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18日，丰田合成天津工厂发生罢工期间，工人在工厂附近走动
从富士康12位员工接连跳楼,日本车厂在大陆的零部件企业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到上海到处可见的餐厅招聘广告,种种迹象显示,支撑中国过去十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廉价劳动力已至关键的供求拐点。
无论学术界争论“刘易斯拐点”是否已到来的结果如何,但未来几年中国涨薪潮将不可避免。从日本及台湾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口红利结束意味着产业转移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对中国而言,幅员辽阔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可能。
中国作为主要制造中心的地位短期不会改变,但内迁及产业升级改造将成为企业界近阶段热议的话题。这种产业转型无疑是痛苦的,大型制造企业可以内迁,可以提高自动化水平,甚至可以将成本部分转嫁给下游零售商；但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则将会面临生死考验,若不能在内销上有所建树,或会有成千上万家企业在转型中悄然消失。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表示,“如果未来几年宽货币(政策)不出现拐点,资产泡沫不变,(国内)工资增长势头将会加速。”
“未来3-4年,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每年将上升20-30%”,瑞信亚洲区(除日本)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指出,这可能有助于中国转型为内需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出口行业的利润很可能会进一步侵蚀。
其实,结合近期的政策面,可以理出一条简单的逻辑:20年来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越来越受到环保及外部贸易环境的制约,但产业转型往往需要外力推动,于是多个省市的最低工资大幅上调、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人民币重启升值之路,中央政府从国际金融危机中缓过气后,出台一连串强硬措施以推进转型之路。
近期沿海地区罢工事件的不断爆发,已成为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推手。迫于外界压力,富士康6月两次宣布上调其深圳厂区员工薪资,一线作业员由原先的每月900元上调至2,000元。之后全球第二大代工企业伟创立珠海代工厂、台湾美律深圳厂等先后出现罢工。
同样,以精益生产管理出名的日系车厂及其零部件配套厂亦遇到了同样问题,本田汽车、丰田汽车的配件厂因部分工段的工人罢工,造成配件厂停产,从而令本田和丰田的整车厂停产,最终这些企业大多以上调薪水来平息罢工事件。
**劳工无尽神话结束**
上海一家餐馆阮姓老板今年来一直抱怨,为什麽洗碗工和服务员一直找不到?再细问,原来是像前两年那麽便宜的人找不到了,来应聘的人要求的工资普遍较高。这只是目前沿海城市劳工市场一个缩影:劳动力总量供应充足,但部分底层员工的薪酬上升速度较快。
陶冬认为,目前国内的劳工结构不代表全面短缺,只是新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劳工,理想与父辈不同,信息交流更迅速,对薪资上涨的需求更强烈；而且4万亿基建投资给中西部地区带来大量工作机会,外出打工的比较优势正在消退；再加上政府出于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亦希望改善低层劳工的收入分配。
“以前的劳动力供应曲线中,工资是不变的,劳动力是无限供应的；而在今后,随着价格的上升,劳工供应也会上升,但是中国劳工无尽的神话已经结束了。”他表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提前到来。
谈及劳动力,经济学有两个专业名词,一个是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另一个是刘易斯拐点,那是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富裕劳动力逐渐枯竭,无法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意味着工资的加速上升。
绝大多数经济界人士仍维持人口红利将于2015年结束的判断,若中国延后退休年龄,人口红利结束期还可后推,经济增长动力仍存。不过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即工资是否会持续加速上升,学术界存在争议。
申银万国首席经济学家李慧勇认为,目前农村人口还有6亿,而仅需2亿左右劳动力即可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农村还有大量富馀劳动力。而且国内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非农产业,预计短期内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的趋势不会改变。
不过国金证券分析师徐炜认为,更具代表性的中国青壮年劳动力拐点已经出现,这意味未来人力成本上升,生产能力下降。像日本青壮年劳动力拐点出现在1971年,之后进入经济转型期。对中国而言,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未来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下降速度要大于日本。
**内迁潮出现**
野村证券中国经济学家孙明春指出,之前20年中国工资水平逐年提高,但生产企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自我消化,但基于目前劳动力短缺,今明两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太可能赶上劳动力成本的涨幅,预计这两年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的利润率将受挤压。
利润微薄的纺织服装及电子代工企业将首当其冲。以富士康为例,据美国权威调查机构iSupply调查显示,最低售价达499美元的苹果APPL.OiPad产品,富士康的代工收入每台仅11美元。业内分析,这笔代工收入已充分考虑达到极限的生产效率及微薄利润。
台湾电机电子公会副总干事罗怀家称,大陆投资环境已经产生剧烈变化,沿海省市不再是廉价投资的地区,"东南亚与印度等劳力成本低廉、并富涵天然资源的国家,将是市场与原料均在外的台商,可考虑的迁厂地点。"
不过,大陆成熟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及庞大的内销市场使得中国全球制造中心地位短期难以动摇。德勤近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在未来五年内仍是最具制造业竞争力的国家,印度排名第二位,五年后美国和日本的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均告后退。
香港出口贸易商--利丰有限公司总裁乐裕民稍早表示,中国的低成本年代相信已经过去,但是中国在整个供应链中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利丰在内地的采购并没大的改变,但会将采购重点由沿海地区转至内陆。
富士康宣布调薪后,外界估算其深圳厂区一年基本工资支出近50亿元。不过富士康近期正筹划将大多生产线迁往重庆、河南等传统劳动力输出地区,这些地区的成本与沿海地区有较大的差距。
全球笔记型电脑代工龙头厂商--广达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梁次震指出,“华东地区的基本月薪是1,120人民币,但是重庆只有700以下。”
内迁成为相当多大型电子代工企业的选择,重庆、成都、武汉等二线城市成为首选。去年底惠普计划打造重庆生产基地后,台湾鸿海集团旗下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纷纷跟随进驻,重庆计划成为全球最大笔记型电脑(NB)生产基地。而台湾面板大厂奇美亦考虑在成都和武汉新建后段模组厂。
在全国10多个省市近期相继调高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后,重庆等内地省市仍按兵不动。消息人士透露,重庆市政府近期在接见台商代表时,承诺今年不调高最低工资标准。
英业达董事长李诗钦对媒体表示,将加速移往内陆,英业达重庆厂区预估11月开始进入量产阶段。而在大陆雇有35,000名员工的全球最大电脑键盘制造商--群光,也准备前往重庆觅地建厂。
但联想集团一位高层表示,公司并未考虑内迁计划,“是否内迁,与公司整体战略相关。”目前联想集团在上海,北京,深圳及广东惠阳建有生产基地。
**以邻为鉴**
中国将要面临的劳动力重估历程,日本在70年代、台湾在80年代都曾经历过。例如日本在60年代以高投资、高化工为主导,第三产业崛起,带动了经济的起飞。但在1970年前后,工资快速上升推动日本在70年代初期进行结构转型。
长江证券专题分析报告称,日本在转型过渡期内,由于城市化率较高,其增长动力由消费主导,产业结构逐渐转向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同时传统产业仍起到了支撑作用,制造业依然带动经济增长。当时,汽车业带动钢铁、机械和化工成为日本制造业维持增长的主要动力。
台湾的转型是另一个例子。台湾经济研究院也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当时台湾当局决定以资讯电子及机械工业为策略性工业,做为产业政策重点,并奖励技术密集度高、产业关联性高、附加价值率高及能源密集度低的策略性工业。
“自1980年代下半段起,台币兑美元汇率由40大幅升值到25.5价位,使劳动成本大幅提高,造成劳力密集的传统产业外移。当时政府引进半导体积体电路等电子产业,适时提供了产业升级所需的方向与目标。”台经院研究员陈碧峰说。
台湾电机电子公会罗怀家表示,目前大陆的经济环境,类似台湾在1980年代的状况,在国际保护主义压力及劳动成本优势削弱的情况下,需要新兴产业来取代传统工业的成长动能。
“转型并不是一定要把经济打到地面,”李慧勇指出,类似广东、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在传统制造业逐步迁移的同时,要创造条件打造本身的优势产业。
他认为,东部地区首先是充分利用人才优势,打造研发、金融、创意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其次,作为拥有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完全可以围绕都市经济不断开发消费新产业。
**加薪与消费的传导**
野村孙明春认为,工资的快速上涨将有助于提高收入,特别是消费倾向更高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因此今年家庭消费将保持强劲。
国金证券分析师徐炜指出,根据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随着经济转型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在饮食中,牛奶、啤酒等消费将增加,居民将更多地外出就餐,购买新型耐用消费品,对旅游、电影体育、品牌服装等需求也将增加。
加薪直接刺激消费,改善企业利润,进而抵消成本上升。而产业内迁加速中西部城镇化,亦可提高消费,政策方向清晰。但转型之路并不容易。
“若工业内迁不成功,城市化也不会成功,”瑞信中国研究部主管陈昌华指出,产业转移将带动更多农民进城,而城市居民的消费将远高于农民,这将进一步带动国内消费。未来五年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5个百分点至52.6%,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多带动消费1,100亿元。
不过刘煜辉表示,“加薪以拉动消费往往是一厢情愿的,”一旦工资增速过快,将会减少企业利润,那企业的第一反应是订单转移或关掉生产线,工人将会失业；或者是通过资本支出购置设备代替人工,就会导致就业需求的降低。
他还指出,工资成本仅占企业总成本的一部分,例如在目前宽松货币环境下,原材料上涨也会带来负面压力,这种良性循环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
**未来中国向全球输出通胀**
加薪潮的影响力,其效应将不仅仅局限于国内。
瑞信陈昌华预期,中国的制造商将会更强硬地将成本压力转移给其他国家的零售商,未来十年中国很有可能向世界出口通胀,而非通货紧缩；同时,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份额可能不会再增加。
他说,由于国外媒体的大量报导,影响到了类似苹果这样企业的企业形象,因此这一轮可以转移部分成本。当然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企业,它转移劳动力成本的能力要比其他中小出口企业强得多。
“不可避免的是小公司在转移成本时比较困难,无法转移。”他预计,成本转移的过程可能会持续短则一两年,长则两三年。
富士康调薪后就表示将与其客户商讨上调代工费用事宜。富士康认为有加价空间来抵销人工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影响,并希望近期与客户达成共识。
诚然,类似富士康这样的强势代工企业,类似苹果iPhone这种高利润产品,加价要求应能实现。但是中小企业呢,没有雄厚资本内迁,没有十足的议价能力,若是再找不到合适的内销渠道,许多沿海的中小代工企业最终选择可能就是关厂。
“一只iPhone手机苹果要赚200美元,多给几美元完全有可能,苹果最怕贴上血汗工厂标签；但是戴尔、惠普可不可以这样做呢?”深圳一位电子经销商反问道。
“未来可能有一批沿海代工厂将陆续关闭或转移,这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中国动向首席执行官(CEO)秦大中表示,沿海是中国代工产业最发达的,现在成本上升了,一些企业可能会往后退,退到内陆,再往后,退到西部,但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必须要把人力用在带来高附加值的产业上。
中国动向是意大利运动品牌Kappa在中国及澳门的全部权益持有人,其产品基本由代工厂商完成,目前共有约90家代工厂。(完)
(台北中文部董永年与北京中文部黄运涛对本文均有贡献)
