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枪杀法官案后现场
最近几天连续发生了几桩血案，其中包括永州血案和河南郑州血案，那么正好上周是六四21周年，那我们就谈一谈这几桩血案和21年前发生的六四事件有什么关系。
现在看一下这两桩案子，一桩是在永州，一位运钞车的押送队长朱军，挟带冲锋枪到法庭去扫射，结果3位法官丧命，有多人受伤。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出现一个没有预料到的现象，就是当地的民众，很多受冤屈的民众自发的来到法院，来控诉当地包括法院在内的地方官府的黑势力和自己受害的情况，而且悼念枪手，向枪手献花圈，抬着花圈游行，有数百人冲击法院，它的这个后效应甚至超过了血案本身。
第二个事件就是在河南郑州管城区有个叫十八里河镇的地方，那里有个村庄叫南刘庄。由于政府去非法拆迁，当时动用了超过500名公安警察和防暴警察，去的时候就带了消防车和急救车，结果在村民阻止拆迁过程当中，有一位60多岁的村民刘大孬为了保护自己村庄的村民就用自己的一个箱型货车阻挡在警察和村民之间，而且阻止拆迁，结果被警察砸碎车窗，而且还挥拳殴打他。刘大孬就开车撞击拆迁者，结果造成了4死10几人受伤。这个刘大孬后来就去自首了，而陪同他去自首的村民也被抓了，至今还没有全部放回。
对于这两个事件，官方媒体进行了报导，民间也有很多目击者把这事件发生过程传了出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官方媒体报导，它报导的是不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它们隐瞒了什么。在朱军法庭枪击案当中，官方媒体的说法主要是说朱军本人在2006年的时候有一个离婚案，他不服判决，最近一段时间说他患了癌症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他心情很不好，导致最后产生报复。按照官方媒体的说法，这个案子完全是由他个人特殊情况所造成的。离婚案很多，但是没有人离婚会想到去杀人，去报复法官；那如果说是癌症，那癌症患者也很多，也不会有人因为自己患了癌症而去杀人。所以这个案子应该是很特殊个案，如果按照官方媒体说法。那么事情究竟是不是这样？如果是2006年的离婚案，为什么3年多将近4年了，他都没有去报复？这个官方媒体显然是隐瞒了什么事情。
刘大孬的案子官方媒体报导的重点，归纳了一下它就是说，被拆迁的那些人是自愿拆迁，而刘大孬是在拆迁的时候，他阻止，而工作人员再劝说他的时候，他突然开车压人，而且车子冲过去以后转了一圈回来以后又冲向村民，当时报导的时候说警方正在实施抓捕。这个事件它是报了，但是这个事件和目击者和当地村民所看到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情况根据当地村民反映的，是当时当地的村民全部都拒绝离开，因为当时去拆迁的官方并没有有效的文件；刘大孬之所以突然开车是因为他被警察砸碎了车窗而且被殴打，这才启动车子去撞击那些拆迁者的；他车子开回来并没有撞击围观的村民，在死者当中只有一个是村民，而这个村民是队长，他是站在拆迁队伍一方在帮助拆迁的；而且警方并没有去实施抓捕，刘大孬是村民和家属劝他去自首。当时他们想去到北京去自首，但是这时候当地的警方已经赶到北京去抓捕他了，警方不想让他到北京去自首。由于一自首的话就会把地方的这些事情透露到中央去，而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禁止越级上访和把所有的问题苗头处理解决在地方的这个要求做不到的话，那他们的乌纱帽或者是升迁就会受到阻碍，所以他们不许他到北京去自首。于是北京去不成，村民陪他到河南省公安厅去自首去的，结果陪他去的村民也都被抓了没有回来；后来人们要求去放人，结果去要求放人的村民又被抓了。
我们看到这两个官方的报导的特点，都是虽然对事件本身有所报导，因为它瞒也瞒不住了，这就是中共最近这一二年对于突发重大事件报导原则，网络的发达使得它们不可能完全把它隐瞒掉，于是只能说抢先报导而且是它们的报导为主。那么在这两个报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淡化隐瞒或者是歪曲肇事的原因，而且歪曲了当时现场发生的事实整个事情的经过，而把这些受害者，在朱军案当中是法官，在刘大孬案件当中是去参加拆迁的那些人，在这两个报导当中，都把受害者说成是无辜的。
事实上我们看这起案子当中，受害者显然罪不该死，但是你要说他们是无辜的，这绝对不是事实，就这些人绝对不是无辜的。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两起案子当中，所谓的受害者其实都是掌握了强权，而且是在政权的这一方，用所有政权的力量和他们自己非法掌握的政权的力量，来迫害无辜无权无势的民众的。
就在上个月和前个月我们还看到了连续发生的校园屠杀儿童的案子，在这个月我们看到的是对一些代表权力的官员的报复或者是反抗。当然我们现在还很难说这是不是一种趋势，就是把报复的矛头指向比自己更弱的无辜的儿童，是不是转变成了针对权力的报复，我们现在还不能这样说，因为这只是两起个案。从校园的屠童案和这两起这个案子看来，就中国的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高危时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这两个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看，包括前一段时间的屠童案，当局以什么来做对应？一个呢是加强戒备，怎么加强戒备？幼儿园的保安或一些工作人员都发了这个钢叉，据说是保护儿童。那我们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些流传的照片，可以看到在一个幼儿园的门口，当幼儿园的那些儿童们去上学的时候，门口拿着棍棒的保安排成人字型展开，好像是夹道欢迎，这种让去上学的幼儿园的孩子也好，小学生也好，肯定是吓坏了，因为这种阵势，每天排这种阵势来保护儿童是非常不现实的，除了是为了表一个姿态，就是也是做一个校园保安的形象工程以外，其他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更有意思的是，在永州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北京市的部分法院就升级了法院的安保措施。据报导说在丰台法院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要布署加强法院的安保措施，包括法警大队紧急动员。去采访的记者还特别注意到，就是当安保升级以后，进门要过三道检查，随身物品扫描、金属探测器、还有就是手持扫描仪贴身扫描。
就在这个当天，也就是永州血案第二天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也召开了会议，布署加强安保的事情，法警大队还去领取了警用手电、电台、瓦斯喷射罐、手铐、警棍、急救包等“八大件”，同时加强了安检巡逻和应急等等措施。也就是说发生在永州的血案，结果使得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市的法院去升级加强这个安保措施。也就是说当局本身自己也不把永州血案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像这种孤立的杀人案在美国其实有的时候也经常发生，但是这种发生孤立的杀人案而不是一种恐怖袭击是很难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像这种永州血案，既然官媒的报导是这么一种情况的话，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北京的法院去升级安保措施，而且既使是北京法院升级了保安措施，对这一类事件也是防不胜防的。
我们可以看到学校出事了，幼儿园出事了，那就去加强学校的保安，那么肯定是增加了很多保安人员，至少在大城市和一些好的学校，像照片上站在门口的这两排保安，这个人数就不是一般学校正常的保安措施了；工厂出事，像在这个深圳的富士康出现连续十几跳的跳楼事件以后，深圳市公安派了200名公安到工厂去巡逻；那现在法院出事了，除了在北京显然在全国各地的法院都要加强安检。那问题是中国现在这些大城市里面安保工作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属于高级别的，我想除了以色列之外，以色列因为它的一个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长期以来处于一个战争状态，那中国现在并不在战争状态。在奥运和上海世博期间，当然这个安保的措施是非常强化的，但是这种强化的安保在奥运以后已经被叫做“奥运安保常态化”了，也就是说全国经过奥运以后，北京和其它的一些大城市、中心城市的安保已经是处于一个高度戒备状态，而不是一个平常的和平城市的状态了。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大城市早就是处于常规的层层设防了，如果这样的话，哪个部门出事就加强保安，那不要很久，中国就会只剩下一个职业，就是保安这个职业了，就说在整个就业人口当中，保安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当然这种做法，显然是治标的做法，这种做法显然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当局不是不知道，只是当局不能去治本，因为它只要一去治本的话，就把自己政权给治了。
那我们看一下当局是怎么办的？当然当局有很多措施，除了加强安保的这一步就是治标的方法以外，它也有一些所谓的治本的措施。像在4月28日，就是中央政法委开第12次全体会议和司法体制改革第4次专题汇报会，在这个会上，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有个讲话，这个讲话里面其中有一段就提到：“要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和律师队伍思想政治、业务素质、职业道德建设”，他把律师行业里面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是放在第一位的，要求律师队伍政治上要按照党的政策走，也就是说律师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也不是一个为他的客户进行法庭辩护，帮助他的客户的这么一个职业，而是一个共产党的工具。他要求律师变成共产党的工具，用什么方式呢？他也说了，“健全律师执业准入机制、执业情况评价机制和奖惩机制”，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要达到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律师队伍呢？排在第一位的又是“政治坚定”，所以对于律师来说的话，他要求政治上完全靠向中共。
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他就把“准入机制、执业情况评价机制和奖惩机制”作为约束惩治那些不听话的律师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的话，最近律师就被反覆整治，特别是受理一些敏感案子或者是人权案子的，像重庆的李庄案；还有最近因为帮法轮功学员辩护而被吊销执照的唐吉田律师和刘巍律师；以及去年6月份没有通过北京律师协会年检的20多名人权律师。
本来刚出现矛盾的时候，刚受到冤屈的时候，应该是走司法途径的，中共把司法里面所有的部分公、检、法、司，都管在中共自己手里面，那么唯一一个站在受害者就是想要通过法律途径去寻求公道的，唯一站在他们那边的是部分律师还不是全部的，那么一部分律师是愿意为他们客户服务的，中共实际上就想方设法的要把整个司法系统里面仅存的能够为受害者说一些公道话，能够为受害者去讨一点公道的人，把他们要彻底的封嘴，压去下。
那么也就是说，在高压系统里面，中共现在所做的就是把最后的一个减压阀，就是律师帮助受害者辩护的这个减压阀也给封掉了。那么整个社会其实现在等待的就是最后的爆炸，当这个高压锅一旦爆炸的时候，它是不认人的，它不会像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我们上次讲的，正常的社会在法律之外的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去针对迫害他的人发泄，或者是去讨公道，或者是去报复。
（但）不会这样的，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这就这个意思。当社会一旦爆炸的时候，在这里只有受害者，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不管是你多有钱你多有势，也不管你多无辜。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现在中共在一心一意作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它们以为它们可以免遭后果，但是这个是它们的一相情愿。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和过去这几十年当中发生的两大事件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今天中国社会发生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两大事件的直接后果。一件就是21年前的六四；还有一件就是11年前开始持续至今的迫害法轮功。
那么在这两大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给中国社会所发出的一个信号和树立的一个样板，就是它们会不惜代价的杀掉和平对话和和平请愿的人，镇压和平对话和和平请愿的人。它们给人民一个信息，就是说在中国，和平请愿、和平对话是禁止的，是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的。
这两大事件造成了另一个的结果，中共把任何意见和建议都作为敌对势力来对待，从而大大强化了权力，和改革开放最初的10年比较，通过六四和镇压法轮功以后，中共的权力大大强化了，而且中共官员的权力也大大强化了。比如说在六四以后，原来有争议的像三峡工程那样的事件，就被提到了政治高度，而把所有的不同意见都压制下去了。
而这两大事件以后，官员个人的权力得到大大的强化，也使得到今天只要你是个官员，就可以滥用公权力。小到在湖北的一个小镇上，连编制都没有的招商官员邓贵大，大到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及其家人，没有一个人不能够滥用公权力的。这就使得中国老百姓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时代，都要遭受更多的贪官污吏的盘剥，层层盘剥。
中国在几千年的王朝统治时期，他的官员人数是很少的，像唐代和汉代的时候基本上是2000到4000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既使这个官员腐败的话，每个人负担相对是要轻得多了。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今天在中共的统治下，每20多个老百姓就要养1个官员；而每一个这种类型的官员，包括在村里面和镇上那些不在名册上的官员，每一个都是贪得无厌的，每一个人的消费都要比普通的民众大几十倍几百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普通民众已经完全被权力和腐败的网罩住了，根本就没有挣脱的机会，这是现代两大事件对今天中国的影响。
今年，我们看一下，无论是纪念六四还是中共封锁关于六四的消息，双方的活动都超出了往年，当然作为中共来说的话，它是希望淡化六四。事实上这些年，对于六四确实在淡化，社会关注在国内前些年确实很少，而在国外的话，长期以来也仅仅限于一些民运人士，当然除了香港是个特例，香港21年来坚持每年都要纪念六四的。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已经连续有几个迹象表明，在中国无论是国内和国外，对于六四的回忆和对于六四的纪念都比往年有所加强。一个是《南方都市报》有一幅漫画，当然《南方都市报》自己否认，但是只要看过六四那张王维林挡坦克的照片的人没有会误解，就是一个学校黑板报，他画了三辆坦克前面站了一个人，背景是一面中共的国旗，所以显然的就指的是天安门坦克和挡坦克的人。
在6月3日，六四事件21周年纪念前夕，深圳卫视《正午30分》栏目播出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其实是有一个参加座谈会的人穿了一件T恤，就是平反六四的写在那个T恤上面，所以说是因为播出“六四要平反”的画面和采访要求平反六四事件的人士，而遭到处分。这是6月3日的事情。
香港是连续21年烛光纪念六四，今年有15万人参加了第21年的烛光纪念六四的活动；而在美国纽约在六四那一天有一些80后、90后的留学生他们自己出钱制作了一个巨型标语，然后自己架飞机在曼哈顿的上空牵拉这个巨型标语，要求是“昭雪六四，结束专制”，其中这个驾驶员本人是在六四发生的前两个月出生的，这个就是说80后和90后完全不了解六四的，就是在中共这20周年封锁消息使很多人都不了解六四的情况下，他们这一次进行了这个六四的纪念活动。
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它当然它想尽方法去淡化六四，所以这些年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因为中共它有一个政策就是全民“向钱看”，在六四以后就是让大家不要再去关注政治体制改革；不要再去关注民主自由；强制性的进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所以造成了对环境、资源毁灭性的破坏，这个发展的基础就是这样的。
当然有一部分人就得到这个经济发展的好处，所以他们就跟着中共的口径为镇压六四开脱，问题是这种为中共开脱或者民间对六四的淡化，它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得益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中共就是指望能够要作到这一点，问题是像这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怎么能够保持，能保持多久。没有人相信这样的经济能够持续的高速发展。任何经济它都有其自在的规律，有波动，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有膨胀的时候，也有衰退的时候。尽管大多数政府都会不同程度或多或少的介入调控，但是很少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样完全把自己统治合法性和它的经济发展速度捆绑在一起的。
第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不可能永远这样持续下去；第二个是经济发展以后的分配不公使得绝大多数人不仅没有得到利益，甚至原有的利益也被侵吞。像现在在大规模的拆迁的这些被拆迁户，实际上即使没有改革开放，那些房子也是他们自己的，现在反而弄得他们自己原来有的财产都没有了。这两个因素就导致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当经济不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候，当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的时候，六四这个问题就会不断的被人提出来，中共不可能收买全国人民，因为中共自己统治集团要获取最大的利益，所以它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得到最大利益；因此这个六四的问题就会不断被提出来，因为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事件，可能被人们不断的提出来。所以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心病，更是中共的心病。
当然我们说港人纪念六四有他的特殊意义，因为港人在中共的打压下面最能感受到自由的可贵，因此最愿意去努力争取自己的自由。
媒体对六四的报导，中共是想防的，但是这个显然是防不胜防。在2007年的时候，《成都晚报》在“六四事件”18周年纪念那一天，在分类广告中就出现一个 “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这个报纸后来是遭到整肃，但是这条敏感的广告为什么能登出？就是因为经办这个广告的接办员和2位初审编辑都是刚刚出校门不久，他们不知道六四是什么，就问这个登广告的人，登广告的人说就是一个矿难。所以中共封锁消息让年轻人都不知道六四，但是导致的结果是在低层监控的人，从网警到报社的编辑可能他们也不会知道什么六四，也不会知道那些图片所象征的意义。因此，在全国这么多媒体、这么多网络的消息当中，可能出错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它是挡不住的。
中共它是知道这一点的，如果真的像前些年表面上表现出来的，说是人们已经不再关注六四了，忘记六四了，那么中共完全不必要每年到六四的时候如此紧张，到今年弄了几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执勤，它害怕的不仅仅是六四，它现在的统治已经到了看见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的程度了。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