达的大城市如上海和广州严重。这是因为这场八月恐怖，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领导下进行的，是在文革最高当局的指挥下进行的。
九月五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其中说，到八月底止北京已有上千人被打死。十月九日到廿八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的《参考材料之四》，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列出了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一千七百多人，没收私房五十二万间，作为红卫兵的功绩和文革的成果。六七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林彪为其题词.展览把八一八大会毛泽东佩戴的红卫兵袖章当作革命圣物展出。展览还高度赞扬红卫兵在六六年八月的“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这些是最高当局煽动、纵容和赞扬红卫兵血腥暴力的铁证。
换言之，发动青少年红卫兵打死人的做法，没收私人拥有的房屋，搜刮民间存有的黄金，驱逐近十万人出北京城，都顺利完成，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不用这些残忍的做法，这些“革命”目标也可以完成。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小学教员和房产主们，根本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什么威胁。所以，“红八月” 的残忍暴行，完全是一种在革命名义下不可理喻的狂暴的犯罪行为。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上诉、专业执刑。把文革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显然不符合事实。
文革结束后，六六年八月的受难者们都得到了“平反”，家人得到了一点钱，标准的数额是四百二十元。但是他们的悲惨遭遇却一直不准许报导。
中国书店里二十年来唯一出售的一本文革通史《大动乱的年代》（作者王年一）中，对红八月惨案只写了一句：“据统计，在六六年八、九月北京市打死一千多人。”这个句子有意回避了主语，即打死人的凶手。而更重要的是，一千多人被打死，在一部六百四十八页的书中只写了一句话。这是死了一群鸡或者鸭吗？
对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个诚实地写出历史事实和理性地分析历史因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人民的生命以及残害生命的犯罪行动持有什么样的司法和道德判断标准的问题。
2.《红卫兵——文革中的恶魔》
1966年的夏天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佩戴红袖标，手中挥皮带的红卫兵形象俨然成为中国文革的充满血腥意味的象征。1966年我是一名十三岁的学生，“有幸”目睹了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知道他们什么货色。虽然近年已有诸多文字对其做过描述，但我还是想在这里简述一下历史。因为时光已经漶漫了一些真相，尤其是对于现在的孩子们要让他们明白红卫兵在那场浩劫中的罪恶暴行！
哪个年代红卫兵习惯于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浅黄色旧军装，腰束军用宽皮带，袖标戴于左臂。其中具有特殊家庭背景的，穿质地优良的草黄色将校呢军装；家境较贫寒的，穿自家染色的仿制军装。在当年，年轻人的这身打扮，是一种身份、权力的象征，是可以随意予取予夺的象征。一群这样的青年成群结队出现于马路上，不仅平民百姓为之肃然，连军警也要避让三分。加入红卫兵的唯一资格，就是“出身”。参加者的父母必须是是干部、军人、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等“好成份”者，统称为“红五类”。其他如：中农、职员、自由职业者等出身者，则没有权利加入，只能算“一般群众”。至于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成份”者的子女，是入了另册的，被加以“狗崽子”的蔑称，不得参加学校的文革运动，只能闲居在家，倍受歧视。
因此，红卫兵的诞生，“血统论”才是本质与关键。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给他献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宋彬彬说了“要武嘛”，随后宋彬彬就把她的名字改为“宋要武”。红卫兵中也随此掀起过一阵改名风，改成一些有强烈文革色彩的名字。一句“要武嘛”让这帮癫狂之徒挥舞着棍棒，皮带杀向了社会，杀向了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