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十六）

作者：吕维发表：2010-06-23 08:56

每天下午的学习，有一半时间在抽烟。不仅是我，这已成了多数人的习惯，就像从前在村里时，“四类分子”的学习一样。政治学习，在我们这个社会，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企图把亿万人民的思想，统一在一个固定的模式里，领导者怎样讲，被领导者就应该怎样想。被人们十分厌倦的政治学习，成了执政者没收人们思想的最佳途径。尽管其效果微乎其微，仍然要强制推行。更有甚者，简直搞成了宗教仪式，读语录，唱语录歌，祝祷领袖万寿无疆。人们背地里反感，表面上却还得恭维学习的重要性，每天听着那些老生常谈，唯有抽烟可以消磨时日。每月发给的两元零用钱，哪怕是抽最劣质的烟也难以为继，于是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让他们给我寄点兰花烟。走时，家里还存有十五六斤，放着也没用。不久，大妹给我寄来，来信还说，家里吃的也不缺，要我放心，并说三弟上了初中。接到这封信，并未产生丝毫的宽慰，反而让我不安了很久，家里怎么能比我在时好？尤其是三弟，头年考农中时，村里去了十三名，他考了第一名，结果其他十二名全部录取，只他一人被踢回，原因当然是家庭成分不好，我又是“现行反革命”，三弟气得大哭一场。

如今，我成了全县万众瞩目的大“反革命”，对他反而没有一点影响？简直不敢相信。又仔细看了寄来的兰花烟，全然不像我家的，和姥爷家的烟非常相似，更使我犯疑：为何自家有，非要拿姥爷家的烟呢？难道，难道我们的家已经不复存在？几天来，都在思索这个问题，最后给二叔写了一封信，求他把家里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本来，不打算给二叔写信了，过去他曾给过我那么多的帮助，如今落到这步田地，实在没脸再麻烦他。但为了弄清真相，还是写了。很快就接到了回信，关于我家的事，他是这样写的：“你猜得不错，你们的家真得散了，自你走后，你妈的处境更为艰难，村里把她也当‘四类分子’对待，万般无奈之际，她决定带着你的弟弟妹妹改嫁，为此还专门来过集宁，和你爷爷奶奶商量过，我们一致同意她走。据说，你的一些本家伯父和叔叔们也都劝她早些离开咱们那个家。由此可见，她受得罪有多大！最后她嫁到离咱村二十多里的窑子头村了，对方是贫下中农出身，在大同矿务局一个林场赶马车，一年回来两三次，大部分时间在外，家里基本还是你妈和孩子们。前不久，我专门回去看望她，亲眼看见她终于摆脱了那个受罪又受气的环境，我也宽慰，你爷爷奶奶也都放心。望你接信后千万不必难过，你妈和孩子们能找到一条活路，你死去的父亲想也不会责怪的”。

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但我深深地知道，母亲的这一步走得实在不容易啊！她没有读过书，对外界的社会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从小受姥娘的教育，头脑里还留有旧时代的“好马不被二鞍，好女不嫁二夫”的思想。自从父亲去世后，村里也有人劝她改嫁，甚至还有人上门说媒，她丝毫不动心，觉得那样做对不起死去的丈夫，宁愿守寡。等到我回村后，家里有了成年男子顶门垫户，不管怎样穷困，不管如何受欺负，她都能坚持下去。如今终于决心离开我们那个家，肯定是处境更为艰难，万不得已的选择。就连姥爷姥娘同意母亲的改嫁，也都要下很大的决心，我和父亲都是杨家门上的外甥，一定是母亲受得罪太大了，他们才被迫这样做。说到底，这一切都怪我，都是因为自己交友不慎所造成的。如果说我是一个罪人，的确辜负了父亲对我的嘱托，直接造成了家破的结局，给活着的所有亲人带来痛苦。

此后一段日子里，我在两种矛盾的思想中苦苦挣扎着。一方面深深地自责，觉得辜负了所有亲人的期望，没有能和母亲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没有尽到做长子的义务，也给母亲带来无尽的痛苦，不管走到哪里，时刻还在为我操心，她会整夜整夜地睡不着。特别是逢年过节时，他一定会独自站在村口，满眼泪水向南长久地瞭望着。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在我七八岁时，三舅被兵贩子卖到太原，去后杳无音信，姥娘时常坐在村口，向南呆呆地望着，以至哭红了眼睛，有多少次我陪着她哭，死硬把她拽回家里。后来太原战事结束，三舅回来，姥娘的眼睛才慢慢不红了，但看东西总是模糊不清，落下了后遗症。如今母亲一定又像姥娘当年一样，想我、望我。儿走千里母担忧啊！何况又不是出去求学、当兵，而是判了死缓，蹲了大狱，对于母亲，无疑绝望到了顶点。这段日子，一有空闲便会想到她，硬是在这种离愁别恨中煎熬着自己，不断斥责自己的不孝。另一方面，也常常用现实的眼光看问题，安慰着自己。母亲离开那个灾难深重的家，换一个环境，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中国的社会，传统的习俗，妇女总是随着丈夫的命运而起起落落。母亲嫁到另一个村里，对方是工人阶级，她也自然摆脱了所谓“剥削阶级”的家庭，再也不会受那些原本不该受得气了。

这期间，又给妹妹去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已知道家里的变故，求她把详情实事求是地告诉我。由此得知，三弟和二妹已随继父改姓，三弟上了初中，二弟在村里劳动也不受欺负，队长是我一位本家姑姑的儿子，我们的大表兄，一向和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二弟尽量照顾，终使他慢慢适应了那村的环境，的的确确比在我们那个倒霉的村子强多了。挣工分、分粮食、干活，都和其他社员一模一样。能够凑合着过穷日子，不受虐待，正是我们这样的家庭梦寐以求的事情，除此而外，我们也不会有其他的奢望。正由于家庭的这一巨变，我的心有时又得到些许的安慰，只要亲人们过得好，我也该放心了，再也不用为母亲牵肠挂肚地操心了。当然，这一切都要经过旷日持久的思想折磨才能达到。至于情感方面，只要我在外，母亲的心，一天也不会安定下来，她会时时刻刻牵挂着我，比我倍受煎熬。

八十六

这儿的犯人，绝大多数是“历史反革命”，亦即前国民党政权留下的中下级军官和一些地方官员，同时也包括日伪统治时期当过汉奸的一些人。其余则是刑事犯和 “现行反革命”犯。部分老年犯人是“镇反”时，从上海集体过来的，大都是南方人，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江西、福建籍的都有。当时在上海被判刑的人，其中一部分送到了内蒙，上年中苏边境紧张时，内蒙监狱南撤，合并到此地，因此显得南方人格外多。其余“历史犯”大都是阎锡山的残部，各组的组长多由这些人担任。他们每个人都善于念劳改经。什么“对反动派决不施仁政”啦，“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光明的前途”啦，“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还有什么“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等等。

每逢班组有人违规，或是生产中出了废品，他们都能及时而又准确地引用一条“语录”进行批评，他们把那个小红本本背得滚瓜烂熟，应用起来更是娴熟自然，得心应手，俨然是一个政治思想工作者。他们自己一旦犯了点小错误，也能引经据典地进行深入灵魂的批判，甚至不惜无限上纲地臭骂自己，把自己说成一个微不足道的跳梁小丑。而在私下里，却又常常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现出一种绝望的表情。特殊的环境造就了特殊的人，我清楚地看到了劳改犯这种两重性格，一方面为了生存，或者说为了少惹麻烦，必须假装积极，心甘情愿地接受监狱当局的利用，起到一个监督员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有家有子女，有各种割不断的情丝在心头缭绕，甚至作为人的同情心也还尚未完全泯灭。这样，有时他们看谁不顺眼，抓着一点毛病尽力扩大，汇报给队长、指导员；有时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着过去算了。他们之中，大多住了十几年，有的快要二十年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很少有人减刑，这也使得大多数犯人对干部的话不相信，什么“立功赎罪”，全是利用！报纸上常说，美国人用的是“让越南人打越南人”的办法，整个监狱到处施行的是“以犯制犯” 的策略。在干部眼中，不管你说得多么好听，骨子里都是反动的；而在犯人眼里，尽管当局有许多许诺，多是墙上画饼，总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这些廉价的劳力为国家创造财富。我曾经暗暗哼过两句打油诗，是这样说的：

漫将法眼齐熟视，
尽是装神弄鬼人。

这期间，我和组长一直做着100的阀体，直到初冬时节才完成任务。后来又做125截止阀，时间比较短。本打算改做一种小型阀体，一则可以缓一缓身体，再则还可一人操作，自在一些。谁想，我们的副组长，也就是管生产的那位姓任的老犯人，指名要我和他做200的阀体，这是双人抬最重的一种砂箱，装满砂子后，足有二百五六十斤，每天二十八箱的任务，光抬箱就得跑五十六趟，还得装砂、夯实，下泥芯，天天都得推迟收工，让别人等我们，否则完不成任务。说实话，这倒也没什么，我毕竟年轻，有着在农村那五年重体力劳动的磨练，还能对付的了，只是不愿意和这位姓任的组长一起干。几个月下来，感到先前和我一起干活的李姓组长为人正派，在阎锡山部队里当过营长，整日沉默寡言，和人相处直来直往，不大喜欢搞小动作。而这位姓任的，经常婆婆妈妈，甚至还有点吹毛求疵，两只眼睛忽闪忽闪，好像肚子里装得鬼主意特多。听别人说，他干活特别粗心，常出废品。和他一起干这么大的阀体，一旦大量出现废品，非得挨骂不可，甚至还得写检查，真不如我一个人干呢。但是组里的人谁也不想干大件，不和他干也不行。

再说啦，劳改犯总得服从分配，免得让人家说学生出身，挑挑拣拣的。还好，这位任老前辈决心在大阀体上一显身手，操作格外认真，我俩在质量上起码没有出过大的纰漏，只是每天下来，手指僵硬得伸开不易弯回，弯回后又不易马上伸开，学习时间须得反复活动，方能自如。和他在一起，除了生产方面的事很少说话，他却经常和我说起别人，尤其喜欢叨咕管学习的组长李春旿，说那人很会装好人，就让他干得罪人的事云云。我只是听他说，甚至是东耳朵进，西耳朵出，从来不接他的话题。我刚刚从苦恼中挣扎出来，还时不时在想着母亲，哪有闲工夫议论这些无聊的事呢！有时，觉得这里的老犯人着实可笑极了，因为一个犯人组长，还要互相倾轧，互相勾心斗角，犯的着吗?组长有甚了不起，还不是和别人一样在服苦役！用你，只是让你充当工具，互相监督着，以免发生意外的事情。组长特殊吗？别天真地以为干部就相信你，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是关押重刑犯的监狱！我从没有任何侥幸的想法，以监狱为家，以劳改为业是一贯的宗旨。正因为这样，我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人落到了这步田地，还侈谈什么前途和未来，岂不是白日做梦！纵然将来能有一点前途，那也不是自家所能争取来的，只有寄希望于时势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

我常常漫无边际地想着，有时候人为什么那么可笑？明明人家已把你牢牢地钉在“敌人”的十字架上，你还要枉费心机，企图从人家那里得到一些好处，弄个组长当当，好像比别人高一些，忘记了自己“敌人”的身份。人啊，人啊，作为万物之灵，有时竟然不如一般的动物，在幻想中过日子。我，作为一名思想犯，从来不抱任何幻想，当初不杀，只是为了留下一条活命服劳役，指望改造头脑里的诸多想法，别说我本人，就是监狱当局也断然不会相信。这或许就是入狱半年多很少和人交谈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真实的想法不能说，假话又不屑于去说。那位姓任的组长要我想开点，多和人说说话，真不知道，该和他们说些什么。

八十七

冬日里的一天，收工后，中队指导员通知我到办公室开会。那天，共有十二人参加，主持会议的是大队贺教导员。这是一个非常呆板的人，早年的部队生活养成了喜欢按条条框框办事的习惯，脸上从没有露出过一丝笑意，看样子大约四十岁出头。他布置了一项任务，由我们这些人临时组成一个特别小组，每天收工后在模型组的工房里进行政治学习，称为“两论学习引导小组”，重点阅读《矛盾论》和《实践论》，并结合周围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或写成心得，然后出墙报，引导全大队犯人掀起学习两论的热潮。十二个人中，大都是组长，只有我和模型组的卫随胜不是。卫随胜当过中学教师，看来抽出的人主要考虑了文化水平，要不造型五个组，正副组长十名，为什么要我参加。从今以后，我将不仅仅是生产工具，还要成为宣传工具，像一头牲口一样被套在车上，如果不出力拉车，自会有鞭子抽在脊梁上。由此使我更深地认识到，狱中的两重人性并不是一些人心甘情愿地想具有，一切都是环境使然，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否则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趋利避害本就是人类生存的手段之一啊！

第一天下午，挨我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南方口音，听说是三中队的一名组长，姓丁，面部白中透黄，颧骨高高突起，下巴尖尖，好像小时候见过的那种大烟鬼，给人一种病态的感觉。他时不时地向我打听外面的情况，我不敢乱说，只低声应付着。他甚至几次悄悄问我外面武斗的情况，我说自己一直住在农村，对于城市里的情形不大了解，只有一次，正在地里干活，飞机从空中撒下许多传单，方才知道广西、四川的武斗还动了真枪真炮，至于太原，也只是道听途说，详细情形并不了解。其后便尽量不和他说话，以免招来麻烦。第二天晚饭后，中队的杨指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严肃地告诫我：“今后和谁也不要谈论外面的情况，这里有些人总想打听一些外面的事情，你进来时间不长，自然成了他们打听的对象，千万不要上当”。我当即承认了错误，指导员也没有再说什么就让我回来。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对我印象一直不错，因为自入监以来，无论干什么都能按定额完成任务，而且质量比较好，从未出过大批废品，也没有违反过规定的制度。对于他们，这就够了，至于思想上如何想，他们才不管那些哩。因此，指导员对我的批评，只是提醒而已，并没有严厉的表情，他甚至还借机指出我半年来干得不错，要我坚持下去。

回来后，独自坐在走道里的马扎子上抽烟，觉得好笑极了，这能立什么功？这些老犯人也太无聊了。正好关益三从我面前走过，便招呼他坐在另一个马扎子上。关益三，四十七八岁，山阴县人，与我邻县，来到这里自然也算是雁北老乡，在模型组担任副组长，对于我后来调到造型组干重体力劳动活儿曾经很遗憾，他觉得我上过中专，起码看得懂图纸，应该留在模型组更合适。但模型组的正组长嫌我迷迷瞪瞪，表现不佳，便报告队长打发了我。此后，虽然和关益三不在一起，见了面总要闲扯几句，老乡么，到什么时候总和别人不一样。他曾在阎锡山的部下当过团长，太原战役被俘，以后回到老家。一九五五年肃反时，担心被抓，只身逃到甘肃，改名换姓赶起马车。一九五八年全民整风时，还是被抓了回来，判了死缓。他当营长时，曾在我们县城驻防，对我们县的一些情况比较了解，这成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谈资。半年来的接触，感到他为人正派，不喜欢搞那些邪门歪道，这次我和他都参加了特别学习小组，交谈的机会自然多了。他坐到我旁边时，笑嘻嘻地问道：“指导员是不是批评你了”？我点点头说：“算是吧，其实也无所谓批评，只是提醒而已，因为我的确没有具体的说甚”。“以后多注意点，这里有些人，尤其是一些组长们最喜欢汇报别人，昨天问你的那人，姓丁，当过汉奸，是个特别善于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的滑头，今后对这类人要格外警惕”。说过后马上起身走了，以免呆的时间长，引起别人不必要的怀疑。

入监半年来，从我接触的人和听别人所说，这里有两种人比较难处，一是当过汉奸者，二是做过特务的人。这两种人，在干部面前，花言巧语，甚至无中生有，把别人的点滴小事上纲上线，提到改造与反改造的高度上进行分析，以显示自己是真正的改造积极分子。干部对这些人是什么货色，应该十分清楚，只不过为了利用这些巧言令色、两面三刀之徒，随时掌握犯人的动向，只要不出纰漏，他们的工作自然也算做好了。因而在表面上显得比较相信他们，称他们为靠近政府的积极分子，给予公开的支持，结果使得这些人更热衷于打小报告。我一向十分憎恶这种背后使刀之辈，总觉得这类角色太缺德。奇怪的是，周围的环境，眼前的社会，时时在鼓励此种行为，并加意给予培植。当年在学校时，凡是背后打小报告者，被领导看作是靠近组织的行为，有些人的入团、入党，凭得正是这一点。监狱里，同样有这么一批人，专门搜集别人的一言一行，也成了靠近政府积极改造的具体表现。我常常暗自思索，一个社会提倡此种不道德行为，鼓励投机者借他人之肩往上爬，只能助长阿谀逢迎、拍马溜须的恶习，使一些不学无术、道德败坏者扶摇而上，久而久之，会严重地伤害那些埋头苦干人的积极性。而且还可能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彼此不信任，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尤其在运动来临之时，无形中助长了落井下石、平白无故陷害他人之风。这或许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吧。

日常生活中，凡有集体存在的地方，此种现象随之存在着，领导者不论职务高低，大都喜欢有一帮人对其奉承，为其抬轿，于是拍马谄谀者蜂拥而至，小人得志，君子远去，世风每况愈下，令人寒心。

七十年代的狱中，争当改造积极分子，互相汇报，互相倾轧的现象所以更为严重，那是因为有些人处于绝望之中的缘故。大凡人在绝望时，总要找一根救命稻草，企图把绝望变成希望，尽管这种理想性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总有人要尽力挣扎，不择手段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汉奸和特务，原本就不是生活在阳光下的人，偷鸡摸狗、投机取巧是他们的本性。因此当我得知那位姓丁的组长当过汉奸时，从此再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也因此，使我对所有这类角色一概持鄙视态度。

八十八

高产竞赛一周后，人们普遍累得吃不消，每天超额完成任务的数量越来越少。我也同样感到极度的疲倦，想适当放松一些，像这样不要命的硬拼，并非长久之计。我们的刑期那么长，一旦弄下病，今后苦了的仍然是自己。但不能说，我的搭档是管生产的组长，他负责，自然是他说了算，每天仍要超额百分之三十以上，我也只好奉陪到底。他已是四十八九岁的人，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体力算不得怎么强壮，只因为担任了生产组长，自己觉得应该比别人多干一些，起到带头作用。有时看他手忙脚乱，简直像是小跑，着实很可怜。他为人怪怪的，总喜欢背后叨咕别人，两眼看见的老是其他人的毛病，周围的人们大都讨厌他，因此在高产竞赛时很少有人帮助他。

一般来说，每次高产竞赛，总要从其他各组，就像模型组、工务组、库房、焦炭场等地方抽调一批人员前来帮忙，浇注组的人，在浇完一批铁水，下一批尚未出炉前的间隙，也要来帮助造型。我的助手唐顺不仅帮我铲砂，还经常帮我抬箱。唐顺比我小一岁，我们县西关人，弟兄姐妹中排行最小，父母去世后，在平鲁县水保队找了一份工作，也是“一打三反”时判的，我俩同时来到汾阳，相识于第二监狱。因着是老乡，关系自然比较密切一些。唐顺不识字，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眼睛很大，恼怒时瞪起双眼，令我常常想起旧小说中张飞、李逵、程咬金等角色的模样，他给人的印象正如许多草莽英雄一样，力大，鲁莽，甚至还有几分笨拙。平日里，凡是写信，写学习心得，写总结材料等涉及文字方面的事情，由我全部包揽，每次高产竞赛时，他便利用浇注的间隙帮我造型。有时我也敦促他帮我那位伙伴铲一会砂子，他很不情愿地应付一会后，又回到我的身旁，所以我比那位搭档要轻松许多。

监狱的劳作，既紧张又不惜人力。我来这里时间不长，已经进行了几次高产竞赛。六月份的口号是向党的生日献礼，刚度过七月份，又提出新的口号：大战八九月，向国庆献礼。现在呢，年底了，口号又换成了大战十二月，向新年献礼。过年后，据说又要迎战开门红。一年里太多的高产竞赛，没完没了的献礼，恨不得将犯人身上的油水榨干。每次高产，要求超产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最后几天，还要加班加点，动员所有能够暂停的工种人员都来帮助造型，每人必须翻番。监狱当局，虽然在口头上不断强调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像社会上提倡的“抓革命，促生产”一样，这里换成了“抓改造，促生产”。所不同的是社会上“抓革命”是实，不断挑起各式各样的斗争，斗争即是革命，而工厂里的生产却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监狱里的“抓改造”正好相反，多是虚晃一枪，而促生产却毫不含糊，要求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成为考核的重要指标，年复一年地重复着那些向什么什么献礼的口号，把每个人使用到血尽毛干。长久从事这种劳作，整天又被烟灰呛着，绝大多数人的脸色极为难看，白中泛黄，看不到一丝血色。对于少数完不成任务的人，每天的学习时间成了大家“帮助”的对象，也有些多次“帮助”效果不大的角色，队长便指使专门抽出来的劳改积极分子们，将其带到一所僻静处的房间里单独进行“帮助”，其间进行了怎样的“帮助”和“帮助”了些什么，多数犯人不得而知，只能凭想象去猜测。总之，这里的所谓改造，主要是服苦役，属于典型的强迫劳动，充分利用劳改犯中的“积极分子”，严密监视着每个人，天天务必完成任务。面对这种情况，我常在想，“文革”中，停产半停产的工厂那么多，要不是这些劳改单位，我们的经济怕会比眼下更加糟糕！名目繁多的高产竞赛，虽不新鲜，却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能量去创造财富，至于犯人，每人每月只给两元的零花钱，抽得都是极其劣等的无名烟，大家把这种没有牌子的烟叫做经济烟。

有时，我也感到十分迷惘，人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有些愚蠢的家伙还要那么卖力，自己卖力不说，还要督促别人也像他一样去干，否则就去汇报你。中国人的好斗，尤其是自咬自的根深蒂固的毛病，这些年，在“阶级斗争”的发酵剂刺激下，日益膨胀，就连监狱，也在每时每刻地强调着“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绝大多数组长们，个个都以积极改造者自居，相互之间激烈地竞争着，把生产定额提高了还要再提高，以至最后自己也很难完成任务。面对这些人，虽然憎恶他们，有时又为他们感到深深的悲哀，甚至可怜他们，人家会相信“敌人”吗？这一切，或许是环境使然，监狱当局要求如此，如果胆敢违抗，进入“反改造分子”的行列，结果更糟，还不如伪装积极，日子过得反倒安稳一些。于是在犯人中，争当积极分子，成了少数人的奋斗目标，打小报告，靠近政府，互相倾轧的现象甚为普遍。也正是在这种狗咬狗的争斗中，干部找到了控制点，常常不失时机地表扬一些积极分子，批评个别落后者，使绝大多数犯人都能规规矩矩，作驯服的工具。即使再累再苦，谁也不敢啃声，只有埋下头来，咬紧牙关，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也同样是这样的浑浑噩噩的劳改犯！

八十九

春节到了，没有一点过年的景象，初一到初五为休息日，绝大多数时间呆在号房里，寂寞冷清。除了吃饭睡觉，总觉得百无聊赖，还不如每天忙忙碌碌地干活呢。一个房间里住着七八个人，大眼瞪小眼，彼此看着，谁也不想多说话，环境使每个人都对别人存有戒心，各自互不信任，生怕说错一句话，成为他人立功赎罪的材料。这种你看我我看你的难堪而又尴尬的局面持续着，空气也仿佛停止了流动，人们内心里普遍有一种将要窒息的感觉。尽管每两个房间发有一副扑克牌，可以轮流着玩，但监规纪律规定，犯人不准串号房，一个房间的人往往玩不起来，尤其那些年老的犯人，根本不想什么娱乐活动，多数只会假寐，让你永远摸不透他的心事，此时是想家呢还是警觉地聆听着什么。每天上午或下午有一次集体活动，轮流着出到监房外面的空地上，围成一个圆圈，进行一种叫做“击鼓传花”的游戏，一人打起鼓来，一朵红布做成的花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鼓声一止，花落在谁的手上，谁就得唱一支语录歌，不会唱的，背一条语录也行。

这种游戏，本应在少年儿童中进行，蹦蹦跶跶，自有一番热闹景象，而且一定要自觉自愿地参加，才有兴致。现在，在一群年龄相差甚大，又处处显出死气沉沉的人中间进行，实在引不起人们的多大兴趣，只因着值班干部在场，不得不玩下去，反倒觉得索然无味。任何勉强的活动，一旦失去了娱乐的因素，往往显得格外沉闷。活动结束后，大家排起队报了数，整队回去，依旧靠在铺盖上，两眼朝向天花板，谁也说不清这些人在想着什么。

春节在外面度过，对我来说，早已习惯。在沈阳上学时，假期很少回家，一个人住一间房子，陪伴我的是回家同学的行李，一捆一捆堆在那里。东北的冬天更冷，极少出去，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呆在屋子里，只有到了傍晚时分，才在操场里走几个来回。但那时没有寂寞的感觉，因为有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陪着我，和这些古人、外国人交谈着，尽管他们逝去很久，我却觉得就在身边和眼前，个个都是我的师友，每个假期过得充实而愉快。如今成了身不由己的囚徒，再也没有看书的机会了。在农村那几年，尽管派给我的任务总是排的满满的，但除了六九年的打地洞，其它年份过年时总要休息十几天，也能抽出时间读几本书。对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来说，个中乐趣外人往往难以体会。可现在呢，除了几张报纸和语录本，还能有什么读物呢？“文化大革命”和历史上的焚书颇有相同之处，禁百家之论，树一家之言，犯人甚至连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也难以看到，一个红皮子的小本本已经包罗万象，抵得上一部百科全书。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从中寻找答案。在农村管制时，毕竟村里识字的人不多，有几条语录在请罪时背背，完全可以应付过去。

到了监狱，环境不同了，这儿识字的人多，特别是那些老犯人，他们之中有当过军官的，也有当过县长专员什么的，更有一些鬼精精的特务出身的人，个个把语录本背得滚瓜烂熟。当你违反一点监规纪律，他会马上给你念道：“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当你生产中出了几个废品，又会向你宣读：“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圣旨。这里，除了语录本，再也不会看到任何书。早在进来前就知道，现今的书店里，书的品种少得可怜，用一个人的观点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是当今圣上独创的专利，何况这里又是监狱，想读书简直就是非分之想！年轻时读过一些早期共产党人的传记，他们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还在不断看书、学习，据说剥夺了人身自由，尚有学习的权利。我不知道他们当时读的什么书，但可以肯定不是什么蒋介石语录。我们生长在如此“伟大的新时代”，狱中却看不到一本语录以外的书，多么可悲啊！这个时代，许多书都分别改姓了封、资、修，成为三家店里的黑货，时时刻刻在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被称作大毒草。不读书，不学习正可以净化人们的思想呢。

既然没书看，接下来就只有想家了。古人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在象征着合家团圆的春节时候更是如此。虽不像刚入监时那样为母亲操心，但还是放心不下，她嫁的这个男人是否厚道，弟弟妹妹们是否受气？所有来信中都未提及。在村里那阵，常听人们说，改嫁出去的女人最受苦，只要孩子们受到哪怕是一点点伤害，她的心都在滴血，为了能够把光景过下去，只有忍受种种煎熬，把泪水咽到肚里，可以想见，这种身份的女人比常人承受的压力要大得多。母亲是否也是这样？每逢想到这些，便会深深陷入内疚之中，要是我还在家中，虽然穷困，一家人总是一条心啊！不过，有时又感到一丝欣慰，母亲离开我们那个家，总算跨进了贫下中农的行列，长期以来压在头上的巨石终于掀掉，三弟还上了初中，她和弟弟妹妹们只要过上正常人的日子，不被人当做另类来欺侮，总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让我独自把从爷爷以来的所有原罪都承担过来，只要亲人们不再被奴役、欺压，我的心也就可以真正地放下了。

每天的闭目养神，脑子里何曾有过片刻的轻松！养神，养神，这是一个入监不到一年的服刑者所能做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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