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王怡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采访，其标题叫“知而不言是一种罪”。我当时的直觉是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人们知道的事情很多，但都能说出来吗？即便有勇气说出来，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能力的人，又有这个精力吗？总之，我当时的判断是，这个要求不说对他人，哪怕是对自己，恐怕也很难做到。至少，我不考虑勇气与能力，只考虑精力，我也做不到。
是的，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而真正能接受比较正规的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即便如今为止，依旧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而很少的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被洗脑、不被当局收买、不被利欲熏心而颠倒黑白的，就只剩下更少的部分。而这剩下的更少的部分，刨出一些沉默的部分人，有精力敢言能言的人，就只能是凤毛麟角了。而凤毛麟角中，常遭受诸种高压的制约，能够持续敢言能言者，可谓百不存一。那么这样看来，如果“知言不言”是一种罪，那么可以这样，经历过如此多中国苦难的中国人，应该都是有“罪”的。这个罪若按基督教的角度，当然不用讨论，那是绝对有的。但从普通人的生活角度，我们怎么得出“知而不言是一种罪”，在这样一个空前高压的国家。
但若“知而不言”不是一种罪，那么是不是反过来我们所有“知情者”都没有罪呢？如此一来，知情而不言，知情而掩盖乃至故意混淆，这样的界限到底有多大差距？真相不说出来，亦即“知而不言”，就永远不会是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受难者就永远受冤而不得安宁。把真相带到黄泉之下，带到泥土之中，让其消息于天壤间，而这真相又对于人的尊严、生命以及曾经的反人类罪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样的“知而不言”是不是一种罪呢？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你知道一些六四事件的实情，你却不说出来，不拿出作为人的尊严来作证，让那些墨写的谎言横行于世，继续欺骗你的子孙，实是继续帮助极权者害你的子孙，那么为人父母乃至为人（外）祖父母，你的内心真的是平安的吗？21年了，有多少人从内心里追问和思考过这个问题？难道只要自己家或者是亲朋好友没有人死难，你看见的一切真相，就可以轻易地带入泥土，而不受到良心的拷问了吗？
坦白地说，要做到什么事情都知无不言——不是知无不言，亦即知而不言即是一种罪，那么这样是悬的过高。但有些是影响群体公共生活的大事件，事关人命、尊严以及人类道德底线和良知拷问的事件，如六四屠杀事件，我认为知而不言――沉默，即是共同参与了对这桩事情的掩盖，即是一种犯罪。退一步说，不够勇敢的普通的没有能力民众，不敢说出自己知道的六四实情也就罢了，那些知晓不少实情的知识分子、参与的大学生，至少面对自己惨遭屠杀的同学、同胞，也有义务出来作证，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回忆出来，用血写的事实来击破墨写的谎言。至于说像一些如伍皓一样吃六四人血馒头的人，与那些“知而不言”的同龄人相比，就更是罪孽深重。
我认为，今天说出六四事件的实情，与十年前相比，其风险已然降低。网络各种关于六四事件的言论和回忆，虽经GWF的封锁，仍为不少传播和知晓。当我们合力参与讨论六四事件、说出该事件自己所知晓的实情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未曾亲历的倾听者、观察者，会一起共同脱敏，摆脱说出实情和谈论六四事件的恐惧。一旦更多的人摆脱恐惧，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事实被揭露出来，做到在极权政府尚未垮台、档案尚未公布之前，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广泛的民心向背，已是昭然若揭。
我认为我们纪念六四，不仅是要说出真相，更要从具体的实事做起。一是更为广泛地调查六四死难者名单，不只局限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我们每个活着人特别是亲历者都有这个责任，使伤残数据更为具体，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使六四遭遇的屠杀更加大白于天下；二是力所能及地帮助死难者或者伤残人士的家人，不在于你每次捐多少，而在于你持续的帮助，让对方感受到一种前行的动力；三是关心六四事件进过监狱的受害者，特别是关心那些底层民众——亦即被诬为暴徒的六四受害者，使他们能到一些基本的救助，六四事件的关注不只止步于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圈子当中；四是对六四事件作一个编较详细的编年（月），包括后来所出的各种资料（书籍、光盘、文章等，包括各语种），使得《六四事件编年史》逐渐完善，帮助更多的人快速准确地了解历史。
有一种罪过叫沉默，我们要从不再沉默开始，活在真实的现实当中，说出我们知道的真相，向更多的人传播六四事件，以洗涮我们胆小懦弱的耻辱。为让我们说出真相，从点滴之事做起，把纪念六四日常化，让民众对此事脱敏并摆脱恐惧，六四死难者的血才不会白流。争取中国民主自由的六四遇难同胞永垂不朽！
2010年6月4日六四事件21周年、女儿14岁生日7：54分写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