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一)

作者:吕维 发表:2010-06-01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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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家破
第二章 勤俭人家
第三章 中小学
第四章 谋生初尝试
第五章 求学艰难路
第六章 “现行反革命”
第七章 荒村沉思录
第八章 斗争年月纪事
第九章 鬼门关前话生死
第十章 死心塌地做囚徒
第十一章 曙光初现
第十二章 归来

自序

古今中外,传记之多数不胜数,自传、列传、正传、外传、别传,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形成一种特有的体裁——传记文学。然而不管是何种传记,无非在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上层知名人士罢了,很少有一部像样的平民传记。一般说来,平民大都缺乏文化素养,即使有着非凡的经历,也无法写出;而文人虽有生花妙笔,但对平民缺乏真正的透视,互相隔着一层高大的墙壁。况且大多数文人又喜欢攀高,谁肯为此辈平头百姓着笔,于是在传记文学的园地里,出现了一片空白。这在以往的时代,实在不足为奇,等级森严,下层民众受到鄙视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大文学家韩昌黎先生曾写过《圬者王承福传》,但毕竟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时至今日,整个世界进入民主化的时代,一般民众应该拥有和达官贵人同样的权利。基于此,决定以自身的经历写一部平民自传,填充这个空白。

近年来,网络文化盛行,常在网上浏览,看到不少人,大约是年轻的一代吧!每逢说到现今社会的贫富悬殊和贪官横行,便怀念起“文化大革命”来,认为那时才是理想的社会,有人甚至大唱赞歌,颂扬暴政。当此之时,不禁哑然失笑。年轻人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常有的事情。因而萌发了一个念头,打算把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向后辈展示。由于本人,文学修养欠佳,又不善于浮想联翩,构思不出一部长篇巨著,只能把自己的过往经历,和盘托出,如实道来,好让年轻一代从中真正了解先辈们曾经走的是怎样的一条曲折的路,过的又是怎样的奴隶般的日子,从而使后来者不再重蹈覆辙。

第一章 家破

一九四二年新年过后不久,在山西朔县一个很不起眼的农村,我出生了。农历正是辛巳年的腊月。雁门关外,寒气袭人,滴水成冰。我们家住着东房,后墙上常常挂满霜雪,早晨起来,须得用菜刀背打开水瓮上面的冰层,方可舀水,家里全靠一铺火炕取暖。那时,烧火炉子只是城里人的享受,乡村人从来不敢奢望。当时我们家并不贫穷,在这土地瘠薄的古战场地带,还算得上比较殷实的人家,烧一个火炉子,按理说也还能办到,只是不知为什么宁可受冻,也要节省。母亲的脚从年轻时落下冻疮,以后的年月,每遇奇寒,便会复发。况且,那时爷爷奶奶的房间里也不烧炉子,无论如何也不会轮到媳妇。这样一来,可苦了初生的婴儿,经常冻得哇哇大哭。母亲为我围上被子,盖上皮袄,但又怕闷出病来,时时探望,方才使我顺利度过这个极其严寒的冬天。等到又一年的寒冬来临时,抵抗力自然增加了不少。

关于孩童时的许多事情,其实我并不记得真切,只是后来听长辈们说,小时候顽皮,经常闯祸,其主要原因是两人共同搭档的结果。同年出生,只比我大半岁的三叔常常和我结伴而玩。虽是叔侄,就像天底下的双胞胎一样,总是形影不离,两个孩子在一起,主意自然多一些。有一年拔了隔壁赵家房后的大烟苗子,人家找上门来,爷爷赔了三斗谷子。还有一次,两人把我本家二爷的小狗,抬着扔到茅坑的深水里,活活淹死……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也并不能清晰的想起来,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


 

五岁那年,也不知从哪月哪日起,家里开始少人。先是父亲不见了,久久不回来,我问母亲,她硬是不说,等我哭着闹着,非要弄个明白才肯罢休时,她悄悄告诉我,外面抓兵,抓着一个就看管起来,等抓够一批,送过黄河那边打仗去了。乡下人那时并不知道黄河有多远,陕北有多大,只听说,过了黄河,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于是躲的躲,逃的逃,尽量避免被抓走。父亲走后不久,二叔也不见了,接着好像有什么风声似的,爷爷也没了影踪,家里只剩下奶奶、母亲、三叔和我四人。我们住的院子,有三间正房,三间东房,三间西房。东半部归我们一家居住,西半部是我爷爷的兄长,我的伯祖父一大家居住着。平日里,两户人家十八九口人,挺热闹的,又各自养着两头牛,十几只羊,院子不算很大,常显得磕头碰脑的。此时令我奇怪的是,大爷爷那边房门全部锁着,连一个人影也不见,偌大的院子,只有我们四人,空落落的,让人感到孤寂。突然有一天,院里闯进很多人,个个手拿木棍、麻绳、铁锹,把奶奶和我母亲关到一个房间里,他们开始打开所有的房门,抬箱子的,舁柜子的,装粮食的,赶牲口的,直到后来,连一些像样的衣服和被褥也都拿走,甚至把一些放粮食的大瓮也抬走了。接着便在屋里乱挖,直到晚上,家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了,只留的一口锅和一个水瓮以及一些吃饭用具和少量米面,大爷爷他们那边,甚至连锅碗也被拿走,临走时,还把奶奶也带走。那一晚,母亲一句话也不说,抱着我和三叔不住啜泣。我年幼的心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下意识的觉得大祸来临,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不动。从第二天起,每顿饭熟后,先给奶奶准备好,让我和三叔共同提着一个小瓷罐送去。奶奶自那天被带走,关在一户刘姓人家的大院里,送去饭,人家把瓷罐留下,让我们拿着上一顿送饭的空罐回来,从来不让看一眼奶奶。有几次,三叔哭着闹着非要进去,被民兵推了出来。三叔自小比我顽皮,是我天生的领头人,一起玩耍,总是他出的主意多。自从奶奶被关起后,一下子好像萎蔫了许多,很少说话,我可怜他,越是寸步不离地相跟在一起,两人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成年。

奶奶被关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在我记忆中比较真切。那是一天下午,三舅爷来了,他说姥爷姥娘非常想念我,托他来接我住一段时间,我本不想去,撇下三叔,让他一个人给奶奶送饭,实在于心不忍,怎奈母亲一再催促,只好答应。临走时不知母亲和他这位小叔叔又悄悄嘀咕了些什么,然后由三舅爷领着我走了。在姥娘家住了几天,又由三舅爷把我送回。母亲本是姑姑做婆,三舅爷是奶奶的小弟,也是我姥爷那一辈中最小的一个,排行第十,当时二十几岁,与我母亲同龄,母亲称他十叔。那时我们家有事,作为奶奶娘家和母亲娘家的联络人,跑跑窜窜的事情便落在他的头上。回到家里,看到母亲躺在炕上,好像病了,问她话,什么也不说,只是抱着我哭,后来才慢慢知道,把我送到姥娘家是她的主意。原来,我家的一位亲戚向她透了个耳风,村里准备斗她,她怕吓坏孩子,才把我临时送出去。据她后来告诉我,那天早早把三叔放在一位本家爷爷家里。斗她时,先是吊在房梁上,用皮鞭猛抽,几次昏死过去,又用凉水浇醒,要她交出家里的银元,她多次恳求人家,家里的钱她从来不掌管,也根本不知道放在哪里,平时手头根本没有几个钱,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媳妇,当时又不当家,只管做饭、洗衣、收拾家务,斗她的人们看看榨不出什么油水,折腾了半天,在她腿上烙了两火炷,只好罢休。我撩起裤腿,看了她的烙伤,抱着她不停地哭,三叔也陪着哭。

后来,母亲渐渐好转,身体恢复到先前的样子,接着奶奶也被放了回来。她在被关押期间,经受过怎样的磨难,一直未对我们提起过,大概只告诉过我母亲。不久,四人便分开居住,奶奶和三叔住着正房,我和母亲依旧住在东房,互为犄角之势,那时母亲和奶奶总是睡不好,她们好像在静听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果然有一天深夜,爷爷回来了,爷爷和奶奶共同叫醒了母亲,不知嘀咕着什么,然后母亲对我说:“乖娃,一个人好好睡吧!我和你爷爷出去一下”。我也知趣的不问,母亲跟着爷爷走了,快到天亮的时候才回来。后来得知,爷爷第二次逃出去,在阳方口一带被抓获,被抓后他把身上所有的盘缠拿出,央求民兵放他走,让他们每人分得若干元,答应将来即使再被抓回,此事保证永不提起。几个民兵分完钱后合计了一下,便真的把他放了,并嘱咐道:“赶快出口外去吧!邻村有几个被抓回去的人已经被砸死了。”于是爷爷在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潜回家里,托母亲到我姥娘家借了二十块大洋,作为盘缠,从此便远走口外去了。

爷爷走后,家里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吃的东西,奶奶几次向村里的干部央求,人家说粮食已经分出去,没有办法解决,村里又没有库房,留给我们的土地,庄稼允许自己收割,山药蛋可以提前刨着吃了,于是每天早早出到地里,拔野菜,剥榆树皮,勉强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到秋天收了些粮食,总算凑合着度过了土地改革的那年冬天。

一九四七年,雁北地区遭受了几十年来未遇的大旱,直到夏天,地里的粪堆大都没有摊开,家家户户未能种上庄稼,早种上来的一些苗子,也都旱死,除了苦菜什么都没有。老人们常说,每逢灾荒年头,地里的苦菜总比平常的年份要多得多,大概是老天爷怜悯苍生的格外恩赐吧。等到秋天,哪里也没有了苦菜,我们家便断炊了。正常的人家,都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以防灾年,我们家如今是一无所有。无奈之下,奶奶领着三叔,母亲领着我,只好四处乞讨,终于全部沦落为乞丐。幸好,被分出去的房子,新的主人,都不准备搬过来住,允许我们暂住,总算还有个窝,每次乞讨回来,依然有个挡风避雪之处。

讨饭的艰难,在大灾荒后的日子里可想而知,家家都一样的紧巴,到处碰壁更是司空见惯。还有些人,听说我们是被斗过的主儿,非但不给,还故意用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来奚落、嘲讽,使我们难堪至极。当然,什么时候也有好心人。记得有一次,讨到一户人家,是一个面目甚为和善的老婆婆,她用铁匙铲出一块叫做“拿糕”的食物,放在我手里,这“拿糕”充其量只是粗糠里拌了一些山药蛋丝丝,远不如从前的鸡食,此时,也顾不得好吃难吃,狼吞虎咽地吃进肚里,老婆婆看着差点掉了泪,又转回屋去,端出半碗高粱面糊糊让我喝,我让给母亲,她执意不肯,硬是推给我,我一气喝光,还舔了碗。临出大门时,只听得那老婆婆在背后喃喃地自语着:“唉!多可怜的娃娃呀!小小年纪就讨吃要饭。”

冬天很快来临,自打上年冬,我们又住在一个房间里,奶奶和母亲怕把两个孩子冻死,让我们留在家里,她们出去乞讨。我和三叔很早便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再也顾不得玩耍,而是到处拾柴火,拣树枝和干牛粪等作为燃料。记得有一次,天气特别寒冷,风又大,两人又冷又饿,浑身发抖,后来三叔提议,抬着捶布石板把门顶上,便蜷缩在破被窝里,直打哆嗦。半夜时分,奶奶和母亲踉跄着回来了,一进门便忙着生火给我们热吃的。原来她们娘儿俩是摸黑从二十几里外的一个村里回来的。

后来,每逢母亲和我回忆起这段日子时,总有许多感慨,她告诉我,在土改前夕,奶奶怕人家把粮食分光,以后挨饿,曾先后几次将一些谷子、莜麦,偷偷寄放到几户要好的邻居那里,后来人家不给,也不敢再去索要。而当她们在外乞讨时,我和三叔饿得嗷嗷待哺,竟然没有一家肯给我俩一口饭吃。而这几户人家,先前都曾多次受过奶奶的接济。为此,母亲曾多次感叹过世态的炎凉。直到许多年后,我长大成人,经历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折磨,方才明白,那叫做划清界限,人们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一九四八年的春天,即灾荒后的次年,人们都忙着要耕种了,这时,奶奶却打起了另外的主意,她对儿媳说:“看来他们是不回来了,也不敢回来了,咱娘儿们咋办?我想领着你们去口外找他们,反正也是讨饭,哪里不一样。”奶奶的想法,使母亲感到十分意外,加之,她又是个没主意的人,那时还比较年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等她回过神来,才对奶奶说:“我也不知该咋办?赶明儿和我爹妈商量一下吧!”奶奶应允了。商量的结果,姥爷、姥娘一致不同意女儿和外甥出口。他们听说,大同方面还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再说,爷爷和父亲究竟去了何处,谁也不晓得,人海茫茫,靠两个女人领着两个娃娃去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况且,母亲又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让二老如何放得下心?商量的最后结果并没有改变奶奶的主意,她决意要走,她说:“树挪死,人挪活,家里啥也没有了,还有啥留恋的。”后来,又亲自去娘家门上,和我姥爷、姥娘达成一个口头协议,她领着三叔到口外去找爷爷,我和母亲在家等待,分来的几亩地,由姥爷和舅舅协助耕种,三年以后没有结果,母亲可以另作选择。虽然,姥爷和姥娘苦心劝住这位堂姐,无奈奶奶主意已定,一切努力都是枉然。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两个儿子自幼在身边长大,如今两年不见踪影,音讯杳无,生死不明,作为母亲,她一定是心急如焚,日夜不安,所以才决定去冒这个风险。再说了,讨吃要饭还非要在家乡不成!

奶奶和三叔走后,我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独。从出生以来,我俩就是一对亲密的伙伴,人们常说,两人形影不离,无论玩儿什么,总是相跟在一起,遇有害怕的时候也能互相壮胆。这一来,母亲下地后,院里只剩我一人,从前的许多房间,特别是大爷爷那半部,门窗早已破损,窗户上残余的纸片,风一吹,常常发出奇怪的声音。有时,从外望去,里边黑黢黢的,听得有老鼠在奔跑打架。间或突然冲出一只猫,眼里发出瘆人的绿光,吓得我头皮发怵,尽量不去看那些房间。只有等到母亲回来,才能慢慢安下心来。

后来,每当农忙时,母亲便让我到姥娘家住,时间久了,想念她又回来住几天。逢到我回来的日子,母亲尽量不到地里干活。从我家到姥娘家,七里的路程,中间还经过一个村庄,在我年幼的时候,这条路,独自一人不知走过多少遍。那时,狼很多,居然没有被吃掉,也算是命大。只有一次,刚出村,一条大灰狼从西北方向奔来,径向东南方向的河湾跑去,一位本家三爷正站在村边的一个高土堆上,大声吆喝着,让我回来。其实那条狼根本没有看我一眼,它跑得飞快。像我们这样的人,生命分文不值,怕是狼也不屑一顾的。

同时,奶奶走后,姥娘家也少了些顾忌,再也不怕别人说和地主划不清界限的话,接济母亲些粮食,舅舅也常来帮助耕种、除草。母亲天生是个受苦人,别人吃不下的东西,她都能吃,度过冬天总会有办法的,我能吃苦菜和榆树叶子,但杨树叶子苦得很,却怎么也咽不下,她却吃了一碗又一碗,再艰难的年月,她也能顽强地活下去。

又一年的冬天,父亲回来了。那时的北同蒲铁路刚刚恢复通车。看上去,他有些疲惫,人显得又黑又瘦,是在一个夜晚翻墙进到院里的,周围的人谁也没有觉察,他也不敢出去。当时,把这种外逃出去又回来的人叫做“黑人”。据他说,已经回过三次了,这是第四次,前三次都是步行,半路被土匪抢了,有一次,甚至连上衣也被剥光,没有了钱他又返回口外,因为他回来的目的是接我们母子一起走。其后的日子里,舅舅频繁到我家,用那辆独轮车把秋收不多的粮食和一些日用物品,运到姥娘家,秘密准备着启程。待一切收拾好后,先是父亲在头天晚上去了姥娘家,我和母亲第二天上午也离开家。走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丝留恋之情,甚至还感到格外地高兴。

那天晚上,父亲对姥爷姥娘说,想去看看他的大舅,他的大舅在这个村里也是被斗户,后来和我们一样进入了“四类分子”的行列。说好要在后半夜进城,坐黎明前的一趟车,却整夜没有回来,姥娘一家谁也无心睡觉,焦急地等待着。天明的时候,大舅爷匆匆进来,对我姥爷说:“六哥,外甥被民兵抓走了。”全家人顿时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忙差舅舅出去打探情况,打探的结果,得知村里派民兵已经连夜送往区公所了。接着,舅舅又到二十多里外的区公所去询问,得到的答复,凡是 “黑人”,必须声明今后不再外出,并要找个保人画押,方可开释。于是母亲匆匆赶回村里,找了她的一个表兄将父亲保出。空忙活了一阵,三个人又回到那个空荡荡的院里,真是失望极了。

家里的粮食根本不够吃,父亲准备的路费在区公所被全部没收。土改后留给我们的土地大都离村较远,又很贫瘠,一家三口如何生活成了问题,于是,他向姥娘借了点钱,买了些针头线脑的零星日用物品,挑起担子,走村窜庄,干起了货郎子的勾当。到第二年冬天,大妹出生时,我们家的日子居然好过多了,过年时他还买回猪肉、羊肉、糖果等,甚至把剩余的几墩子小炮都给了我,让我一直响到二月二。

父亲回来后,我们的家庭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从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也知道了爷爷奶奶的情况。

原来,奶奶领着三叔离家后,一路讨吃要饭向东北方向走去。因为是乞讨,路走得很慢很慢,有时一天只走几里,她们必须大体上填饱肚子,才有力气赶路。前面说过,大灾之后,行乞非常困难,多数人家自顾不暇,那有剩余的食物给人呢?只有碰到一些好心肠的人,才给一点点。奶奶一行,过马邑河的时候,三叔差点丢掉性命,幸好有一个女乞丐与她们同路,她和奶奶每人拄着一根木棍,两人硬是强拉着三叔渡过了河,河水漫到他的上唇,如果再深一点的话,鼻孔就会呛水。进入山阴县境内,早已疲惫不堪,走不动的时候,便在一个村庄边缘找一所破庙,或塌掉半间的破窑洞里歇息。三叔那年八虚岁,奶奶又缠着三寸金莲式的小脚,母子俩硬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着,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终于跨过黄花梁,穿越金沙滩。快到大同的时候,沿路遇着不断的盘查,那时候,国民党的军队驻守在城里,共产党的军队屯扎在四周,两军对峙了好久。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她们终于到了大同,辗转到火车站一带,希望从这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一天傍晚,奶奶怔怔地坐在一家小客店门前,不知晚上该到哪里过夜,三叔茫无目地的看着行人,突然从小店里走出一个面孔熟悉的人,那人一眼认出了奶奶,走上前来说:“大姐,你咋在这里?”奶奶一看,此人正是她娘家村里的人,姓韩。正是他乡遇故知,奶奶简要地把土改以后的情形讲了一遍,这是出来找丈夫的。那人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你算是没白跑!”于是这位韩姓的同村人对奶奶讲了爷爷的情况。原来,大同被围,粮食极为短缺,爷爷便从集宁往这里贩莜面,由于盘查甚严,不能大量携带,只能装成若干扁形小口袋,缝在背心或裤子里,每次最多不超过三十斤,但利润较高,除了车费和吃住费还有些赚头。每次来到大同,就住这个小店。姓韩的人说,他和店掌柜很熟,可以先介绍住下,一切开销过几天老汉来了再说。店掌柜一听是老客人的家眷,自然爽快答应,不仅管住还管吃,奶奶和三叔的乞讨生涯,到此总算结束。四天以后,爷爷果然来到,奶奶真是悲喜交集,总算有了着落。到了集宁,很快租了一间小屋住了下来。其后的日子里,凡是听到朔县平鲁口音的人,不厌其烦地向老乡打听两个儿子的下落,几个月后,居然从一个老乡的口里,得知他们弟兄俩前不久也来到这座小城,一家五口终于团聚,在此安家落户。第二年,父亲回到山西,接我们母子,结果,未能成行。就这样,本来一个完整的家庭从此分居两地,直到如今。

顺便再说一件事,那就是土改前,我们家一共八口人,二叔在十五岁时已经结婚了。原因是在十四岁那年曾离家出走,到山里一座寺院里去当和尚,爷爷好说歹说把他弄回,并且很快给他娶了媳妇,为的是要绊住他。直到现在,我还隐隐约约记着二妈的模样。土改一开始,新婚不久的她,便回到了娘家,从此再没有来过。听说后来嫁了同村一位王姓男子,过得也还平平安安。这样,我们家经过几年的离散,没有一个人伤亡,总算又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了。啊!感谢上苍,在这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年代里,能够保得住性命,苟活下来,也是一种幸运啊!

来源: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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