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特色的“北京模式”，从其政治特性来看，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推行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独立工会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间社会对治；只接纳资本扩张全球化，不接纳普世价值全球化的发展道路。正是这样的“北京发展模式”，如今导致了公权与资本合谋的贪婪性掠夺而没有任何社会力量的制约与对治。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经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国资流失、工人失业，疯狂圈地、农民失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民对抗、警民冲突，权贵利益集团做强、做大，社会完全丧失了公平与正义。
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
眼下，中国大陆恶性公共事件频生，从校园血案到富士康员工连跳，特别是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工人群体揭竿而起。今年5月份以来，广东、北京、上海、江苏、重庆、山东、山西、甘肃、河南、湖北等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罢工潮。工人们纷纷要求增加工资及建立独立工会，维护工人合法权益。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5月17日本田汽车位于佛山南海的零部件厂近2000名一线工人罢工，时间长达两个星期。他们高喊“罢工到底！重整工会！”，“不加工资抗争到底！”等口号， 导致本田在中国的所有4家整车厂全部停产。
在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和本田大罢工的影响下，5月26日，日资上海夏普公司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5月 27日，北京凯莱大酒店200多名员工罢工，抗议资方赔偿不足；5月 27日，云南红河州13县市巴士司机罢工，抗议当局新政减少他们收入；5月 28日，韩资北京星宇车科技公司千名员工罢工，要求加工资三成。 而仅仅进入6月的第一个星期，继“红五月罢工浪潮”之后，6月5日至7日，比邻上海的江苏昆山台资企业、KOK集团旗下的书元机械厂，超过2000名工人罢工3天，要求加薪,当地警方出动数百特警镇压，至少50名工人被打伤，其中5人重伤，伤者中还有1名孕妇。6月6日，深圳市区的美律电子公司工人开始举行罢工，上千名工人当天上午汇聚在公司大门口，高举着“减工时，加工资，劳动法何在”的标语横幅，从公司门口走向大街，示威工人一度堵塞街道，导致交通瘫痪，当地政府出动警察、保安疏散人群。6月7日,位于广东惠州仲恺开发区的亚成电子厂2000多名工人不满工资低及经常加班，与资方协商不果后，也进行集体罢工。同一天，江西九江台资企业思麦博，因传出保安之前打晕的一名员工已经死亡，厂方不予以解决，导致工人强烈不满，数千员工集体维权，将厂里一些设备、门窗毁坏、砸烂，车子掀翻，至今尚未有结果。 6月10日，上海台资企业统宝光电公司亦有近2000名员工罢工；同一天，珠海的美资电子厂伟创力集团则有逾千工人罢工，员工均要求加薪水平要与深圳富士康一样，至少月薪增至2000元。
而国企和民企也如影随形，如重庆綦江齿轮传动公司工人大罢工及河南平顶山棉纺织集团下岗工人大示威等。据了解，5、6月罢工的企业，还有北京现代供货商千余员工奋起罢工，山东枣庄棉纺厂（万泰集团）、南京新苏热电公司、深圳百达五金厂、江苏昆山国有锦港集团等也都程度不同地发生罢工。另外，湖北省随州市棉纺工人堵路活动也已经进入第三天，工人们指控工厂资产被卖、工人养老金等问题未获得合理解决。据山东省总工会统计，仅今年一季度全省一般群体性事件就共发生52起，主要诱因是欠薪、经济补偿金和历史遗留问题。6月10日，北京又有消息称：为抗议低工资，网友号召去上街散步，导致官方高度紧张，戒备森严。
独立工会孕育破局
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追求GDP，为谋“发展”，从“消灭资本家”的一个极端，滑向媚资傍大款的另一个极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工群体权益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高速发展。我们所谓的“工人领导阶级”，正在承受着所谓“改革”转嫁给他们的经济风险，大批工人失业、下岗，无 产者沦为无饭者；在岗的工人，“干得比牛都累，吃得比猪都差，起得比鸡还早，下班比小姐都晚，挣得比谁都少”。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面地坐在资方的立场上，拒绝劳工成立自发组织，打压工人群体维权，使广大劳工群体失去了与资方平等谈判的资格，沦为资本市场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导致社会缺乏对资方贪婪发展的制衡力量。
今天，这个在社会中以其绝对比重大，人数总量多，所在社会行业广，遍及全国各地，但却一直处于被盘剥、压榨的劳工群体，终于忍无可忍，注定要登上社会政治舞台，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制衡力量了。80后湖南青年工人谭国成，堪为新一代工运领袖。他效法当年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带领大部分同为80后的广东南海本田工厂员工，率先喊出“工资太少，不干了！”的口号进行罢工，迫使日方老板大幅加薪33%。这次具有示范意义的罢工获得初步胜利，被舆论称为当代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里程碑。
“劳资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是今年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社科院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向当局发出预警说，“在其中，我们尤其看到了产业工人的力量。大工业、现代化工业生产领域的劳资关系动向，需要高度关注。”如此频发的罢工浪潮，目前已经刷新了中共建制史上的新纪录，正在昭示“世界加工厂” 时代的中国工运大风暴的来临，标志着中国大陆公民维权运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折与升华——成为当下中国民间社会呼之欲来的标竿性信号。这些罢工事件，在表面上看似乎彼此孤立、互不关联，但他们各自从“我的地盘我做主”开始，在一个一个的个案经验积蓄中，由点到面，在观念历练和行动配合的相互影响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不断实现与更高层面和更全系统的纵横联结、整合，最终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独立工会破局奠定基础。
来自中南海的“危机意识”
由中国劳资关系极度紧张引发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潮和接二连三的工人自杀事件，发生于今年“六四”前后这个极为敏感的时期，令中南海高层十分紧张。据网上北京消息称：近日中共政治局会议特别关注眼下的工潮，认为是新时期工人运动的开始，是一个危险的苗头，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消息指，北京高层要求，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先放下别的工作，处理（富士康和本田）这两件事”。
最近，《人民日报》专此开设了“收入分配改革”专栏，从5月17日至6月7日，连续推出4篇“社会财富怎么分”系列报道，围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紧迫性、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提高工人工资等问题进行探讨，意味非同寻常，体现了来自中共最高层对社会两极分化与工潮迅猛发展的高度担忧。特别是《人民日报》推出的重磅文章《收入差距为何不断扩大》文章，直接剑指制度性不平等的原因。
如此同时，官方又加紧了调动官办工会的“服务于大局”，“化解矛盾”功能。为此，6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下达《紧急通知》，要求非公有制企业必须组建工会。从该《通知》的文字表述上看，其目的就是要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和管制，尽可能地争夺工人群体。《通知》称：“要求各级工会要坚持‘党建带动工建、工建服务党建’原则，加大工作力度，推动企业工会组建工作深入开展，做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哪里有工会组织哪里就有工会作用的发挥”，即“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在当今中国，官办工会面对工人失业、下岗、买断、低工资、矿难、农民工、欠薪等等一系列悲惨遭遇毫无语话权，在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集会、游行、示威、抗议、绝食、请愿、上访等被迫发生的“群体事件”中，其角色不是代言，而是替党与政府“做思想政治工作”，贯彻要工人 “识大体、顾大局，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的上级指示，并为此充当“秘密警察”。
日前，中宣部亦赤膊上阵，开始下令禁止媒体报道罢工消息，内地网站已经开始删除一些有关罢工动员和呼吁恢复罢工宪法权利以及要求成立独立工会的网上言论。官方新闻舆论一向对工人罢工事件极为敏感，所采用的手段向来都是压制、封锁，官方媒体上也从来没有见过被“红色记忆”称之为“领导阶级”的中国劳工状况的真实报道。近期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已在社会上传得纷纷扬扬，不少网民都在发问：中国离波兰那样的“团结工会运动”还有多远？这让中南海的“危机意识”进一步加深。
“北京模式”走到了尽头
中国当局30多年的“北京发展模式”出发点，就是试图借“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增长，来维护政治上已无法自圆其说的制度合法性。“北京模式”的高增长，主要借助两个途径：一是无节制地开发、消耗资源；二是严酷盘剥、廉价劳力。然而，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同步发展的中国经济增长，导致资源消耗已亮出红灯；严酷盘剥、廉价劳力时代即将结束。如今，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神话已经破产——“北京模式”的经济发展越快，官员越腐败，两极分化越大，社会越不公，群体事件、罢工浪潮越频发。
然而，中国官方媒体却一度急于用 “北京模式”取代“华盛顿模式”，要把“中国标准”推向全球，说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具有适用性。记得中共“十七大”前，官方媒体就曾着重推出御用学者江涌的《“大国责任”的挑战》一文。文中声称，国家要不断壮大的“硬力量”（经济实力）来发展“软力量”，以凝聚“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参考消息》也曾刻意转载了“华盛顿模式”不灵了的文章，说“北京模式”即将登上世界舞台。现在，中国从富士康连跳到罢工浪潮此起彼伏，正在以其特有的颜色警报方式警示中国：只要资本家剥削，不要独立工会；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间社会对治；只要资本扩张全球化，不要普世价值全球化的“北京模式”发展道路，已经无可置疑地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